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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就象德马切（1970年，第272—3页）在他为穆勒的辩护中所表达的： “不能说穆勒总是企图用事实来检验他的理论……有时候穆勒希望和在他的推理理论同事实之间的差距共同生存……他准备用事实的资料来巩固他的理论；但历史的事实……从未被允许凌驾于理论之上而取得自己的正当地位。”
①见赫希（1980年），他非常正确地责备了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当代评论家，说我们掩盖了古典证实主义和现代证伪主义之间的区别。现在我认识到，从这方面看，我早先对古典方法论的特征描绘（见布劳格，1978年，第697—9页）是令人误入歧途的。赫希还认为古典方法论是有辩护能力的，这当然是很不同的观点。
①凯尔恩斯根据他对澳大利亚黄金发现的影响的经验研究，相信他关于在经济学中不可能有真正的定量性预言的断言是正确的；然而请参阅博尔多（1975年）的一篇论文，该文拼命地企图把凯尔恩斯的方法论和现代证伪主义者的立场等同起来（见赫希1978年；博尔多，1978年）。
①这个评论对于马克思就象对于主流古典经济学一样适用。（见布劳格，1980年，第2章）。
①这可以解释马歇尔在给福克斯威尔的信中有点象谜语一样的评论“说到方法，我看我的是处在凯恩斯＋斯德威克＋凯尔恩斯和施穆勒尔＋阿什利之间的中间方法”（科斯的引用，1975年，第27—8页）。但是那时马歇尔是一个能干的理论家，他在他所有的方法论著作里强调收集和综合事实，执着地贬低抽象理论的作用（见科斯，1975年）。
①奥布赖恩，（1975年，第66—8页；又1970年，第96—8页）把休谟、斯密、萨伊和麦克库洛赫合在一起做为一个归纳主义者集团，并把他们和推理主义者，即李嘉图、西尼尔、托仑斯、穆勒和凯尔恩斯相对比。但是这种方法是否经得住考察很值得怀疑。还值得注意的是凯恩斯对里查德·琼斯在19世纪30年代所做的孤立的方法论的主张只是做了附带的参考。也许在这里他的直觉比那些称R。琼斯为先驱者的英国历史学派的成员们的要好：琼斯对租金的真正的研究和他的规划宣称是有区别的，他的研究并没有很多地反映对经济问题的总的归纳方法，而更多的是明确地否定李嘉图关于在地主之间的完全竞争的假设（见米勒，1971年）。
①对历史学派的总的评论，见熊彼特（1954年，第107—24页）和哈奇森（1953年，第145—52页）。对方法争论的特别的评论，见哈奇森（1973年），他做结论说：“在事实上，方法争论主要不是关于方法方面的争吵，而主要是兴趣方面的冲突，争论什么是最重要和最有趣的研究课题，是定价和资源配置分析呢还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和工业的广泛的发展和变化”（见哈奇森，1973年，第34—5页）。
①罗宾斯引用奥地利和德国作者的东西比引用英国和美国的更频繁，这在当时英国的经济学家中是不平常的。然而他深深地受到P。威克斯蒂德的《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原理》（1910年）的影响，这是把奥地利人的思想引入到英国经济学中的较早的企图。
①同样的观点更早地出现在他的Grundproblemeder Nationaloekonomi （1933）。
①对现代奥地利经济学的很好的文献索引见多兰德（1976年，第224—7页）和利特查尔德，1978年，第82—3页）。利特查尔德（1978年，第22页）在区别现代奥地利人的特征时评论道“没有两个奥地利人在方法论上曾经完全一致……然而，在总的见解方面他们有广泛的一致，对此利涅尔已经总结道：奥地利经济学家是主观主义者；他们强调人类活动的有目的性；他们不喜欢通过强调均衡去排除市场过程的理论结构；他们对企图把计量过程运用于经济学表示深深的怀疑；他们对经济原理的经验‘物证’表示怀疑，结果对在今天的经济学界中继续存在的很多经验著作的正确性和重要性持严重的保守态度。”冥王E书？2004
＇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
第四章 证伪主义者，整个二十世纪的故事
一、极端经验主义？
1938年，托伦斯·哈奇森的《经济理论的意义及基本假定》出版了，这本书也把对波普的可证伪性方法论标准的明白介绍带到经济争论中来。哈奇森必然是早在1938年就认识到了波普的划分标准的意义，这件事本身是值得注意的：波普的《研究的逻辑》（1934年）那时候还几乎完全不为人所知，甚至象艾尔的《语言、真理和逻辑》（1936年）那么有名的维也纳学术圈子的哲学思想普及也完全漏掉了波普对意义的可证实原理所作的批评的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说，甚至哈奇森也没有认识到波普思想的新奇之处：虽然他频繁地引用波普，但是他在制定基本标准时却不承认任何东西是从波普那儿得来的。他的基本标准是，追求“科学”地位的经济命题至少应该能使人相信它可以在人际进行经验检验（见哈奇森，1965年，第10，19，26—7，48，49，126，156页）①。哈奇森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各式各样的先验论，但是在攻击据说米塞斯和罗宾斯称正统经济学的假设是直觉地明显的时，他把事情夸大了，本来是要调整两次大战之间的经济学方法论方向的坚决的努力就这样搞糟了。
哈奇森争论的中心观点是，所有经济命题都可以被彻底地划分为重复命题或经验命题，前者是不否认世界上任何可想象事态的发生，后者是不否认在这些事态中至少有某些可想象事态的发生（见哈奇森，1965年，第13页）。不管我们对这种科学命题的两分法会怎么想——对于这种认为所有命题都能被整齐地划分为逻辑上需要的“分析性”命题和逻辑上明确的“综合性”命题的实证主义教条，有的现代哲学家已经提出疑问（见尼格尔，1961年，第371页）——事实是哈奇森趋向于把大部分经济命题归结为重复的命题。在这样做的时候，他把只不过是把伪装定义的断言和虽然在原则上是可检验的，但实际上又蓄意蔑视现实检验的断言两者之间的区别弄得模糊不清了。
举例说，在经济学里形而上学的“硬核”命题，例如相信价格体系能够恒定地运转来调和所有经济代理人的利益，或者所有经济代理人都根据他们的利益理性地活动，这些的确都是认为现实世界甚至在原则上也无可非议的断言，因为看起来它们并不禁止任何事件发生。类似地，哈奇森把带有不是专设的假定其他情况不变条件的经济命题当做重复的命题取消了（见哈奇森，1965年，第42页），而事实上它们只不过是关于现实世界的不可检验的经验断言。请考虑两种论述：假定其他情况不变，征收香烟税将会提高它的价格，和假定其他情况不变，征收香烟税将会降低它的价格；两者都不是重复的命题，因为两者之间实际上都是不可比的。就这两种论述说，它们都是关于现实的“综合的”命题，然而没有哪一个甚至在原则上是可信的，因为其他情况是无数的。因此，如果一个论述在原则上是可证伪的，它会的确否认某些可想象的事件或一系列事件。但是反过来的说法并不能站得住脚：一个论述可以否认某些可想象的事件的发生，然而甚至在原则上这个论述也是不可反驳的，所有带有不是专设的假定其他情况不变条件的趋向论述的确是这样。
对哈奇森的批评是克拉普霍兹和阿加西发起的（见阿加西，1967年）。克拉普霍兹和阿加西并不是象哈奇森那样采取“分析－重复命题”和“综合－经验命题”的两分法，并且把大多数经济概念归于前一类，而是提出了三分法，分为（１）分析－重复命题，（２）综合－经验命题，不过甚至在原则上也是不可检验的，和（３）综合－经验命题，但是至少在原则上是可检验的。他们这样划分的结果是减少了归入第一类的经济概念和增加了归入第二类的经济概念。他们争论说，当事实上经济学家们所做的是不可检验的经验断言时，哈奇森却不断地批评他们表达重复的命题：“人们从他对经济理论的考察中所得到的印象是，在他那个时期大多数经济理论家除了重复命题之外几乎什么都没说，虽然他的书是在凯恩斯的《通论》之后两年出版的。然而凯恩斯毫无疑问是关心经验问题的”（见克拉普霍兹和阿加西，1967年，第28页）。①
哈奇森的主要的方法论法则是，科学的经济研究应该受到可经验地检验的论述的限制。不幸的是，对于可检验的要求指的是对经济理论的假设还是对它的预言，他是很含糊的。
结果，他好象是强调对假定（postulates）、或我们现在所称的假设（assumptions）的检验，就象他那本书的标题所暗示的，这种印象在他回答后来弗里茨·马克卢普对极端经验主义的遣责中得到了加强：马克卢普把哈奇森当做极端经验主义者的主要榜样来引用（见马克卢普，1978年，第143—4页），极端经验主义者的意思是，他总是“坚持用从感情观察中得来的客观资料对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