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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长书心里奔腾着一股激情，也流淌着一股激愤。看着这些虚假的总结和报表，他感到一根根耻辱的鞭子抽打着他的良心。也许对于许多地方官者来说，对这一切早就司空见惯了，他们只会用从政者的高度冷静一笑置之。可古长书不行，他感到的是羞耻和种失职，感到的是公仆意识与政治责任的缺位。他给主管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副市长交待了下一步的工作：要编制统一搬迁规划，把每一户的搬迁任务要落实到乡村。1600多户看起来很多，分解到各县区也就不多了，一年时间能够完成的。这里面涉及到一些具体问题，比如，要确定地址，要盖房子，要划分责任田，还要有简单的家具，电线电灯、有线电视都得一次到位，要让他们在新的居住地很快就能适应。基本的生存条件解决了，然后才是谋求发展之路的问题。所有搬迁户全部盖土房，由乡政府组织施工。按平均每户2万元建设费计算，全市也只需要3200多万元的扶贫资金。古长书说：“一年内实现搬迁是铁定的任务，只能提前完成，不能拖延一天。这个时间是宽松的。人家建一座高楼大厦也只要一年时间呢，何况我们盖的是一层土房。咱们有言在先，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就要追究哪个环节的责任。”
分管农业的副市长向古长书立了军令状，他说：“没问题的，从现在起，我就一心扑在这事上。如果出了问题，我向全市人民检讨，然后自动辞退。我先把乌纱帽搁在你这儿。”古长书笑笑说，“你还是戴着吧，那是属于你的。到时候完不成任务，要摘掉你乌纱帽的不是我，而是组织，是老百姓。”
市政府4个副市长，都比古长书年龄大，可他们都很喜欢也很尊重古长书的，既能听古长书的话，也能积极主动、独当一面地开展工作。有的副市长遇到下属送来礼物不好处理，也私下给古长书讲讲，然后商量一个办法，要么收下，要么退回，要么上缴纪委。古长书就觉得他们真正把自己当知心朋友看，只有一腔赤诚，襟怀坦白的人，才可能做到这样的。古长书毕竟是这个班子里的班长，又是叱咤风云的铁腕人物，当然也有人希望成为古市长的心腹，或打小报告，或私下里告诉他某某局长在背后说市长坏话。特别几项改革措施出台之后，就有某某局长说古长书有些霸道，有些个人独裁。古长书便听后一笑，让对方不要听这些闲话。古长书说：“我们最应当关注的是，看看群众对我们的工作有些什么议论，而不是领导对我们的工作有些什么议论，因为群众才是大多数，群众才最有权评价我们，我们的工作永远是面对群众，服务群众的。下面一些领导对我们有看法，是因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思路不同，有议论就很正常了。不同的声音有时对我们也很有启发的。”
对于打小报告的，讨好卖乖的，告密的，古长书对他们的心态心知肚明。有人想挑拨离间，把正常的关系复杂化；有人没什么政治动机，只是传达一个信息；但更多的是想讨好他，想成为古长书的心腹。下面也有人猜测，谁是古长书的心腹？其实谁都不是。在古长书的个人词典里，是没有心腹和亲信这两个词语的。而且他特别反感这两个词，听到它们，让他感到恶心，让他想到不正经和一些丑恶勾当。古长书研究考察过不少官场中的悲剧人物，大凡下场不光彩的，无一不与他们的亲信与心腹有关。一旦有了心腹，就会有心腹之患；一旦有了亲信，就会有亲信之祸。所以，古长书既不培养自己的亲信与心腹，也不会成为别人的亲信与心腹。在市级机关中，有一些出色的部门领导，古长书是很喜欢也很欣赏他们的，但并不宠爱他们，也不偏袒他们，就连表扬他们也非常谨慎，原因就是怕他们骄横和骄傲，也怕他们借势造势。但古长书心里很明白，在一个单位，一个系统，往往就是靠那么几个能干的人支撑起来的，他们就是顶梁支柱，是政府工作必须依靠的中坚力量，跟他们保持良好的友情关系和纯洁的同志关系，是自始至终都要坚持的一贯原则。在古长书看来，如果缺乏对事业的忠诚，什么心腹也好，亲信也好，统统都是靠不住的。在利益冲突面前，他们既可以出卖你，也可以背叛你。唯一靠得住的便是自己的个人能力和个人品格。
贺建军那里也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有人对贺建军煞有介事地说，下面有个别干部议论，古长书作为市长，好象有点独揽大权的样子，市委的事情怎么能由他说了算。是不是手伸得太长了？贺建军哈哈一笑，说：“我们一直是集体决策，从来不由一个人说了算。当然，作为市长，他的话，他的建议，都是有一定份量的。至于说他独揽大权，谁说的？谁说这话我就要让他举例说明。哪怕只有一个例子，我就认为他说得有道理。如果没有例子可举，那我就认为，说这话的人是别有用心。”说话的人也非常知趣，马上改换口气说，其实我也不同意这种看法。在我看来，目前市委市政府这个班子，是最近几届班子中，最团结，最有战斗力的一个班子。贺建军见对方口气变了，也不再伤人家面子了。他用很肯定的语气说：“我们这个班子，不敢说最团结，也不敢说最有战斗力。但我可以自豪地说：我们是团结的，是有战斗力的。”
事后贺建军在跟古长书共进晚餐时，向古长书通报了一下他所听到的闲言碎语。古长书说，“我早就听说过各种说法了。不要小看下面这些领导，他们都是有想法，有头脑的人，有一些说法很正常。如果谁要不怀好意地乱说，今后我就要抓一个典型出来，严肃处理。”贺建军说：“没这个必要。我们自己把握好就行了。”贺建军还给他提供了一个信息，说：“工业局的何无疾前几天给我送去了五万元钱，我没收，退了。你跟他共过事，这人怎么样？”
古长书说：“这人不行的。是一个官瘾很大，又不知道怎么使用权力的人。他在我家里跑过无数次了。也给我送过钱，让他拿回去了。”
贺建军觉得何无疾很可笑，说：“这人怎么这样！你说说，他究竟想干什么呢？”
古长书说：“想提拔呀。即想提拔，也想换一个比较好的单位。”
贺建军说：“可是连一个工业局都搞不好的人，还能到什么地方呢？”
古长书很感慨地说：“以他跑官所付出的辛劳，以他的积极态度和火热的激情，我都感动了。不提拔他，简直有点不好意思了。看来得阻止他跑官了，党风政风就是这样跑坏了的。”
贺建军听后只乐，他问：“怎么阻止？”
古长书说：“让他不当局长他就不跑官了。我真恨不得把他免了。我们市的工业生产要有大的发展，人才是最重要的。首先要把何无疾换下来，他就不是干工业的这块料。”
说到工业上的事，贺建军心里就发毛。他也暗暗着急。在现任县长和县委书记里面，几乎找不出一个懂工业的。那些分管工业的副县长，都是半路出家管工业，并不真懂工业的。在市级部门中，也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人选。如果调一个新手到工业局当局长，也许还不如何无疾，那就不如保持原状。贺建军的顾虑，也是古长书的顾虑之处。人才的问题困惑着他们。
贺建军忽然想到一个人，他说：“有一个人倒是不错。可是，他不能当工业局长。他即使能当，可能他也不会干。”
古长书说：“谁？”
贺建军说：“你的朋友，黄骏。”
古长书说：“可能他不会干的。一个外来投资者，一个亿万富翁，他会当一个穷市的工业局长？如果他当局长，就纯粹是为我们服务，他本人是捞不到任何好处的。而且会影响他的生产经营。”
贺建军说：“用招聘的形式把他请来如何？”
古长书说：“如果真把他工作做通了，那何无疾怎么办？往哪里放？”
贺建军说：“交给组织部安排吧，让他到统战部当副部长，平级调动。”
古长书说：“那就这样，你给组织部打个招呼，让他们先物色工业局长，如果物色不到合适的，就向全省招聘。这时候我们就去做黄骏的工作，用我们的真诚感动他吧。”
两人吃着饭，把工业局长人选的事谈了一番，有了初步意见。如果把何无疾调到统战部当副部长，虽说也是正处级，对于何无疾本人来讲，跟他的期盼和努力的目标相去甚远。他肯定是不会高兴的，甚至会骂娘的。以前，何无疾为了跑官，下了很大功夫，他是在不遗余力地奔跑着，一直忙碌在跑官的旅途中。跑官有跑官的苦处，得讲技巧，心累；得走动，身子累；得送礼，身上要出血；还得接受别人欢迎的或鄙薄的目光，等等等等，那滋味是不好受的。如果调个新单位反而不如工业局有权，那就白忙乎了。统战部属于那种典型的没权没钱的单位，何无疾当然就会很失望，也会生气。话说回来，古长书和贺建军都能理解何无疾跑官要官的苦衷，可调换工业局长实在是大势所趋，不能仅仅照顾他的个人情绪，不能把一个行业和一个部门作为情感的法码。可换人也不是说到就能做到的，何无疾能给书记市长送钱，就可能给主管组织人事工作的副书记和副市长送钱，给其他常委们送钱，以打通每一个重要关节。贺建军和古长书都拒收了，可是，谁能保证他所送的每一个领导都拒收呢？那些收了钱的，就会努力为他说话，为他办事，这就意味着存在着隐性的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