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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61页］。
但是在承认我们应该为事实上不准确的假设感到担心的同时，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是不是应该仅仅由于知道一个理论的假设不现实就抛弃这个理论。然而，萨缪尔逊对这个问题却不做声。当我们回想，甚至弗里德曼也仅仅断言说，在对理论的证实中，不现实的假设是“大部分地”不相关的，并加上事实上经济理论中的很多动机假设关系到不可观察的变量，我们确实不会比象萨缪尔逊感情强烈地谴责的F扭曲那种结果更聪明。
萨缪尔逊更甚地提供了F扭曲错误的逻辑证明（见萨缪尔逊，1966年，1775—6），但是那个证明预先假设了一个完全公理化的“欧几里德”理论，它的整个推理结构保证了假设、理论命题以及这些命题的结果，全都互相包含解释他者的含义。事实上，大部分经济理论并不是完全公理化的，并不具有简单的逻辑结构，这正是为什么存在一些把理论的假设和理论的含义区分开来的要点的原因（见德·艾莱西，1971年，第868—9页；马克卢普，1978年，第481页；玻普和玻普，1972年ｂ，第236页；旺，1973年，第321页）。还有，甚至是一个在原则上可以分解为它的假设的、完全公理化的理论也不能用经验来检验，除非这个理论是以起始条件和多少是“现实主义的”辅助条件来补充的，从而为出现在理论中的分析变量提供了可计量的替代物。因此，萨缪尔逊对F扭曲错误的证明看起来只是参考了理论做为组织我们的思想的分析性编档体系这个正式作用，而没有参考理论对现实进行解释这个重要作用（见麦克莱兰，1975年，第139—4页；罗森堡，1976年，第170—2）。
我们可能会认为弗里德曼观点的最薄弱的一环是他对工具主义方法论的赞同。一旦理论被视为只不过是产生预言的工具，那么假设不相关论题就是不可抗拒的了。弗里德曼告诉我们，“证实一个假说的唯一恰当的检验是把它的预言和检验进行比较。”但是这样一种比较能够表明某一个理论的预言非常精确，虽然从因果机制的意义上看，这个理论并没有对预言提供任何解释。人们可能会认为，科学应该比仅仅做精确的预言做得更好。但是，萨缪尔逊不是对弗里德曼这种求援于对称论题的暗示提出疑问，而是自己也赞同对称论题，其做法是选择描述主义的方法论：
一个通过邮电进行的盖洛普民意测验计算看起来是要表明，人们广泛地希望不要相信我的强硬的观点，因为我认为“理论”做为（战略性地简化了的）对可观察和可反驳的经验规律的描述……用来描述很大范围的可观察的现实的描述（方程式或其他形式）毕竟是我们在此能够得到的（或需要要求的）全部“解释”……一个解释，就象在科学中正当地运用的，是描述的更好形式，而不是某些最终超越了描述的东西＇见萨缪尔逊，1972年，第765—6页，又1966年，第1778页］。
除了描述主义的方法论是有点老式的（见尼格尔，1961年，第118—29页）之外，我们奇怪的是，这种狂热地坚持总是用对问题“怎样？”的回答来回答问题“为什么？”的目的是什么。在最后的分析中，萨缪尔逊几乎是和弗里德曼一样地为经济学辩护的。
毫不奇怪，大部分歧论家下结论说，在萨缪尔逊和弗里德曼的争论之间没有什么重大的方法论危机：工具主义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对称论题是错的；描述主义虽然是完全站得住脚的，但却是一个过份缓和的方法论，是一个没出息的人对工具主义的翻版（见博兰，1970年；旺，1973年）。还有，这两个作者都把他们所鼓吹的东西的失败归罪于实践。马克卢普（见马克卢普，1978年，第482—3页）参考了萨缪尔逊的国际要素价格均等化原理（见萨缪尔逊，1972年，第11章），指出萨缪尔逊是象弗里德曼一样的F扭曲者，意思是他也从允许明显地违反事实的理论假设中推论出表面上有意义的现实世界的结果。阿奇博尔德也令人信服地指出（见阿奇博尔德，1961年，1963年），施蒂格勒和弗里德曼攻击张伯伦的垄断竞争理论时，不是针对它那可怜的预言记录，而是针对它的不一致性、简单性、恰当性，等等，也就是针对理论的假设基础而不是针对它的预言。但是，撇开争论的要点，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弗里德曼、马克卢普和萨缪尔逊，他们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接受了我们早就说过的防守的方法论，其主要目的看起是一方面要保护经济学免受象假设不现实这种挑剔的批评，另一方面是抵制对预言进行检验的刺耳要求（见库普曼斯，1957年，第141—2页，拉特斯，1976年，第10页）。我们已经讨论了这种辩护的前半部分，但是对于后半部分我们还没说什么。
六、达尔文生存机制
马克卢普在为经济学中的经验研究的重要性辩护时，却一直突出了所有对经济假说检验的无结论性。我们已经注意到他喜欢用证实而不喜欢用证伪这种语言，但他是完全认识到认为证实理论只不过是那些至今抵制证伪理论这种波普观点的：“检验一个经验假设结果是得出它的不确实或它的非不确实，从来不会得出它的必定的确实”（见马克卢普1978年，第140页）。借助于这种术语学分类，我们现在能够考虑他关于象经济学这种领域中的经验检验的怀疑主义：
当经济学家的预言是有条件的，也就是说，是建立在特定的条件基础上的，这些规定的条件满足与否并不能对之进行检验，于是不管观察的结果如何也不能对基本的理论进行否定。同时也不可能对一个其预言的规定概率是低于百分之百的理论进行否定；因为如果是以比如说70％的概率预言一个事件的，那么任何结果都是和这个预言一致的。只有同样的“事例”发生了一百次我才能用“击中”和“击漏”的频率来证实规定的概率。这并不意味着所有证实我们的现论的企图都给挫败了。但这的确意味着，对我们的大部分理论的检验将是更接近于说明的特征，而不是那种证实的特征，那种证实是有可能和可重复控制的实验或和重复发生的、充分识别了的情况联系起来的。这就暗示着，甚至当经济领域中大部分理智的人应该准备把我们的检验做为结论来接受，并且赞同经过这样检验了的理论“不是不确实的”，也就是说了“Ｏ。Ｋ”的时候，我们也不能足以令人信服地强迫别人接受我们的检验＇见同上，第155页］。
这一页可以当做是对“幼稚的证伪主义”完全恰当的批评，当做对杜海姆不可驳论题的重申来读，也可以当做对更加“复杂的证伪主义”的恳求来读：正因为对经济理论的检验“更近似于说明的特征而不是证实的特征”，我们才需要尽可能多的说明。但是这又意味着经济学家应该把他们的智力资源集中在生产非常详细地说明的可证伪的预言这个任务上，这就是，少安排优先权给象简单、优雅和一般性这些评价的标准尺度，多安排优先权给象可预言性和富有经验果实等这些评价尺度。然而，非常清楚的是，从马克卢普在这里和在其他地方的主张的趋向上可以看出，他会按其他方式精确地安排他的优先秩序（见梅利茨，1965年，第52—60页；罗特文，1973年，第368—72页）。马克卢普在他漫长的生涯中屡次转向经济学的方法论问题，在对批评家们所设计的对经济学的所有检验的贬低中，他是格外坦率的，但是他从来没有说，如果证据是具体化的，他会希望把什么证据视为对比如说新古典主义的企业行为理论或者要素需求的边际生产力理论的反驳（例见，马克卢普，1963年，第190，207页）。
象马克卢普确实做的那样称赞经验研究，如果从来没有提出和人们所持的信念有什么不同的东西，那么那样做并没有多大意义。①弗里德曼对经验检验的态度和马克卢普的是有些不同的：虽然他同意“在科学中从来没有必然性，并且从来也不能完全‘客观地’取得支持或反对一个假说的证据”（见弗里德曼，1953年，第30页），但是他相信新古典研究框架不断地受到检验，并且完全胜利地通过了大部分检验。他认为，首先，象我们已经看到的，竞争代表了一个达尔文过程，这个过程所产生的结果，比如保证所有消费者都使他们的效用最大化和所有的厂商都使他们的利润最大化的结果，尽管新古典模型的假设可能是违反事实的，但它的预言仍然正确的结果，这两个结果是一样的。（对这个争论的经典论述是阿曼·阿尔金做的，因此我们将把这称为阿尔金论题）。其次，对收益最大化假说的一批甚至更重要的证据是这个假说在专门问题中的无数运用和对它的含义寻找矛盾的屡次失败。这个证据得到文件资料的极硬的支持：它散布在无数的备忘录、文章和专著中，这些文件所关心的主要是专门的具体的问题而不是把假说付诸检验。但长期继续运用和接受这个假设，以及要发展和广泛接受另外的连贯的、自我维持的理论的失败，是对这个假说的价值的有力的、间接的公开承认（见同上，第22—3页）。
不必怀疑这是弗里德曼的整篇文章中最所向披靡的一页，因为他对于这些“无数的运用”甚至一个例子也不举。毫无疑问，当干燥的夏天草莓价格上升，当伴随着石油危机油价急剧上涨，当受到转向强硬的货币政策威胁之后股票市场价格下跌，这时我们可能会很满意，因为对收益最大化假说含义的反驳又一次失败了。然而，就多种假说能够解释同一个现象而言，我们永远不能肯定提出反驳的屡次失败不是经济学家不愿发展和检验非正统假设的征候。要是能够告诉什么样的经济事件为收益最大化假说所排除，或者更好地，什么样的事件，如果它们发生的话，能够迫使我们放弃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