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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扬州》 第三部分 城市与腹地《说扬州》 走私者（1） 五、走私者 尽管国家将盐业据为己有并控制了食盐市场，但食盐依然是江北地区地方贸易中的重要物品。江北大多数地区都被排除在官方市场区域之外，因为在与盐产区紧密相邻的地方，走私问题实在太难控制。这意味着在整个江北地区，人们广泛从事数量相对较小的贩盐活动。为数更多的食盐被偷运出该地区，以有竞争力的价格在其它地方出售。 对于制盐者来说，私下销售食盐是一条显而易见的生财之道。由于各种原因，官员们在阻止食盐非法流出盐场方面遇到了困难：人口在增加，而品官数量却非常固定；沿海及内地的大量渔民和船只使高度的流动性成为可能；行政管辖范围太大，实际管理效果有限；煮盐、捕鱼、耕作等寻常就业途径的回报较低；地方绅士的影响或领导能力微不足道。李澄在19世纪20年代宣称，在两淮盐产区非法交易的食盐当中，来自两淮盐场的占了三四成。这并不是他那个时代的新问题。1737年，巡盐御使请求筹集资金从盐厂收购过剩之盐，以限制走私者所能获得食盐之数量。1745年，淮南各盐场以产盐不足定额为由增加了27座盐炉，生产能力得到提高。而与此同时，未售出的官盐就堆积在附近的港口，这显示产地流失的食盐正在降低应税之盐的需求，同时留给盐场的食盐却不足以填补随后的定额。 江北地区合法商人控制的食盐之数量，实际上在最理想的情况下也非常之小，因为在大多数州县，小贩们都在从事合法、免税的小额食盐交易。南部的淮安、扬州和通州各地区，额盐最初仅被解往江都、甘泉和山阳，即扬州府和淮安府的本县。其余州县被认为位于盐产区内，或者过于靠近盐产区，因而在那里销售应税之盐的建议显得不可行。由于实践上的原因，仪征被归于零售盐区：称量和重新包装过程中，许多食盐散落在外，以至于仅仅损耗之盐的私下交易，就能动摇将额盐强加给该县的任何设想。 零售制度允许沿海州县的穷困者从盐厂购买少量食盐，在免税的江北各县出售。1736年，当局试图简化该制度，零售资格被限制为60岁以上的老年男性、15岁以下的小男孩、身有残疾的年轻男子、老年妇女和无助孤儿。申请者必须亲自去所属县衙，符合条件者将发给盖印腰牌，允许他们每天从盐场购买最多40斤盐。这就是“老少”制度。但年龄要求几乎从一开始就被放弃，至少在两淮盐区如此。 在淮南额定盐产区内，扬州的两个本县被认为是阻止食盐走私的第一道防线。它们被归为地方或“食岸”之列，作为保护更遥远的纲盐接受地（“纲岸”）的“藩篱”或缓冲地带。“食”盐比“纲”盐更便宜，因为其税负更轻，但比附近零售区的食盐更贵，如果后者参与竞争的话它就很难销售出去。这两个县显然很容易成为私盐的入口，因为它们几乎被零售州县所包围：东边是泰兴和泰州，北边是高邮，西边是仪征。此外，还有沿着大运河而来的恒定物流，包括漕运船只，它们是臭名昭著的私盐运送者。 尽管有着环境方面的种种不利，但江都和甘泉的26710引定额，在清朝前期似乎一直具有可行性：如果偶尔需要进行一些调整以处理未售之盐的话，这也是为了适应其它口岸在特定年份的情况，那里的官盐销售可能由于水灾或饥荒而中断。直到乾隆时期，这一定额的完成都没有遇到持续性的严重困难。控制江都和甘泉私盐贸易的努力，以及扬州城库存“食”盐的累积，表明私盐贸易在18世纪得到了稳定增长。 清朝初期，对于江北地区交通线路的巡查看来是临时性的；巡商和巡役承担着这方面的主要责任。巡商可能是徽州小商人，受雇于更加富裕的同乡。成本由运库和商人自己分摊。对于作为两淮和两浙盐业市场区域之分界线的长江的巡查，则是江宁江防同知的职责，由位于长江南岸的镇江水师所部承担。江防同知驻南京，远离问题地区，参与盐务巡查的军队数量很少，出于这些原因，江防同知于1717年移驻江都县东边的三江营，随后又从镇江分拨150名士兵汛守该处。在西北方，一支五人微型部队监控着经过洪泽湖的运盐船只，这片辽阔的水域提供了从大运河到安徽的通道。 雍正时期进行了彻底的行政和财政改革，盐政也被置于密切监管之下。1723—1725年任户部尚书的卢询估计，走私者和在册商人销售的私盐数量是官盐数量的好几倍。雍正皇帝试图通过机构改革来找到一条出路。改革措施之一就是授予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