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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农红军向来以行动神速著称，而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却被那些笨重东西拖累住 了。经过扎西整编，彻底轻装，又渐渐恢复了往日风姿。但是，对于年轻的干部休养连连长 侯政来说，部队的行动越轻便迅速，他就越感到紧张和艰难。原因很简单，因为他的这支连 队是名符其实的“特殊连队”。著名的中共“五老”，有三位在这个连队。另外，随军西征 的三十名女战士，有相当大一部分在这个序列之中，其中就包括邓颖超和贺子珍。另外还有 一些负伤和生病的高级干部。带这样一支部队决不是轻松的事。侯政本来是某军团的卫生部 长，一听说要调来，头嗡地一下懵了。他刚要张口摆困难，跟他谈话的人立刻严肃地问： “你是不是共产党员？”他就不敢说了。随后，周恩来还以红军总政委的身份同他作了一次 谈话；话是温和而亲切的，但是最后一句却很不平常：“侯政，你要丢了一个人，我就杀你 的头。”而周恩来是从不轻意说这种话的。侯政就这样诚惶诚恐地接受了任务。开始他最担 心的是董老、徐老、谢老三位老人，怕丢了一个吃罪不起。不料这三位老人不仅从不掉队， 到了宿营地之后还帮他做了许多工作。尤其是董老，作为这个“特殊连队”的支部书记，工 作计划周密，处理问题细致稳妥，把工作做了一多半。其次，他担心的是女同志，哪知这些 女同志争强好胜的劲头儿，处处胜过堂堂男子。最使他感到难办的，莫过于女同志生孩子 了。他第一次碰到这样的事，真是紧张万分，手足无措。侯政最怕孩子生在野外，而那位女 同志偏偏在快到宿营地时开始阵痛，说话之间，血从两条裤腿流下来，小孩儿头已经露出来 了，而距宿营地还有三里之遥。他顿时出了一身冷汗，急忙找了两个女同志扶着她，艰难万 状地走完这两三里路，才进了一间房子，把孩子生在一束匆忙找来的稻草上。长征路上第二 个女同志生孩子，又使他感受到另一种紧张。那位女同志在行军中途发生阵痛，还好，路边 有一所房子，就把她抬进去了。哪知她在屋子里痛得打滚儿，就是生不下来。而后边的追兵 已经迫近，枪声清晰可闻。在这种情况下可怎么办呢？究竟是扔下她走呢，还是硬着头皮等 大家一起当俘虏呢？这时的侯政真是百爪挠心，难作决定。幸亏董老异常沉着，抓起耳机给 后边担任掩护的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打了一个电话，请求他们再顶上一阵；那董振堂竟十分 通情达理，大大方方地说：“董老，既然这样，那就让她慢地生吧！”孩子终于在一个小 时之后生下来了，是战士们艰苦抗击的枪声掩护了这个小天使的来临。这两件事给了侯政以 极为深刻的印象。而现在正躺在担架上的贺子珍，分明处在随时都会分娩的状态，她今天的 遭际又会是怎样呢？
侯政紧紧随着贺子珍的担架，后面是董老、外科医生李治和一个名叫李秀竹的女看护 员。这都是细心的董老一再告诫过的：要事先做好准备。尽管如此，但这项工作毕竟和任何 工作不同，难就难在你不知道我们的小天使什么时候拜访人间。前两三天贺子珍就腹痛了一 阵，弄得人们紧张万分，结果是万事俱备，小天使却音信杳然。今天早晨贺子珍又腹痛了一 次，后来也没有事。何况贺子珍和一般女同志的性格不同，她外在温和，而内在倔强，不是 万难忍受是决不出声的，这样也就更难判断、更难掌握了。
部队长长的行列行进在幽僻的大山间。贺子珍躺在担架上，盖着一床灰色军毯，神态如 常。也许人们以为，睡在担架上是很舒服的事，实际上在“地无三里平”的贵州山路上，一 时上，一时下，担架员被坎坷的山石绊倒，更是常事。侯政不时地关照着担架员注意脚下， 心里想道：“只要今天能平安度过，不生在路上，到了宿营地不管如何困难也好说了。”他 看了看贺子珍微微合着眼睛，象是睡着了似的，就对董老说：
“看起来，今天可能没有事了。”
“不，还是不要大意。”
董老总是那么稳重老练。他留着两撇黑胡子，身着红军服装，腰扎皮带，身披大衣，健 步如飞。不知你是否看到过他青年时代的照片，他穿着长袍马褂，戴一顶平顶帽盔，真使你 哑然失笑；革命真是改变一切，和今天的董必武怎么也想不到会是同一个人。
董老的话果然不错，在后面传来的炮声里，已经听到了夹杂着的机关枪声。这显然是后 面追击的敌人迫近的征候。“糟了！”侯政在心里暗暗嘀咕道，“是不是又要和上次一样？”
想到这里，他望了董老一眼。董老心里也很着急，却面不改色，沉着地说：
“让前面走快一点！”
部队行进的速度立刻加快了。经过一阵颠簸，侯政听见贺子珍在担架上哼了两声，赶忙 跑过去一看，见她脸色惨白，额头上渗出明晃晃的汗珠。侯政立刻紧张起来，四外一望，真 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眼前只是云笼雾遮的一条曲曲折折的山间小路。心里想：真是怕什 么有什么，最坏的情况恐怕就要出现。
“董老，怎么办哪？”他望着董老火急火燎地问。
“还是再往前赶赶，尽量找个房子。”董老说。
担架员在山路上一路小跑式地行进。侯政两个眼不够使似地一面走一面四外张望。大约 走了二三里路，还是通讯员眼尖，说：“侯连长，你看那山旮旯里不是有房子吗？”侯政一 看，在半山坡上石头旮旯里，果然有两三间又黑又矮的茅屋，同那苍灰色的石头颜色差不 多，没有好眼力简直难以发现。侯政心中大喜，心想，就是有个小小的茅庵也好。
“你们等一下，我先上去看看。”
侯政说着，领着一个通讯员，就象打冲锋似的嗖噜噜地爬了上去。几间茅屋的门都虚掩 着，侯政拉开一个门，见屋中空无一人，屋正中有一个火塘，火着的很旺，旁边放着一把大 铜壶，里面的水还冒着热气。看样子，老百姓刚照躲出去了。侯政见有这样理想的地方，心 里高兴极了，急忙向山下招手，让担架快快上来。
担架员喘吁吁地抬着担架爬上来了。后面紧紧跟着李秀竹和外科医生李治。李治是医学 专科的毕业生，高高的个子，戴着一副近视眼镜，脸上总带着一种完成任务颇有把握的那种 笑容。随后，董老也有些吃力地走了上来。侯政说：
“董老，你这么大年纪，也就不用上来了嘛！”“人命关天哪！”董老笑着说，“我怎 么能够不上来呢！”
这时，后面不断传来炮声和机关枪的哒哒声。侯政对李治说：
“老李，要快！”
“快不快，我掌握得了吗？”李治睒睒眼，和李秀竹一同走进去，还半开着玩笑。
担架抬进屋里，担架员退了出来。李秀竹把门关起来了。
董老和侯政一伙人都在门外守候。
可以听出，屋子里器械叮当乱响，还夹杂着贺子珍断断续续地有克制的呻吟声。不到半 个小时，婴儿已经呱呱坠地，发出到人间的第一声呼喊。这稚嫩的而又最有生命力的哭声， 是这样富有感染力，董老立刻笑起来，深有感慨地敲打着膝盖，“好，好妹妹妹”一连说了 三个好字。其他人也都笑声朗朗。
随后听见屋子里更加紧张忙乱，传出一阵阵洗脸盆的叮咚声，铜壶的倒水声，李秀竹与 李治的碎语声。侯政正要问是女孩还是男孩的时候，只听李治用一种颇为兴奋的调子说：
“恭喜你呀，贺子珍同志，来了一个千金！”
可是，人们的笑声却为一阵骤然激烈起来的枪声所打断。不仅机枪声，就是步枪声也听 得清清楚楚。有战争经验的人立刻意识到，敌人已经更加临近。
侯政望着董老，满面愁容地说：
“孩子怎么办哪，董老？”
董老捋捋胡子，果断地说：
“只好把他留下，这是规定。”
“可是老百姓不在家呀！”
“留下点钱。”
“留多少？”
“太少也不行，你留下三十块光洋。”
侯政从沉甸档的挎包里取出钱来，数了三十块袁大头，用纸包起来。董老接在手里掂了 掂，又沉吟了一番，说：
“侯政，你看少不少，这地方老百姓困难哪！你那里还背的有大烟土吗？”
“有，有。”
侯政叫通讯员从挎包里拿出两块大烟土来，掂了掂约有一斤多重，这在贵州也值不少的 钱。为了怕群众吃亏，自红军西征以来，早已不用苏维埃的纸币，而改用白洋或没收的烟土 顶钱，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侯政见诸事完毕，就敲了敲门，说：
“老李，你快一点嘛！”
“你嫌慢你来！”李治在里面不满地说。
“哎呀，我是叫你尽量的快嘛！”
不一时，房门打开，担架员进去把担架抬了出来。贺子珍头上蒙着一条大毛巾，脸色惨 白得厉害。担架下面还扑嗒扑嗒地滴着血水。在行将抬出门口的时候，贺子珍微微地睁开眼 睛，用低微的声音叫：
“李医生！李医生！你把她抱过来我看看。”
李治连忙把一个用白纱布包起来的婴儿抱了过来，贺子珍颤巍巍地接在手中，睁起明星 般的眸子无限哀怜地看了一眼，然后还给李治，哽咽着说：“李医生，你把他放得离火塘近 点儿。”一句话还没说完，已经泣不成声，眼泪刷刷地流了下来。
“子珍同志，”董老连忙上前安慰道，“现在这样处理，也是不得已呀！”
“我明白，董老，我太感谢您了！”贺子珍一边擦泪，一面声音微弱地说，“孩子跟着 人民长大也很好。如果他长大，是革命的就会去找我们；如果变成敌人、坏人，也就算了。
… ”
枪声愈来愈近。董老对担架员挥挥手说：
“快走！我们随后就赶上去。”
担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