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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智囊公司和大学研究所，美国一般的人民，包括大多数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对中国所知有限，对中国见解多来自这些传媒工具和研究机构。举例来说，如果《华盛顿邮报》刊出一篇攻击中国计划生育的文章，这就是美国的参众议员的知识来源，他就根据这篇报道发表谈话，这个谈话又被他所在的地方报纸登出来，这就成了美国的民意，美国的民意就是这样造成的。美国的民意是选举主要争取的东西。美国每一位总统候选人竞选的时候一定是大骂中国，等到进了白宫，面对残酷的现实，他一定要和中国打交道。所以对美国的宣传一定要从最基层下手。美国人民不能直接听到中国大陆的声音。但是台湾不惜工本的对美国公关。他们把美国当作是他们开拓国际生存空间的主战场，自从台湾被逐出联合国，中美建交之后，台湾把所有对美国的外交活动变为对美国的游说和公关。李登辉到康奈尔访问母校，完全是用美金铺路的，之前他捐给康奈尔400多万美金。国民党经费资助的台湾综合研究所和华盛顿的凯西狄公司签约，付出了三百七十万美元的顾问费。一般估计，为李登辉访美之行造势所花费的公关费用可能高达1亿美元。
中国在美国的正面宣传太少，但是对中国不利的反面宣传非常嚣张。中国的形象处处被歪曲，计划生育被污蔑为违犯人权、国防现代化成了威胁亚洲和平、发展外贸成为了非法倾销等等，据此形成了各种各样的“中国威胁论”，从而倡导对中国的“围堵”政策，对中美关系危害无穷。为了推动中美关系的正常发展，中国必须积极展开对美国的公关和游说活动，加强对美国有关中国的正面宣传。美国民意测验指出，中国将成为美国第二大经济伙伴，在对美宣传中应当着重于双方的贸易优势。为了消除美国人民因为间接认识中国所造成的误解，中国必须建立对美国从最基层到最高层有关中国信息的渠道。在新闻报道上，公关不能改变坏新闻，但是可以减少坏的影响，可以用好新闻冲淡坏新闻。如果平时多宣传好新闻，出了事情也可以减少坏的影响。在目前中国没有向美国经常发布正面好新闻的情况下，美国人所知道的，都是间接、反面、对中国不利的坏新闻。在美国的中国人每天拿起《纽约时报》，简直是不忍卒读。
公关在当今国际交流频繁，信息流通迅速的世界，特别是在以民意为依赖的美国，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内政外交各行各业赖以运转的重要专业。公关活动包罗万象，无孔不入，中国要推动对美国的公关活动，必须要培养大批的专业人才，更要借重美国的专业公关公司，这些公司的业务是专门在美国国内外为各行各业宣传造势，树立形象，培养民意，争取选票，开拓市场的。公司成员都是经常在华府或者地方走动的专业新闻记者、国会议员、政治顾问。他们经常是从原职转到公关，又从公关回到原职。如此进进出出，和他们活动的对象都是难分彼此的圈内人，他们所发挥的作用也是其他人所无法达到的。
公关和游说在美国是宪法所承认的政治运作，是合法的商业活动。从事国内公关游说的公司必须向国会登记，代表国外的公关游说公司必须向司法部登记，他们的业务就是赚钱，没有固定的政治取向。但是他们不能同时接受敌对顾客的委托，造成顾客利益的矛盾。公关的活动无所不在：民意测验、政治预测、舆论导向、新闻发布、广告发布、社论报道，为所代表的国家领导人安排访问活动，撰写讲稿谈话等一切足以增加中美两国文化交流、树立形象，为双方友好发展铺路造势的工作，都属于公关活动。
我的结论是，中国是一个拥有12亿人口的经济迅速发展的大国，在国际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动向为全球所重视。中国需要向世界宣传，两亿五千万美国人民也希望直接听到中国的声音。让我们以最有效的方式把中国的声音传达给美国和全世界。
李希光：今天赵老给我们做了一场非常精彩的演讲，他说要学会美国公关工作的经验，我曾经和同学们说要学习美国新闻学，现在赵老说要学习美国的公共关系，讲了很多具体的案例。赵老我有一个问题，从您的结论看，美国人民听不到中国人民的声音，这和美国媒体公关是分不开的。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回到在延安窑洞时期，那时候您是在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作记者，你对中共的公关活动很了解，那时候中共的形象现在和当时有什么不一样。
赵浩生：这也是我时常琢磨的一个问题，那时候中共的形象那么好，而物质条件那么差，国际上异口同声地说，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的将来。而今天中国国力人力都发展的惊人，但是在国际形象上常常被误解，这也是我希望能够解释的一个问题。我没有一个完整的答案，希望我们一起来探讨。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我是采访国共和谈的，我每天要找周总理和邓大姐要新闻，新闻记者要的就是新闻，每次遇到他们总会给我一两条新闻，但是国民党的宣传部长每次总是一问三不知，无可奉告，这样就非常失败。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的非常诚恳地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同学：我觉得作为游说和公关来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顾客必须要有这样的需求，需要改变这种关系，如果没有这样的需求，那么这个工作就没有目的性和效果了。这是我听了您的讲话的一点看法。
同学：我觉得这和共产党本身的形象有关系，很多人说是美国对中国的误解，我想也不一定是误解，有很多是很真实的，但是我们中国人可能不太愿意听。三四十年代的中共，不管她的国际形象，她在中国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也是很伟大的。那么她的真实情况表达出来，比如通过伟大的记者斯诺，我想美国的老百姓都是很愿意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共产党的形象的，代表着老百姓的利益，而且比较简朴，很重要的一点她是一个弱者，所以美国人比较喜欢她。现在中共不是一个弱者，而是一个强者。不一定是他们有什么了解不了解的问题，现在了解的应该更多。
赵浩生：也有人认为美国对中国的心理状态是出于传统的中国思想――“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现在是冷战时代结束了，苏联解体了，美国没有敌人了，他就感觉空虚了。无敌国外患，他就担心他这个国家要垮了，担心国防工业要萧条了，在这种心情下，他一定要树立一个敌人，这个敌人形象越丑化对他越好。是不是有这方面的理由。
同学：在80年代的时候，美国和苏联对抗，需要中国，所以她和中国站在一起，现在苏联解体了，俄罗斯倒过去了，在这种情况下，她就需要拿中国出来做目标了。
赵浩生：面对着这种情况，中国应该以什么样的方法来对抗这种局面。
刘殿求（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中美撞机以后，人们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美国要设敌，为什么要立中国为敌，当然这个问题有一些深层次的因素和各自不同的看法了，但是总体来说有好几个方面的表现。一是裁军，美国主要是裁陆军，海军和空军不会裁减多少；二是修改两个战场理论，把同时打赢两场战争的观念转变为打赢一场战争，国内的人民生活一点不受任何影响，但是它把中心移到了亚太。这些是现象，是事实，剩下的问题是为什么要这样设置。我觉得最近有几个因素比较明朗。比如说美国的经济问题，现在美国的经济中，军事经济的比例有两本账，公开的讲占到总的7％－8％，但是实际上据说20％，这就是说在美国的经济中军事工业占的比例很大。美国三届总统都担忧工业和军事的关系，最近的一个就是艾森豪维尔，军事家和工业界的联合会把美国带到什么路子上去。美国最近的经济衰退，就是在寻找新的发展军事工业的机会。小布什上台以后，军方的右翼势力和工业界的结合更多了。波音公司的生产中，主要部分是军用飞机的生产。比如说售台武器，从美国的本意来说当然也有支持台湾的意思，但是相当大的原因是支持本国的军事工业。要不要买这40亿，台湾还在考虑。这是在中美关系中的经济因素。这还要回到老祖宗的话，这是基础性的。另一个因素是文化的，原来美国的第一敌人是苏联，因为苏联强大，但是从意识形态和文化背景上说，我们和美国的差距更大。在文化中有一条很重要的是宗教，欧盟和美国有矛盾，但是他们都是央格鲁―萨克逊民族的。苏联一旦把军事大国的帽子摘掉，他们和美国的文化差距并不明显。我同意赵老的观点，加强公关，但是公关的重点必须找出来。我在美国，一个6岁的小孩听说我从北京来，ok；Ihateyou，但是hateforwhat？所以我们必须找出公关的重点和方向。我们现在中美关系的研究，经常就是出现了一个case研究一个case，现在是中美撞机，研究原因，过一段是什么其他的，就又要找原因。所以必须找到一个宣传的方向。我们过去对美国的议会工作是不重视的，对他们的官员部长花的时间比较多。请部长吃饭比较愿意花钱，议员的工作做的不够。我在加拿大和美国都呆了好几年，每到十一是庆祝我们国庆的时候，到了10月10日是国民党庆祝双十节的时候。他们的庆祝队伍人数十倍于我们。按规定，我们国庆升国旗是合法的，但是没有几个人去升，而国民党庆祝他们的国庆是非法的，但是他们的庆祝队伍浩浩荡荡。确实他们也有钱，但是他们的公关也做的好。
同学：赵老，您说游说的祖宗是孔子，我觉得您倒不如举苏秦、张仪，第二是听了您的谈话，我觉得您的古文底子比较好，我想问一下您的古典教育是怎么样的？
赵浩生：我这个年龄，都进过私塾，老师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