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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分类与统计零工式卖淫与摩登卖淫（2）
20世纪30年代大量涌向游艺场、电影院和百货公司的有一种叫做“淌排”（“淌牌”）或“淌白”的女人。“上海人谓之‘淌排’，言其在路上淌来淌去，颇像浮于水面之无主木排。……略施勾引，她顺着水势便淌到你身边来了，此之谓‘捞淌排’。”她们与雉妓不同，后者在马路拉客受到市政府种种法令条规的限制，但她们却在新建的公共场所游来荡去，不受官方干涉。指南书告诫说捞淌排有危险，一定要仔细鉴别。她们看上去就像女学生，着装时髦，脚蹬高跟鞋，脸上施着脂粉唇膏。大多淌排自立门户，也有的一望便知有跟包娘姨监视着。不知情者难免搞错，“每有一般急色儿，误捞人家人，吃耳光挨毒打。”指南作者细细教会粗心人识别的招数： 如一个女子独自一人在百货公司或游艺场等公共场所走动，那她多半是单放的淌白了，“因为好好的人家人，决没有单独一人，必有亲属陪同的。”最难辨别的是“双挡”，即成对出行的女人。书中告诫男人要注意她们走路时“是否回眸斜睬”，同她们搭讪时对方有无回应。倘若女人似乎有意，她起身走时就应盯上，到百货公司楼顶花园的僻静处去谈话，将事情定妥。淌排在游艺场游荡，还有的流动卖娼妇女则蹀躞往来于旅馆的走廊，旅馆的茶房会相帮着一起物色嫖客。大旅馆中还有“流动的按摩”，一部指南说她们是“衣衫华美，皮鞋橐橐的摩登女子”，提供全身按摩，发挥手的才艺。旅馆里还可让茶房去叫算命女，来了就算命或当即做皮肉生意。二战以后，还出现了一个所谓“吉普女郎”的新卖淫群体，她们乘坐着美国士兵巡游上海的车辆，专门为盟军提供性服务。舞场中的脱衣舞表演亦是顺带性服务的新形式。作为戏剧演出剧目的脱衣表演名义上有个故事，一般都发生在诸如向导社之类的地方。例如，有一出戏名叫《洋人查访女向导》，戏中一个讲蹩脚中文的外国人说出了他的愿望，他要检查他雇用的向导女的身体，看看她们是否受到梅毒感染。这就引出了脱衣的需要，于是脱衣舞就在聚光灯下展开。如果说外国观察家将上海写得富有异国情调，那么上海人则以域外风情作为这些表演的背景。例如，有一个故事发生在夏威夷群岛；另一个1938年上演的剧目《野人袭击美女》在中文小报上登广告，称戏里有篝火，并有“红种印地安蛮人和裸露的女郎”。第二年上演的舞剧剧目包括《夏夜露天浴》、《我想干那事》、《沉闷的春日》、《神圣玉体》、《四马乱奔》、《贞女的酥胸》、《桃红色内裤》、《巴黎夜生活》、《她的裤带》和《让我们宽衣吧》等等。这些表演每一个都在各种中文小报上刊登了广告或有报道，这些绘声绘色的故事与报道名妓和著名影星行踪的闲话专栏齐头并肩。故事本身写得十分详尽露骨，形成了黄色文学的别类，激怒了公共租界当局，于是当局会周期性地查封此类小报或收回其出版许可证。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作者在详述性服务新形式时对其繁衍迅速无不感到沮丧，这些新的卖淫方式冲击、破坏了原先使性买卖井然有序的等级制度。作者们隐含的意思是，上海生活中性色之泛滥不仅模糊了娼妓与其他妇女的界线，而且威胁到男人和女人的性别属性的稳定性。在少数探讨同性恋的资料中，有人将出现同性恋的原因归结为性的泛滥：“沪市淫风炽盛，以致发生性的变态。”作者争辩说，“若在内地，终可少见。”他看到这股“淫风”随时间的推移愈演愈烈： 20年前，“那时沪上的淫风，不及现在炽盛，卖娼的花样，也不如现在的多。”然而及至30年代，不仅有了名堂繁多的女性卖娼者，而且“男风”也大盛起来。“人兔”者，系投龙阳所好的男妓，“在那游戏场、各公园里蹀躞往来，飞眼媚人”：“他们的装饰，几已完全女化，且也涂脂抹粉，骚形怪状，乍见之下，殊不易辨别雌雄。”讨论用语与主张改革者谈论妇女卖淫的语言惊人地相似，作者的结论也是，男人去做“人兔”，“原因于生活的逼迫，或其它恶劣环境所造成。”作者们越来越多地将卖淫现象，尤其是新式的迅速扩张的卖淫形式，同中国的民族不幸联系起来。娼妓的生活艰辛、没有保障，但对于上海的穷苦妇女来说，她们的景况恐怕不是最惨的。20世纪30年代的评论员在调查妇女就业机会的时候发现，展示色相和出卖性普遍提高了收入： 说一句老实话，中国真正的女子职业，惟有工厂女工才是用血汗换饭吃，其它的什么女店员等职业，已有几分“活招牌”性质，妓女更是挂招牌出卖性欲的，调胡丝的女工每日工作十二小时，所得的报酬只有几毛钱，最便宜的庄上小姐，陪客一宿，也能获得袁头三五枚。两相比较，工女确比妓女苦得多！然而，这位作者继续用典型的30年代谈论娼妓问题时的矛盾态度说，这职业却不能只凭收入多少来评价的： 物质的报酬，工女虽不及妓女，而精神的愉快，妓女却万不及工女，因为工女不必去挨胡椿的刺痛，不必去承受酒气醺天的接吻，不必装了笑脸去应酬她所不愿意见的人，不必去挨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