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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脑袋里面有根反骨。”后来，蒋介石或书面或口头，多次向孙提出这一问题。尤其在北伐这一重大政治问题上，陈炯明坚决反对，处处制造障碍，更看出他和孙中山站在对立面上，但是，孙置若罔闻，对蒋的意见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蒋介石任第二军参谋长时，与陈长期共事，他对陈的了解是深刻的。因此他移二军于肇庆、三水，迫近广州，以防不测。并向孙建议：“先清内患，再图中原”。然而，孙中山还想争取陈，没有采纳。蒋一气之下回了溪口。
与此同时，陈炯明却天天坐大，孙中山还不断加码，委以重权。他当时身兼四职，即陆军总长、内务部长、粤军总司令、广东省省长。他大权在握，暗中与北洋军阀吴佩孚、湖南军阀赵恒惕、江西军阀陈光远、云南军阀唐继尧等勾结，其野心是独霸两广，成为南粤王。
这时，孙中山的北伐军已经攻克赣州，直下九江，势如破竹，曹锟、吴佩孚已招架不住。吴佩孚派密使与陈炯明商定，由陈在广州下手，赶跑或者谋杀了孙中山，事成之后，陈炯明出任“两广巡抚使”，密使当即把委任状交给了陈炯明。炮轰的时间就定在6月16日凌晨2时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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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和孙中山的矛盾（2）
当晚，陈炯明调动大批部队包围总统府，大炮对准粤秀楼。总统府顾问陈少白先后到粤秀楼二楼小客厅，向总统报告情况说：“陈老烟（炯明）今晚真家伙来了，你再不走，明天就见不到你了。”
孙中山却说：“有我在，料竞存（陈炯明）不敢造反。”
夜已深了，孙催顾问回去休息，他说：“你先回去睡，不要紧，有什么事我应付得来。”
孙中山的话刚落音，隆隆的炮声响起，炮弹纷纷落在粤秀楼上。这时，孙中山的副官、警卫跑上楼来，七手八脚给孙中山套上白长袍，戴上通帽，腰悬药箱，乔装成应急病出诊的医生，挽着他离开。孙中山镇定自若，出门前，还不慌不忙地把一支曲尺手枪放在长袍里面。又回头对副官黄惠龙、卫士长马湘说：“你们不用随我，留下来保护夫人好了。”
孙中山一行五人离开约2小时，从珠江边传来三声震撼夜空的炮声。孙夫人听见炮声，对黄惠龙、马湘说：“好呀，先生平安啦！”二人问她怎么知道的，她回答说：“这是先生临行前约好的，如平安抵达军舰就发出鸣炮三声的信号。”
随后，孙夫人在黄、马二人的陪伴下，也顺利逃出总统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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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丰舰风雨同舟40天
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叛变。18日，孙中山电告在溪口的蒋介石说：“事紧急，盼速来。”同日，蒋已接到汪精卫等人电，悉陈炯明叛变后，他思忖这是一个重要时刻，决定应召南下，在上海停留了几天就奔向广东，在香港租了一只小船，越过海面，进入珠江口，直奔永丰号。
29日，蒋介石在永丰舰上同孙中山见面，两人紧紧握手，许久无言。还是蒋介石先问候道：“先生，您受惊啦！”孙中山答道：“你来了，我就放心啦。”遂将海上指挥全权交给蒋介石。据说当时孙中山对外国记者说：“蒋君一人来此，不啻增加二万援军。”
在永丰舰上，蒋介石帮助孙中山出谋划策，应付复杂局面。针对陈炯明分化瓦解海军舰艇，并以炮火威胁永丰舰的诡计，蒋介石协助孙中山率队移泊黄埔附近的新造河面，决定率舰进驻白鹅潭。
7月10日，永丰、楚豫、豫章等舰攻击车歪炮台，冲过叛军的炮火封锁，蒋介石站在舵楼上指挥舰队前进，并劝说孙中山进入底舱休息。虽永丰舰被炮火击伤，但孙中山的3艘军舰终于泊入白鹅潭，等待北伐军回师镇压叛军。
此时，正是盛夏，舰上燥热，又缺少青菜和淡水，蒋介石冒着危险上岸寻找食物，晚上自睡在甲板上担任警卫。然而，不利的消息接连传来，先是舰队内部的三大巡洋舰叛变投敌，接着是北伐军第一师又变节投敌，然后是许崇智的###军受阻，永丰舰上的孙中山孤立无援。
8月9日，孙中山听取蒋介石的建议，在蒋介石的护送下，离粤返沪。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患难之交印象深，孙中山对蒋介石在患难之中随侍40多天，感到莫大欣慰，留下深刻印象。他终于认识到，此前喋喋不休地向他提出忠告，真心帮助他的，不是别人，而是蒋介石。
蒋介石是个有心人，永丰舰蒙难事件已随时间流逝，但是蒋介石所写下的《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却流传于世。《蒙难记》记录了从6月15日至8月15日的62天内，以孙中山为中心的各方面的活动情况。更精彩的是他还请孙中山先生为《蒙难记》写了一篇序，序中说：“陈逆之变，介石赴难来粤，入舰日侍余侧；而筹策多中，乐与余及海军将士共生死。”这本小书和孙序为他日后的飞黄腾达铺下一块有分量的奠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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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问苏联（1）
1923年2月，陈炯明被赶出广州。
3月1日，孙中山抵达广州，宣布成立大元帅府，并被推举为海陆军大元帅，这是孙中山第三次在广州建立政权。同时任命蒋介石为大元帅府行营参谋长。
不久，蒋介石得知孙中山接受苏联邀请，要派代表团访问考察苏联，他觉得必须争取成为其中一员，一是开阔眼界，二是提高声誉。于是，提笔写信给孙中山：“为今之计，舍予我赴俄外，则弟以为无一事是我中正办者……如不允我赴俄，则弟只有消极独善，以求自全。”为了安抚蒋介石，孙中山答应了他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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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1〗〖HT5F〗〖JZ〗任大本营参谋长时的蒋介石〖TS）〗
8月5日，孙中山写信约蒋介石到上海，要他和汪精卫、张继、林业明等人与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共同商定考察苏联的事宜。最后决定由蒋介石为团长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前往苏联访问。成员由蒋介石、王登云、沈定一、张太雷等人组成。
蒋介石一行8月16日启程，12月15日回到上海，历时三个月。蒋介石会见了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人，列宁因病没有接见。在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地参观了工厂、农村、军事基地、学校，列席了正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会议。在苏联接触的官员中，蒋介石对托洛茨基的印象最深。在他的《苏俄在中国》一书中写道：
我在莫斯科期间，与托洛茨基相谈最多，而且我认为托洛茨基的言行最为爽直。我在离开莫斯科以前，最后与托氏的一次谈话时，他与我讨论亚洲各国革命问题，提到了越南、日本、印度及土耳其。他又特别提起在德国与波兰革命失败的经过情形，加以分析，最后再谈到我们中国国民革命的问题。托洛茨基托我回国要口头报告我们国父的一点，就是：他们苏俄自1920年对波兰战争结束以后，列宁对于世界革命政策，有了新指示，就是对其殖民地半殖民地反对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战争，应在道义和物资上予以尽量帮助，但不复使用正式军队直接参战，以避免其在各国革命期间，再对苏俄引起民族有关的问题。所以他又郑重地说：“苏俄对中国国民的援助，除了不能用军队直接援助外，其他武器等经济需要，都当尽力所能，积极援助。”他并且代表列宁对我国父致敬。他这一段话使我特别注意。
蒋介石回到溪口后，孙中山发急电说：“兄此行责任重大，望速来报告访俄一切，并详筹中俄合作办法。”蒋介石没有回广州，只是寄了一份《访俄报告书》给孙中山。
蒋介石访俄时，孙中山在给列宁、托洛茨基的推荐信中明确称蒋“是我的参谋长和可以信赖的代理人……是我的全权代表”。本来对代表团访苏寄予厚望。但是，蒋介石从苏联带回来什么呢？
首先是他头脑里带着重重疑惑与怀疑结束了这次考察活动，开始了他自己思想的大逆转。也就是说，他访苏之后思想上出现了质的变化，由一位以反清反北洋军阀为主要目标的旧民主主义者，蜕变为新民主主义的敌人，站在孙中山的对立面，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只不过由于当时的革命形势，顺之者存，逆之者亡。蒋介石只能把这样一些思想埋伏起来，还不能公开暴露。
其次，对苏联的态度也发生了180度大转弯。他曾说：“当1917年俄国革命之初，我个人是极力赞成共产党的革命的，我认为俄国革命，在近代革命历史上开了一个新纪元。当时如有人攻击俄国革命，我必与之争，或有人诅咒共产党，我必竭力与之辩护。”然而访苏之后，他在给廖仲恺的信里这样写道：“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信可言，即弟对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过信俄人，而不能尽扫兄之兴趣也。”
再次，严厉批评孙中山的改组方针，自从访苏之后，开始肆无忌惮地对孙中山横加指指点点，似乎昔日尊崇的导师，今天变成了懵懂无知的小学生。他在给廖仲恺的信里说：“孙先生回粤已十五月，为时不可为不久，而对于民政、财政、军政未闻有一实在方案内定，如期实行。”下面一段话就更加露骨：“以孙先生之事业言之，其精神上、历史上早已成功；至于事实上、时代上欲求成功其责任在吾党，而非孙先生一人之事也。故吾辈不能因循苟且，专意顺从，亦不应使其固执己意，丧失同志人格，反为屑小所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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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问苏联（2）
国民党“一大”会上，孙中山改组了国民党领导机构，蒋介石没能进入执行委员会，只是执行委员会下属的军事委员会委员，远没满足蒋介石的预期，心理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