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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完成了一项非常艰巨的、很不容易的任务；第二，是真正对人类作出了贡献；第三，就更加能够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我们的人均四千美元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均四千美元。特别是中国人口多，如果那时十五亿人口，人均达到四千美元，年国民生产总值就达到六万亿美元，属于世界前列。这不但是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所以，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现在我们正在向这个路上走。
搞社会主义，搞四个现代化，有“左”的干扰。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着重反对“左”，因为我们过去的错误就在于“左”。但是也有右的干扰。所谓右的干扰，就是要全盘西化，不是坚持社会主义，而是把中国引导到资本主义。我们已经解决了最近发生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问题，并且作了人事调整。
总之，我们要坚持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定的道路。现在走了八年多了，看来本世纪末的目标肯定能够达到。下一步五十年的任务更艰巨，相信我们的目标也能够达到。
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
（一九八七年四月三十日）
总的说我们的情况是好的。粉碎“四人帮”以后，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我们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实践证明这些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但毕竟我们只是开步走。我们原定的目标是，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以一九八○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二百五十美元，翻一番，达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一千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那时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一万亿美元，虽然人均数还很低，但是国家的力量有很大增加。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这是我们的雄心壮志。目标不高，但做起来可不容易。
现在我们可以说，第一步的原定目标可以提前在今年或者明年完成。这并不意味着第二步就很容易。看起来，第二步的目标也能完成，但第三步比前两步要困难得多。已经过去的八年多证明，我们走的路是对的。但要证明社会主义真正优越于资本主义，要看第三步，现在还吹不起这个牛。我们还需要五六十年的艰苦努力。那时，我这样的人就不在了，但相信我们现在的娃娃会完成这个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确实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个多世纪，在世界上一直处于卑下地位，人家看不起中国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奋斗了二十八年，打败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推翻了蒋家王朝。一九四九年，中国人确实站起来了。但从一九四九年建国到现在三十八年，这中间我们又确实有不少失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但什么叫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还在摸索之中。社会主义的第一个任务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一九四九年取得全国政权后，解放了生产力，土地改革把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的生产力解放出来了。但是解放了生产力以后，如何发展生产力，这件事做得不好。主要是太急，政策偏“左”，结果不但生产力没有顺利发展，反而受到了阻碍。一九五七年开始，我们犯了“左”的错误，政治上的“左”导致一九五八年经济上搞“大跃进”，使生产遭到很大破坏，人民生活很困难。一九五九、一九六○、一九六一年三年非常困难，人民饭都吃不饱，更不要说别的了。一九六二年开始好起来，逐步恢复到原来的水平。但思想上没有解决问题，结果一九六六年开始搞“文化大革命”，搞了十年，这是一场大灾难。当时很多老干部受迫害，包括我在内。我是刘少奇之后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是“统帅”，我是“副统帅”。这十年中，许多怪东西都出来了。要人们安于贫困落后，说什么宁要贫困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这就是“四人帮”搞的那一套。哪有什么贫困的社会主义、贫困的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讲的共产主义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社会。什么是按需分配？没有生产力的极大发达，没有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怎么搞按需分配？马克思主义讲的共产主义是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社会。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要发展生产力，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生产力不断发展，最后才能达到共产主义。“四人帮”荒谬的理论导致中国处于贫困、停滞的状态。
粉碎“四人帮”之初，“左”的错误没有完全纠正。一九七七年和一九七八年，中国还处于徘徊状态。直到一九七八年底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非常严肃和认真地总结了建国后的近三十年的经验。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提出了现在的一系列政策，主要是改革和开放，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提出了我们的根本路线，就是把工作重点转到建设上来，不受任何干扰，一心一意、坚定不移地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搞好改革和开放，在国内需要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在国际上需要一个和平环境，根据这个情况提出了我们的对外政策，概括地说，就是反对霸权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
这八年多的经历证明，我们所做的事情是成功的，总的情况是好的，但不是说没有干扰。几十年的“左”的思想纠正过来不容易，我们主要是反“左”，“左”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现在中国反对改革的人不多，但在制定和实行具体政策的时候，总容易出现有一点留恋过去的情况，习惯的东西就起作用，就冒出来了。同时也有右的干扰，概括起来就是全盘西化，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这种右的倾向不是真正拥护改革、开放政策，是要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一旦中国全盘西化，搞资本主义，四个现代化肯定实现不了。中国要解决十亿人的贫困问题，十亿人的发展问题。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历史上有人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总是行不通。我们搞社会主义虽然犯过错误，但总的说来，改变了中国的面貌。我们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最大的危险还是“左”。习惯了，人们的思想不容易改变。对青年人来说，右的东西值得警惕，特别是他们不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因此要对他们进行教育。
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和改革、开放，以后还会遇到风险、困难，包括我们自己还会犯错误。中国是这么大的国家，我们做的事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中国有自己的特点，所以我们只能按中国的实际办事，别人的经验可以借鉴，但不能照搬。搞改革完全是一件新的事情，难免会犯错误，但我们不能怕，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停步不前。胆子还是要大，没有胆量搞不成四个现代化。但处理具体事情要谨慎小心，及时总结经验。小错误难免，避免犯大错误。
警惕日本极少数人复活军国主义
（一九八七年五月五日）
发展中日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从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那个时候就开始了。日本很多朋友，包括政治界、学术界、新闻界等，很多人都做了几十年的工作，做了很多事情。宇都宫德马先生就是中日友好关系的“掘井人”之一。在座的朋友都是搞了几十年中日友好工作的。就中国人民的心情来说，是希望同日本人民友好的，日本百分之九十几的人也是愿意中日友好的。
如果说中日关系有点问题，那就是中国人民担心日本有很少很少一部分人，其中可能有的是有政治影响的人，存在复活军国主义的倾向。我们只担心这么一点。中国人民也很高兴地看到，日本绝大多数人是反对这种倾向的。一个多世纪以来，日本军国主义的所作所为，受害的不仅是中国人民和亚洲其他国家的人民，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我们赞赏日本舆论界、政治界的许多人士对这种倾向持批评态度，持警惕态度。对付这种军国主义倾向，不仅要加强批评、揭露，而且要扎扎实实地做一些发展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友好关系的事情，加深我们之间的友谊，加深我们之间的了解，加深我们之间的感情。
“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口号，代表了我们大家的理想。应该说，这个口号三十多年前就提出来了，不是今天提出来的，更不是某一个人提出来的，是中日双方提出来的。
改革开放使中国真正活跃起来
（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二日）
我没有去过你们的国家，听说荷兰不少土地是填海造出来的，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了不起。中国有句话，叫做“愚公移山”，这是我们民族的一个传统，你们称得上是“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