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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此前已读过报告的全文，有些代表已是几度重温了”。）
“这178个单位在一周内作出反馈，”金冲及说，“他们接到的指示是，对报告提出经过深思熟虑的意见是当前的首要任务（真正的紧急情况除外）。意见包括逐句的评论和修改建议。”
收集到178份评议之后，起草组全体人员来到北戴河海滨，进行对刚刚收回的大量反馈意见的处理工作，在认真修改的基础上撰写第二稿。这时正是江泽民、胡锦涛和全体高层领导在北戴河海滨的季节。起草人需要这种便利，因为要做出许多涉及敏感问题的决定，有时甚至涉及单个词的选择。
“想想这有多么复杂，”金冲及感叹道，“对每一个思想、每一句话每个词，都可能有178不同的建议！更糟的是，许多多的建议经常互相矛盾。当然不是真有178种想法，但对关键部分，常常有几十种意见和建议。”
为作出最后决定，30名起草人分成5个小组，每组6人，各负责一个部分：总论；经济；政治；文化；党建。重大问题提交全体人员讨论，定期举行全体会议。
“每个小组设一名组长，”金冲及说，“遇到疑难问题必须作出决定时，就找胡锦涛，由胡跟江泽民通气。”
修改稿完成后，再次由政治局常委和委员传阅，集中每个人的意见后，再写下一稿。8月末，该完成最后一稿了，这时江泽民亲自介入。
“8月30日到9月17日，江集中精力看报告，用8个整天时间仔细研读，作最后定稿，”金冲及说，“他想得到第一手意见，与各部委、军队、省市的代表座谈。9月18日，他与起草组举行工作会议。这是他第二次跟所有起草人正式会面。”
这次会议非常细致，”金冲及说，“江增加了8个小点，我们将其一一融入文本。例如，他要求把国防单独作为一部分，出它的重要性。他指出，不允许国有资产归市以下的农村地区所有。还有一比较有意思的意见，他想在报告中传递一种‘忧患意识’，以反映世界的真实现状。江强调说：‘不要以为好日子会永远存在，中国正面对许多重大挑战，包括激烈的外国竞争，我们必须保持战略一致，维护团结统一。’江要求我们修改报告的倒第二段，加强这种忧患意识，我们做了修改。”
“但即使如此，”金及补充说，“江一直没停止对报告的思考。10月访美期间，他还不断与同行的曾培炎、滕文生、王沪宁讨论。回国后，江又增加了一句话，是关于城市化的适当程序和正确结构的。”
报告的终稿在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会上正式发布。（按规定，本届大会的工作报告是代表上一届中央委员会作的。）编缉工作十分紧张：在11月3日至5日的七中全会上作了几处修改，11月8日十六大就开幕了，江在这一天宣读了报告全文。
报告的题目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报总结了领导中国13年的江泽民对中国的审视和对党的未来的憧憬，反映了他为国家和党作出的贡献。
江泽民发表了讲话，他身着黑色西服，系着带红色圆点的领带。通过广播电视的实况转播，数亿国民收听了他的讲话。1375名中外记者在北京报道这一盛事，这个数字是破纪录的。
江的嗓音深沉而独特，有一股自喉间的气势，充满魅力，听了让人觉得安心。这是一位对自己的工作领域信心百倍的领导人用其独特的韵律和节奏发表的一篇演说。
报告的大部分内容都遵循可预见的模式，但即使是措辞上细微的差别也都意味着政策上的重大调整。透过那些保持历史传统和思想路线的党内套语，党的各级干部都在密切关注措辞的微妙变化，甚至重音的不同，因为这些都传达着不同的含义。
这基本上可以说是江的告别演说。他从1989年自己被任命为总书记以来中国所取得的成就说起，在这个时期里，中国的综合国力大幅跃升，社会长期保持稳定。毫无问，中国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比5年前有了改善。
我们“经受住一次又一次考验，排除各种干扰”，江说，“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航船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破浪前进。”
不出所料，江强调“三个代表”思想是党内革新的指导方针，为国家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江说，贯彻这一新的思想“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三个代表”思想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中国社会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重要的是，江还把“三个代表”思想称作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几乎每一次提到“三个代表”，都会加上“重要思想”这个短语，通过把“三个代表”思想看作集体的成果，江把它的重要性提升到了空前高度。
以前，江曾经多次讲述过“三个代表”思想，但这一次却有所不同。这是党的代表大会的报告，这就意味着重大的成功。
在宣讲他的理论时，江强调，党的领导干部必须“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与此同时，他将“三个代表”植根于马克思主义，指出“三个代表”是由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衍而来，旨在实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要求。
通过这种推理方法，江把话题引向他最具争议的观点——吸纳企业家和私营业主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重申了工人阶级的重要性，并暗示工商业者已构成一个新的社会阶层。简单地说，他们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江泽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并不在于业主和工人的区别，更重要的其实是其最终目标和独特的方法论。其最终目标仍是共产主义，但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其方法论必须“与时俱进”。党似乎正好及时地作了自我再造，更准确地说，是江让它获得了再造。
江说，企业家和私营业主应当得到“鼓励”、“保护”和“表彰”。对那些能够理解措辞奥妙的人而言，这是一种明显的嘉许。在推动这场惊天动地的改革进程中，江取得了成功。
江使党更加多元化，更具现代性，也更富活力。他认为，只有“以改革的精神”为党的肌体注入“新的活力”，才能保持党领导国家的“先锋队”地位。“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意义重大。”江对热烈鼓掌的代表们说，它可以使我们党“始终与时代发展同步伐，与人民群众共命运”。
把“三个代表”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后，江泽民在其报告中明确指出，在未来20年里，中国的总目标是建设“小康社会”，使13亿中国人民的生活达到更高的水平。中文里的“小康”在被翻译成英语时，意思是“富裕”（well…off），其实，“小康”并不是那些母语是英语的人所理解的富裕。从字面上理解，“小康”的意思是“小的富足”，学者给这个词的定义是，没有到“富裕”的程度，但比“温饱”要强。江希望，到2050年，整个中国能够发展成为一个“中等发达国家”，与现在的葡萄牙的发展水平相仿。根据这一计划，到202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2000年的4倍。
在这个过程中，需要采取的步骤包括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实现可持续发展，推动信息技术进步，发展中国的“非公有制经济”（这是对私营企业的婉称）。江说，我们必须“充分发挥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在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就业和活跃市场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私营”这个词已经公开使用了。虽然夹在语句中并不显眼，但这个过去受到嘲讽的词语如今以正面的含义出现在官方文件中。而且，江表示，私营企业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市场准入和对外贸易等方面不应处于劣势。他还保证要给予私有财产更多的法律保护。
他认为，只要公有制仍占主导地位，政府就可进一步支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这是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础。江没有为“公有制”和“主导地位”下定义，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这两个词的范畴日益宽泛。
江对眼前不能实行“按需分配”个共产主义原则表示肯定，这是已经发生而且是几乎人人都承认的一个事实。他说，中国应“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与此同时，江在寻求一种实现收入水平合理的新平衡，防止贫富悬殊和绝对平等这两种极端。或者，正如他所说的，“既要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悬殊”。
政治改革则是另外一回事了。江拒绝把“西方式的民主”引入中国，尽管他提倡学术和政治开放。“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他说，“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江指出，政治改革将通过加强法治、规范制度、打击腐败，而不是通过多党民主或全民选举来实现。
江的报告的最后一章是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对于这位即将离任总书记来说，这是一切事业的基础。江强调实行“民主集中制”，意思是用民主原则指导重要领导的任命，用集中的则指导国内民主的开展。江说，与此直接关的是他称之为“党的生命”的“党内民主”。
他号召“扩大市、县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试点”，赋予党代会监督主要领导的权力。他的远期目标是通过党代会对党的领导实行长期、全面的监督，打破地方党委书记和常委会（县级常委会一般由11人组成）的独断专行。
江希这些机构改革将会抑制腐败。“不坚决惩治腐败，”他警告说，“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会受到严重损，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
江的另一个核心目标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