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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文Verstehen这个词指的是通过直觉和神入的方法来自内在的理解，这是和通过观察和计算的方法来自外界的知识相对的；换句话说，第一人称的知识就象我们的人类同类一样是易于理解的，而第三人称的知识可能没有任何对应物，但是能用人类的术语来描绘。很显然，自然科学家拒绝这种亲临其境的、第一人称的知识，因为他们不能想象这种知识是否和原子或分子一样。①但是社会科学家总觉得他们是和人类活动联系在一起的，对于他们所分析的人类活动者他们能够富有同情心地设身处地，能够把自我的反省作为关于这些活动者的行为的知识的源泉，采取这种方式他们就有一种超过学习自然现象的学生的长处。“悟”不但是社会科学中的充分解释的一个必要特征，从而使象斯金纳的行为主义那样的心理学变得不合格，而且和自然科学家的门外汉的知识相比，它也是一种无与伦比的力量源泉。
“悟”教条的方法论困难和把自我反省作为关于人类行为的证据的方法论困难是一样的：我们怎么知道对于“悟”的某种特别的用法是可靠的？如果我们向一种特别的神入活动挑战，神入者怎能证明他们的方法是正确的？如果证实神入的方法能够独立地建立，我们就会发现这些方法通常是很冗长的。此外，我们可能会怀疑社会科学家是不是真的借助于过量的信息，这些信息是从反省和神入中获得的，因为第一手的知识创造了如何处理既精心而又不明智地错误引导的报告这种讨厌的问题。相应地，要为直觉和神入制造一个事例作为社会科学家可用的知识的额外的源泉也是很容易的，这样做有助于适用于人类行为的假说的发明，但是要在“证明的来龙去脉”中支持“悟”的社会科学是很困难的（见尼格尔1961年，第473—6，480—5页；拉纳德，1966年，第72—3页；莱斯诺夫1974年，第99—104页）。
彼特。温奇在他的那本人们讨论得很多的《一种社会科学的思想》（1958年）中强烈地、甚至是荒唐地叙述了新的反对方法论的一元论的观点，这种观点是和马克斯·韦伯的某些方法论思想、特别是他的思想样板的观点联系在一起的，而思想样板的观点又是和人的代理人从属于他们的活动这样的含义联结在一起的。①这种思想的主线是，上述含义并不是一个开放给因果分析的范畴，由于法规引导的人的活动形成社会研究的主要内容，社会科学中的解释不能以自然的原因和结果来解释，而是应该以个人的动机和目的来解释。换句话说，适合于社会研究的知识只能从“学习法规”中得到，在学习法则的过程中又使我们进一步知道其内在的现象，使我们有行为和那些法规相一致的经验。于是，对方法论的一元论的新的反对观点最终和“悟”教条这个旧的反对观点揉合起来了；这两种观点都从属于同一的批评，即，对于和法规支配的行为有关的断言，我们没有在人与人之间可检验的方法（见拉纳德，1966年，第81—3页；莱斯诺夫，1974年，第83—95页；瑞安，1970年，第1，6章）。
“悟”的问题和法规引导行为的丰富含义是直接而的确又很混乱地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这个波普主义原理联系在一起的。这一原理坚持认为，只有从个人的信仰、态度和决策方面看，对于社会、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现象的解释才能被视为是充分的。这一原理是和恐怕还没有站住脚的方法论的整体主义的原理相对的，后者假定社会整体有它自己的目的和功能，而这些整体的目的和功能是不能简化为组成他们的个人的信仰、态度和活动的。波普在他自己的著作里对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强调并不明确（见阿拉曼，1976年，第166页），在本世纪50年代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很大的辩论，但是波普本人并没有参加辩论。①
争论成功地清除了不可避免地缠绕在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绝对性周围的某些混乱。看起来早在1908年熊彼特就发明了“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表达，他还是第一个把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和“政治的个人主义”区分开来的人，前者描述的是经济分析的模式，这种分析总是从个人的行为开始，而后者表达的是政治的纲领，在这种纲领中对个人自由的保留成为检验政府活动的试金石（见马克卢普，1978年，第472页）。波普在这方面的区分并不象熊彼特那么清楚，因而他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辩护，或者干脆说他对方法论的整体主义的批评，有时候就不合逻辑地和为政治的个人主义的辩护缠在一起（见波普，1957年，第76—93页）；在弗里德里奇。哈耶克早期对“科学主义”的批评中（见弗里德里奇。哈耶克，1973年）也可以看到和熊彼特相同的倾向，看来是对自然科学方法的盲目的模仿（见马克卢普，1978年，第514—6）促使波普形成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原理。②类似地，如果不是波普自己，波普的很多追随者也从人们所谓的“本体论的个人主义”中推究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其命题是认为所有的社会制度都是由个人创造的，从而集合的现象只不过是从真正的个人决策中推究出来的假定的抽象物。但是，虽然本体论的个人主义很显然是真实的，它也不一定关系到我们应不应该研究集合的现象，也就是关系到方法论的个人主义。
对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一个明显的解释是把它和一个这样的命题等同起来，这命题就是所有社会学的概念都可以并且应该简化为心理学的概念。但是波普把这种解释宣称为心理说。然而，波普对心理说的攻击已被发现是没有说服力的，在这方面的许多争论在事实上已经转到对不可简化的“社会的事实”或制度和也许可以简化的“社会的规律”进行区分上来，从这方面看，可以认为波普坚持社会的规律可以简化为个人和个人之间的关系。不幸的是，波普还认为“理论社会科学的主要任务……是追踪有意的人类活动的无意的社会反响”（见波普，1972年b，第342页；又第124—5页；1962年，Ⅱ，第95页；1972年a，第160页注）。但是，怎么可能没有正常的社会规律，也就是关于整体的前提怎么会不超过组成它的各部分的前提的总和呢？毫无疑问，在霍布斯和洛克时代，经济学和政治学中的理论的个人主义，的确最终形成了18世纪苏格兰哲学家的无意结果教条，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什么理由说对个人活动的无意的副产品的研究现在应该成为社会科学的必要的或甚至是主要的特征。但如果事情是这样的话，又是什么变成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专横呢？
从上面的观点看来，注意一下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严格的解释（或者在这方面的“悟”教条）在经济学中意味着什么是很有益的。实际上，这种解释将排除掉所有不能简化为微观经济学命题的全部宏观经济学命题。由于至今只有很少宏观经济学命题做了这种简化，所以，几乎整个公认的宏观经济学都要被排除掉。在一种有如此毁灭性的含义的方法论原理里面，肯定有某些错误。在这里提到经济学并不是多余的，因为波普自己曾经解释说，必须把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解释为在“理性原则”的社会问题中的运用，或“零方法”在“事态逻辑”中的运用。波普在他的知识传记里把这种事态分析方法解释为：
……是一种把经济理论（边际效用理论）的方法一般化的企图，以便使之能在其他理论的社会科学中运用……这种方法包括了建立一个社会局势模型，特别是包括了制度的局势，在这种局势中一个代理人用他的活动来解释他的活动的理性（零特点）。于是，这就是可检验的社会科学假说的模型＇见波普，1976年，第117—18页；又1957年，第140—1页；1972年ａ，第178—9，188页］。
无论如何，让我们把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作为一种有启发的假设来推荐：从原则上说，如果有可能和当有可能的时候，用个人的行为来给所有象宏观的因素、总体变量或不管被叫做什么的整体概念下定义是非常合意的。但是当不能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也不能陷入沉默，认为我们不可以蔑视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原理。正象有一个辩论的参加者所写的：
我们最能向社会科学家提出的问题是……他是否把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原理作为虔诚地希望达到顶点的东西、作为一种近乎是尽量地封闭的思想牢记在心里。这至少可促使他向人们保证他决不再把经济的或其他方面的可疑的团体心理和非个人的“力量”拿来戏弄；他决不再把不可观察的性质归于同样是不可观察的团体实体。与此同时，他将不会由于方法论的认可就不管什么东西如何不精确，有多少问题，都顽固地坚持＇见布罗德贝克，1973年，第293页］。
现在我们重申了方法论的一元论，这样做甚至是和波普对其教条的冲淡相反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否定至少和某些自然科学相比还不成熟的每种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即使在“硬的”自然科学和“软的”社会科学之间只有一度之差，这一度也是相当大的。没有哪一种社会科学能够吹虚是现代化学的普遍定律，是粒子物理学的数字常数，有牛顿动力学的预言的正确性。若是把社会科学同生物学、地质学、生理学和气象学这些自然科学相比较，情况就要好一些，但即使在这里，在我们关于人类行为的知识和我们关于自然现象的知识方面仍然有很大的距离。①从原理方面看，在自然科学的方法和社会科学的方法之间，也许没有什么可选择的，但是从实践方面看，这两者之间的划分几乎象社会科学的方法和，比如说，文学批评的原理的区别一样大。
①事实上已经区分了库恩该书第一版中范例这个术语的21种不同的定义（见马斯特曼，1970年，60—5页）。
①顺便说，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