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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日本战后赔偿与歪曲的历史认识和解条款的内容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２９日达成了和解协议，其条款全文如下：
１当事人双方再次确认平成２年（１９９０年）７月５日的《共同声明》。但是，被上诉人主张，上述《共同声明》并不意味被上诉人承认自己有法律责任。上诉人对此表示了解。
２被上诉人为解决《共同声明》第２项记载的问题，为向在花冈作业点遇难的人们（以下称“受难者”）表示慰灵等意向，向利害关系人中国红十字会（以下称“利害关系人”）信托５亿日元（以下称“本件信托金”）。利害关系人接受此信托金，上诉人同意前述信托做法。
３被上诉人应于平成１２年（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１１日前，将本件信托金全部汇入利害关系人代理人律师新美隆指定的银行账户。
４利害关系人（以下称受托者）将本件基金设为“花冈和平友好基金”（以下称本件基金），并进行管理，用于以下事项：
①受托者以正确管理运用本件基金作为目的，设立“花冈和平友好基金管理委员会”（以下称管理委员会）。
②管理委员会由上诉人推选９名以内的委员组成，通过委员互选而指定的委员长是管理委员会的代表。但是，当被上诉人希望选派委员时，可随时指定１名委员。
③本件基金是基于中日友好的观点，作为对受难者进行慰灵及追悼，对受难者及其遗属的自立、生活照顾、子女教育等经费的补充。
④受难者及其遗属作为第二条记载的信托受益人，可以按照管委会的规定，申请支付本件信托金。
⑤受托者向受难者以及其遗属支付本件信托金时，应说明本件信托金的委托者是被上诉人本着本案和解的宗旨，从领受信托金者收取两份其承认本案和解的书面材料（领受人签名或盖章），其中一份交被上诉人。
⑥关于接受本件信托金的遗属范围，由管委会按照遗属的实情决定。
⑦管委会为对受难者及其遗属进行调查，通过同其他机关、团体的合作，使所有人能了解本案和解的宗旨。
⑧本件信托达到目的后，由管委会决定终结。此时，剩余财产的处理方法由管委会决定。
５本案和解旨在解决花冈事件所有悬而未决问题，包括上诉人的受难者及其遗属承认有关花冈事件所有悬而未决问题都已解决，以及放弃今后在日本国内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一切请求权。
如今后上诉人以外的其他人向被上诉人提出补偿等要求，不管此人是否提交了第４条⑤的书面材料，利害关系人和上诉人有责任进行解决，保证不给被上诉人造成任何负担。
６上诉人、利害关系人和被上诉人均确认除本和解条款规定的事项外，不存在其他的债权债务。
７一审、二审的诉讼费及和解费均由各自负担。
８本和解条款以日本版为正文。
四、法院的感想
法院在１１月２９日的法庭上，宣布上述和解条款得到确认，和解达成协议后，朗读了“感言”。现将有关表明法院信念和决心的部分引用如下：
法院认为把当事人之间进行自主交涉的重要成果——《共同声明》作为基础，劝告双方和解，以期解决全体受害者的问题是合适的，在１９９９年９月１０日以职权劝告和解。
鉴于解决战后赔偿问题等案件会遇到种种困难，立场不同的当事人双方难以取得一致的认识和意见，案件的性质决定如此。所以，法院认为有必要作为第三者，以公正的立场，尽力调解，以期彻底解决。
在劝告和解的过程中，法院偶尔坦率地披露自己的想法，因为我们不仅要研究本案特有的情况和问题，还应关心外国努力解决战后赔偿问题的轨迹和成果。并且不断地努力根据大胆的设想，不拘泥于以往和解方法，争取利害关系人中国红十字会的参加，以期解决关于花冈事件的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前些日子，法院向当事人双方提示的基本同意事项的要点正是法院这种信念和决心的表现。
今天正值迎接《共同声明》发表１０周年。２０世纪即将结束之际，花冈事件用和解的方法得以解决是很有意义的。它不仅解决了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的纠纷，也为中日两国及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信任做出了贡献。法院再次对当事人双方和利益关系人中国红十字会的具有远见的聪明决断深表敬意。
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２９日
日本高等法院第１７民事部
审判长审判员 新村正人
审判官 宫冈章
审判官 田川直之
此“所感”的基本内容同前面法院在１９９９年２月２３日和４月２１日口头发表的讲话是相同的，说明了法院促成和解的基本见解和认识是始终如一的。“所感”的一字一句决非玩弄词藻，很有份量，是２０次曲折的和解谈判的见证。当我听到审判长流畅地朗读“感言”时，深感表达了他的肺腑之言。
第一部分：日本战后赔偿与歪曲的历史认识对和解条款的简单解说（1）
从上述经过和协商过程中的交锋，能对条款有个大约的了解。但是，诉讼上的和解文书是法律文书，不同于日常用语，没有最起码的法律知识，会出现误解。因此，我想在必要的范围内，做些解说。
１． 关于第１条（同前面三之一，以下同）
正如法院的见解和所感表明的那样，本案和解的基本内容是再次确认１９９０年７月５日的《共同声明》，并以此为基础，最终解决《共同声明》遗留下来的未解决问题。应该反复回味一下，遵照《共同声明》所表示的高度理念、精神，才有和解条款的具体化。从纯粹的法理角度来看，《共同声明》成为和解的法律基础的意义何在呢？关于强掳、强制劳动，对鹿岛公司损害赔偿请求权是否存在诉讼的焦点，如果请求权很明显没有存在余地的话，那么，《共同声明》只有政治的、社会的意义，不可能作为法院长期以来促成和解的信念和决心的支柱。如前所述，原告方为推翻错误的一审判决，在上诉时付出最大努力来论证保障安全义务。一般认为这个论点能够确保法院的确信。其次的大障碍是时效问题，这同对《共同声明》的评价、定位有关（不过即使把民法７２４条的２０年解释为除斥期间，对不履行债务这一理论构成，也不能适用）。
另一方面，法院称赞鹿岛公司同意签署《共同声明》的决心，认为原告们在上诉审提出的主张有可取之处并因此而重视《共同声明》。不难想像法院之所以重视《共同声明》，是因为它理解《共同声明》的存在及其内容足以导致鹿岛公司放弃乱用时效援用权和时效利益。《共同声明》中的“责任”两字是否意味着承认有法律责任（义务），这原本不是鹿岛公司之内心问题，而应该由另一方的当事人——原告们以及社会常理来进行客观的判定。到了诉讼阶段，对方尽管辩解“责任”一词的含义只限于道义上的责任，不包括法律责任，但这并不能动摇客观的评价。万一和解谈判在最后阶段仍达不成协议，法院有意进行判决，说明法院的确信已形成。４月２１日法院提示和解劝告时，发表了口头见解，说道：“本案用和解方法得以解决的意义，从社会、历史等方面来看，比用判决的方法解决，具有数倍的价值。”对此，我们自然会想到，法院自然而明确地表明了它的决心。
至于第１条附加条款的添加经过，前面已经交代了。法院对鹿岛公司的要求，在拟定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１０日的“和解条款方案”时已经考虑进去了。即，用括号增加了一段：“但是，被告保留意见——认为上述《共同声明》并不意味被告人承认自己有法律责任，原告们对此表示理解。”很明显这段话决不是承认不存在法律责任。对不知和解经过，突然于某天得知和解内容的人来说，恰巧看到某些报道中的评论就可能会盲从，诸如：第１条款的附加文不是意味着原告同意鹿岛公司没有法律责任吗？这些人无暇去分析和解条款的文字是如何精心地选择的，所以这样理解也毫不奇怪。但是，如果根据诉讼的主张和举证并从和解谈判的经过全面考虑的话，就会理解，即将达成协议时，还能在条款里严密地表述观点，这点很重要（通常认为只要能达到和解目的就无妨，因此在最后阶段容易出现照顾一方当事人的面子的倾向。但是从本案和解重要目的之一在于第１条来看，可以说法院遵守了以《共同声明》为基础的原则）。
第一部分：日本战后赔偿与歪曲的历史认识对和解条款的简单解说（2）
２． 关于第２条
此项说明了为解决１１名原告等全体受难者的问题，适用信托法理达成和解。如法院所述，信托方式作为根据历史事实，谋求解决全体受难者的问题的方法是“不拘泥于以往方式的大胆创新”的产物。而从中国的原告们来看，却是必然的。这个主意能够具体化，要完全归功于中国红十字会决定参与本案和解。由于采用了信托方式，只是以信托金来表现。从外在形式上把握的话，像这样全体解决的法律理论的构成，是为战争受害者弥补损失、恢复权利的一种特殊方式，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