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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扬州》 第二部分 从明到清《说扬州》 另类历史之一（2） 崇祯皇帝之死和北京陷落的消息在扬州引起了一阵恐慌。当郑元勋听到这个消息时： 麻衣哭于圣庙。扬人闻流寇且东下，先事载妻子去。元勋破产招集义旅，告以忠孝，人始有固志。 正如标准的故事中所讲述的那样，扬州面临的紧迫问题不是土匪，而是依附于南明的军队，他们相互争夺对扬州及其财富的支配权。当高杰在1644年夏包围该城之时，郑元勋的最后时刻到了。根据遗民史学家戴名世的说法，他的行为方式很懦弱： ＇高杰抵达扬州＇其兵不戢，扬州人恨之，登陴固守，而四野共遭屠杀无算。江都进士郑元勋，负气自豪，出而调停。入往杰营，饮酒谈论甚欢，杰酬以珠币。勋还入城，气益扬，言于众曰：“高将军之来，敕书召之也。即入南京，尚其听之，况扬州乎！”众大哄，谓元勋且卖扬州以示德，共杀之，食其肉立尽。 当地的记载提供了一种不同的叙述。在仪征县志中，他的传记开头是关于其科场成功的记载，接着关注他作为儒士的社会特征。公私两方面的虔敬行为，确立了他在当地记载中无可动摇的忠义之士的形象。关于他的死亡，传记中没有掩饰如下记录： 进士郑元勋与杰旧识，惧城不可守，单骑造杰营，谕以大义，词气刚直。杰心折，乃共约休解，举旗撤营五里。登陴聚议，元勋曰：“杰奉玺书来，无叛名，且兵势不可敌，当容其进城，不致生变。”绅民齐喧哗：“汝未见被戮者尽堆于城乎？”元勋曰：“内有杨成所杀者，非尽为高总兵所杀。”杨成即＇高杰辖下之＇扬州卫指挥，军纪颇乱，故元勋语之。众人误其语“扬城”，责其卖城，乃剐其尸。 关于这个故事，扬州府志中有一个更加详细的版本，其中透露了故事中各个主角之间的复杂关系。根据这个版本，当时地方官员和绅士意见不合。负责城防的副使陕西人马鸣鵦嫉妒推官汤来贺。如前所述，这位马鸣鵦后来死在史可法身边。郑元勋与汤来贺关系很好，因为他的父亲与郑元勋是同年进士。由于这个原因，马鸣鵦便与郑元勋作对，宣称应守住该城，不应与高杰妥协。随后郑元勋自己的民团捕获了许多正聚在外边烤火的高杰所部士兵，并将他们钉在城墙上。高杰大怒，于是将当地的一个村庄夷为废墟。但高杰欠着郑元勋一个人情。当他还在山东巡抚王永吉手下当参将时，因为触犯了刑律，被王永吉处以死罪。王永吉是扬州府高邮州人，与郑元勋同时中举。可能是为了江淮地区的军事防卫起见，郑元勋成功地运用这层关系免除了高杰的罪刑。出于这个原因，高杰封锁扬州后郑元勋有信心去接近他。 包围圈后移，北边的城门就可以打开，以便运入粮食和燃料。高杰在郑元勋的要求下让军队后撤，承诺惩治部下杨成，并送给郑元勋几百道允许商人进出该城的符券。郑元勋根据需要来分发这些符券，但很快就发完了，使后到的人感到失望和怨恨。谣言于是开始流传：“为伪言曰：‘高杰以免死牌与郑某，非＇郑元勋＇亲昵与贿不得，有死尔。’语一夕遍。” 那天晚上，马鸣鵦以矢石向高杰所部发动了一阵攻势。他们被激怒了，大喊着再次迫近该城，仿佛就要展开攻击。在这个节骨眼上，郑元勋派人去高邮请王永吉来调解。王永吉能够抚慰高杰，当地绅士随后出去见他。但与此同时，一些士兵抢劫了扬州东边的市镇仙女庙。半夜时分，城里一片混乱。针对郑元勋的谣言蜂起。街上流传的谣言说，某个姓郑的人是匪党，高杰承诺的惩治“杨成”，不是要惩罚他自己的部下，而是要惩罚“扬城”。一群武装起来的暴徒包围了郑元勋并向他发起攻击。他的仆人殷起也死于斗争之中。 这样，地方叙事中呈现的不是傲慢、自私、出卖扬州城的郑元勋，而是一个无可指责的努力拯救该城的绅士领袖形象，不幸的是，他的行动被这座城市的群氓所误解。从本质上说，两种版本都以忠义为主题，戴名世的叙述尤为如此，地方史编撰者却捍卫了当地绅士及其家族的一位领袖成员的名声。这些不同的叙述，包括戴名世在内，都是以民间传说为依据的。戴名世的叙述与郑元勋死时的民间谣言一致，并且占有支配地位，因为戴名世自己最终被尊为一名汉族烈士。不过，扬州文人反对这些谣言，在扬州沦陷之后即努力确保郑元勋将得到后人的尊敬。扬州学者焦循（1763—1820）记载说，郑元勋为“歹徒”所害。李斗关于扬州人生平的简单介绍极少超过数行文字，在郑家及其园林身上却花费了数页篇幅，并根据地方志中的信息完整地复述了郑元勋之死的故事。19世纪初扬州府志中的郑元勋传也有好几页的篇幅。
《说扬州》 第二部分 从明到清《说扬州》 另类历史之二 四、另类历史之二：宗灏 地方史当中还包括其他故事，它们并不都与英勇有关。与郑元勋同科的进士当中，其他四人也被认为值得在地方记载中予以表彰。一位是他的侄子郑为虹，他驻守在遥远的福建浦城，英勇地守卫这座几乎已经被遗弃的城市，并像一名烈士那样死去。在湖北万安，城陷时梁于涘试图自尽，却被家里人救起，随后作为俘虏被押往南昌，在那里成功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些人都像郑元勋一样，被载入了地方志中的忠义直行传之列。 幸存者当中，明朝灭亡时王玉藻正在浙江东部担任县令。跟梁于涘一样，他也曾经试图自尽。随后他试图加入明朝藩王朱以海（1618—1662）残部，却没有成功。于是他化装成道士，四处流浪了八年，历经危难，才在1653年前后回到扬州北面的北湖故里，在那里过着隐居生活。 宫伟镠在北京沦陷时幸存下来，并且回到泰州。他被推举在新的政权中担任职务，但他以“独子辞养”这一先例为托词拒绝任职；其父亲宫继兰（1637年进士）为避免在前明政权中任职，也使用过同样的借口。宫伟镠在泰州为自己修建了一所书房，开始从事学术研究，包括编撰1673年版的泰州志。宫伟镠和王玉藻都避免服务于新的王朝，确实符合“忠臣不事二主”这句伦理训诫。对于地方记录的编撰者来说，他们是值得一书的对象。 六名进士中，宗灏的情况却不一样。关于宗灏的个人情况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因为地方志里除了他的姓名和功名以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