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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要从全局看。每走一步都必定会有的收,有的放,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总的是要开放。我们的开放政策肯定要继续下去,现在是开放得不够。我们的开放、改革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胆子要大,要坚决。不开放不改革没有出路,国家现代化建设没有希望。但在具体事情上要小心,要及时总结经验。我们每走一步都要总结经验,哪些事进度要快一点,哪些要慢一点,哪些还要收一收,没有这条是不行的,不能蛮干。有些人看到我们在某些方面有些紧缩,就认为政策变了,这种看法是不妥当的。
“一国两制”也要讲两个方面。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里允许一些特殊地区搞资本主义,不是搞一段时间,而是搞几十年、成百年。另一方面,也要确定整个国家的主体是社会主义。否则怎么能说“两制”呢?那就变成“一制”了。有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人希望中国大陆变成资本主义,叫做“全盘西化”。在这个问题上,思想不能片面。不讲两个方面,“一国两制”几十年不变就行不通了。
美国记者华莱士曾向我提出一个问题,大陆现在的经济发展水平大大低于台湾,为什么台湾要同大陆统一?我回答说,主要有两条。第一条,中国的统一是全中国人民的愿望,是一百几十年的愿望,一个半世纪了嘛!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统一是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不是哪个党哪个派,而是整个民族的愿望。第二条,台湾不实现同大陆的统一,台湾作为中国领土的地位是没有保障的,不知道哪一天会被别人拿去。现在国际上有好多人都想在台湾问题上做文章。一旦台湾同大陆统一了,哪怕它实行的制度等等一切都不变,但是形势就稳定了。所以,解决这个问题,海峡两岸的人都会认为是一件大好事,为我们国家、民族的统一作出了贡献。
还想讲点基本法的起草问题。过去我曾经讲过,基本法不宜太细。香港的制度也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香港现在就不是实行英国的制度、美国的制度,这样也过了一个半世纪了。现在如果完全照搬,比如搞三权分立,搞英美的议会制度,并以此来判断是否民主,恐怕不适宜。对这个问题,请大家坐到一块深思熟虑地想一下。关于民主,我们大陆讲社会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概念不同。西方的民主就是三权分立,多党竞选,等等。我们并不反对西方国家这样搞,但是我们中国大陆不搞多党竞选,不搞三权分立、两院制。我们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这最符合中国实际。如果政策正确,方向正确,这种体制益处很大,很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避免很多牵扯。当然,如果政策搞错了,不管你什么院制也没有用。对香港来说,普选就一定有利?我不相信。比如说,我过去也谈过,将来香港当然是香港人来管理事务,这些人用普遍投票的方式来选举行吗?我们说,这些管理香港事务的人应该是爱祖国、爱香港的香港人,普选就一定能选出这样的人来吗?最近香港总督卫奕信讲过,要循序渐进,我看这个看法比较实际。即使搞普选,也要有一个逐步的过渡,要一步一步来。我向一位外国客人讲过,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现在我们县级以上实行的是间接选举,县级和县以下的基层才是直接选举。因为我们有十亿人口,人民的文化素质也不够,普遍实行直接选举的条件不成熟。其实有些事情,在某些国家能实行的,不一定在其他国家也能实行。我们一定要切合实际,要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决定自己的制度和管理方式。
还有一个问题必须说明:切不要以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来管,中央一点都不管,就万事大吉了。这是不行的,这种想法不实际。中央确实是不干预特别行政区的具体事务的,也不需要干预。但是,特别行政区是不是也会发生危害国家根本利益的事情呢?难道就不会出现吗?那个时候,北京过问不过问?难道香港就不会出现损害香港根本利益的事情?能够设想香港就没有干扰,没有破坏力量吗?我看没有这种自我安慰的根据。如果中央把什么权力都放弃了,就可能会出现一些混乱,损害香港的利益。所以,保持中央的某些权力,对香港有利无害。大家可以冷静地想想,香港有时候会不会出现非北京出头就不能解决的问题呢?过去香港遇到问题总还有个英国出头嘛!总有一些事情没有中央出头你们是难以解决的。中央的政策是不损害香港的利益,也希望香港不会出现损害国家利益和香港利益的事情。要是有呢?所以请诸位考虑,基本法要照顾到这些方面。有些事情,比如一九九七年后香港有人骂中国共产党,骂中国,我们还是允许他骂,但是如果变成行动,要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怎么办?那就非干预不行。干预首先是香港行政机构要干预,并不一定要大陆的驻军出动。只有发生动乱、大动乱,驻军才会出动。但是总得干预嘛!
总的来说,“一国两制”是个新事物,有很多我们预料不到的事情。基本法是个重要的文件,要非常认真地从实际出发来制定。我希望这是一个很好的法律,真正体现“一国两制”的构想,使它能够行得通,能够成功。
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
(一九八九年六月十六日)
我们中国共产党现在要建立起第三代的领导集体。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同志,弼时同志去世后,又加了陈云同志到了党的八大,成立了由毛刘周朱陈邓六个人组成的常委会,后来又加了一个林彪。这个领导集体一直到“文化大革命”。
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很长的历史中,不管我们党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不管其成员有这样那样的变化,始终保持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领导集体。这就是我们党第一代的领导。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这就是第二代的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实际上可以说我处在一个关键地位。这个集体一建立,我就一直在安排接班的问题。虽然两个接班人都没有站住,但在当时,按斗争的经验、按工作的成就、按政治思想水平来说,也只能作出那样的选择。况且人是在变化的。
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因为有毛主席作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因为有这个核心,即使发生了两个领导人的变动,都没有影响我们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始终是稳定的。进入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这一点所有在座的同志都要以高度的自觉性来理解和处理。要有意识地维护一个核心,也就是现在大家同意的江泽民同志。开宗明义,就是新的常委会从开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要注意树立和维护这个集体和这个集体中的核心。只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有一个好的常委会,只要它是团结的,努力工作的,能够成为榜样的,就是在艰苦创业反对腐败方面成为榜样的,什么乱子出来都挡得住。从这次事件看出,工人阶级靠得住,农民靠得住,解放军靠得住,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也是靠得住的,但是如果中央自己乱了阵脚,那就难说了。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国家的命运、党的命运、人民的命运需要有这样一个领导集体。
我在跟李鹏、姚依林同志谈话时说过,新的领导一经建立有秩序的工作以后,我就不再过问、不再干预大家的事情。我说过,这是我的政治交代。当然,你们有事要找我,我不会拒绝,但是不能像过去一样。我不希望在新的政治局、新的常委会产生以后再宣布我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为什么这样?这不是因为我谦虚或别的什么。现在看起来,我的分量太重,对国家和党不利,有一天就会很危险。国际上好多国家把对华政策放在我是不是病倒了或者死去了上面。我多年来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新的领导一建立,要一切负起责任,错了也好,对了也好,功劳也好,都是你们的事。这样你们可以放手工作,对于新的集体自我锻炼也有好处。何况过去那种办法并不算很成功。现在我八十五岁了,到了这个年龄,该有自觉性。主要是大局的问题,如果个人的因素影响到局势的稳定,影响到事情的健康发展,解决起来就会发生困难。如果有什么事情,我完全可以在旁边帮帮忙,但是绝不要正式再搞个什么头衔了。
这次发生的事件说明,是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是个要害。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现在国际市场已经被占得满满的,打进去都很不容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在这一点上,这次暴乱对我们的启发十分大,十分重要,使我们头脑更加清醒起来。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就没有前途。中国本来是个穷国,为什么有中美苏“大三角”的说法?就是因为中国是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