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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怀疑这多少是准确地描述了某些制度主义者的方法，例如托尔斯泰恩·维布伦的，克拉伦斯·艾尔斯的，或许还有甘纳尔·缪尔达尔的。但是很难在约翰·Ｒ．康芒斯、威斯利·克莱尔·米切尔和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的著作中找到象模型建立的任何东西，而有些人会把他们视为主要的制度主义者。很清楚的是，所有这些作家在某些方面是一致的：它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会同均衡、理性行为、瞬间调整和完全知识这些概念打交道，所有他们都偏爱在风俗和习惯影响下的群体行为思想，喜欢把经济制度更多地看做是一个生物有机体而不是一部机器。但是绝不能说他们的方法论是相同的，也就是，绝不能说在证实他们的解释时用共同的方法（见布劳格，1978年，第710—13，726—7页）。可能有一个制度主义学派这类东西，但很清楚的是在反对正统经济学家方面它没有唯一的方法论。
对制度主义者所有的方法论的一个更好的描述是沃德所称的讲故事（见沃德，1972年，第12章），意思也是说他们过多地描述正统经济学，特别是对在运用中的那些。讲故事利用历史主义者所称的概括的方法，把事实、低水平的一般化、高水平的理论和价值判断用一种固有的叙事方式捆在一起，并用作者和读者所共有的一套含蓄的信仰和态度把它们粘合起来。在能者的手里，这种做法能极有说服力，然而过后要解释为什么要做这种说服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一个人是怎样证实他所讲的故事的呢？当然有人会问，是不是正确地说出了事实，是否有其他事实省略了，低水平的一般化是否受相反例子的支配，我们是否能找到切合事实的竞争性的故事。总之，我们审查了一个和我们经常用来证实正统经济学的“假说—推理”解释的做法不同的过程。然而，由于讲故事缺乏严密、缺乏一定的逻辑结构，要证实它是太容易了，然而又不可能去对它证伪。它的确或者能够恰好是有说服力的，因为它从来不冒出错的风险。
也许经济问题是那么难驾驭以致讲故事是我们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但如果事情是这样的话，在事实上我们应该推荐讲故事的保险的方法论时，又痛惜证伪主义的有风险的方法论，这就很奇怪了。是不是越是证伪主义就越好呢？
十、目前的主流
在我们考察战后经济方法论时，没有发现有什么具有压倒优势的理论。但是尽管界限有些模糊，辩别某些象主流观点的东西还是可能的。虽然F扭曲有些尴尬，弗里德曼和马克卢普看起来的确说服了他们的大部分同事，同意对经济理论的假定或假设进行直接证实既不必要而又会引人入歧途；应该在最后的分析中用理论对它们计划要解释的现象的影响来判断一个理论。与此同时，经济学被认为仅仅是“一箱工具”，并且经验检验能表明，主要不是看某些模型是对的还是错的，而是看它们是否在给定的情况中运用。流行的方法论基调不但对公认的经济学理论是高度保护性的，而且在“比赛规则”的界限内也是极端宽容的：几乎任何模型都将确实是建立了严格的公式，具有漂亮的结构，允诺同现实世界的情况有潜在的一致。就象我们已经看到的，现代经济学家经常宣扬证伪主义，但是他们很少这样做：在他们那里起作用的科学哲学可以被贴切地描述为是“无害的证伪主义。”①为了证实这个责难，我们将考察一个选定的主导的经济理论样板。然而在这样做之前，我们需要离开主题考虑福利经济学的麻烦问题。把经济学同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区别开来的特征之一是，经济学经常在完全同一个时间里对行为进行解释和规定行为的标准。现代科学哲学在帮助我们评价从一定的价值判断基础演绎出关于社会的最佳状态的本质这种理论方面作用很少，或者没有什么作用。也许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现代经济学家并不把证伪主义看得很认真的原因？
①几年后当奈特要求哈奇森说出他的哲学起点时，很有意义的是哈奇森提到了英国的经验主义者和马基以及维也纳的卡纳普，而却没有提到波普（见哈奇森，1941年，第735页）。稍后一个社会科学哲学家对待经济学中的方法论问题只不过是用另一种语言表示的哈奇森的观点，见考夫曼（1944年，第16章）；他也没有提到波普。
①哈奇森认为经济学家们是（并的确是）为了保护经验命题而把它们做为重复命题和定义来表达，这种观点是正确的；相反地，他们有时候令人不可思议地尽量要从事实上是重复的东西中抽取大量的经济洞察力（见里昂惕夫，1950年；克拉普霍兹和米香，1962年；又哈奇森，1960年；克拉普霍兹和阿加西，1960年；哈奇森，1966年；拉特斯，1972年，第239—41页；罗森堡，1976年，第152—5页）。
①类似地，马克卢普在攻击哈奇森的极端经验主义时宣称（见马克卢普，1978年，第152—3页）：“的确，这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基本差别：在后者中，事实和‘观察’的资料本身就是人类活动者对人类活动的解释。并且这就向社会科学提出了一个在自然科学中不存在的要求：在抽象的模式中为了分析的目的构造起来的所有类型的活动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都应该是‘可理解的’，其含义是我们能够想象明智的人按研究中的理想类型所假定的方式活动（至少有时候是这样）。”
①弗里德曼的这个论题是那么有名以致甚至成为广为流传的笑话话题。奥布林（1974年，第3页）说在Bel Fast大学的学生告诉了他以下的故事（在此4年前我在曼谷的一个经济学家集会上听到了相同的故事）：“一位经济学家、一位工程师和一位化学家被困在一个沙漠孤岛上，他们有一罐火腿，但却没有开罐工具。
当工程师和化学家运用科学做各种开罐的试验都失败之后，他们转向一直在一旁面带高人一筹的微笑的经济学家愤怒地问，‘要是你会怎么办？’‘让我们假设我们有一把开罐刀’，经济学家沉着地答道。”
①我们肯定必须同意阿奇博尔德（1963年，第69—70页）的猜测，他说，假使“我们从理论Ａ和从理论Ｂ中的某些部分成功地预言一个经济实体的某些行为；而当Ａ是对的Ｂ就必须是错的，反之亦然。解释这种情况的方法之一是：
‘不同的理论解决不同的问题’。另一种方法是：‘Ａ和Ｂ都遭到了反驳’。那么现在我们怎么办？我的观点是Ａ和Ｂ的正确预言都包括了我们有用知识的一部分，对我所说的工程目的是可用的，但是做为科学的假说Ａ和Ｂ都遭到了反驳。现在我们必须努力建立一个更一般的同Ａ和Ｂ一致的理论。部分的这个理论必须专门确定每个次理论能把握的情况。这样一个理论可能会遭到反驳，因为专门的确定可能是错的。我对这种垄断—竞争混合情况的抱怨正好是，这是一种专设的混合而不是包含了适当的专门化的一般理论，从而也不能怀疑这种理论会遭到反驳。”
①类似地，比尔和奥尔（1967年，第195页）不赞同不相关假设论题，认为对经济学中的假设是很难检验的，因此作为第二好的办法是，只要假设不是断然地和任何可观察的东西有矛盾，就认为它们是正确的，于是就直接地检验预言。
这种办法是合理的。他们说：“对于完全竞争模型的预言，如果因为其中的几个不能充分地把和中级教科书中的完全竞争条件不一致的东西合理化就无视它们，那么这是绝对错误的。这种否定是错误的，因为要确定实际情况的变化和完全竞争思想之间的差距有多大和意义有多大，或者要确定一个完全竞争的合适思想是什么，这确是非常困难的。”
①见库普斯曼，1957年，第140页；阿奇博尔德，1959年ａ，第61—9页；罗特文，1959年，第556页，1973年，第373—374页；温特尔，1962年，第233页；西耶特和格朗伯格，1963年，第302—308页；梅利茨，1965年，第39页；德·艾莱西，1965年；克拉普霍兹和阿加西，1967年，第29—33页；黑维特，1970年，第137页；麦克罗斯基，1975年，第136—139页；科登顿，1976年ａ；罗森堡，1976年，第155—70页；诺顿，1978年；在辩护方面，见马克卢普，1978年，第153页；玻普和玻普，1972年ａ，1972年ｂ）。对关于一些弗里德曼的批评家的概览，见博兰（1979年），然而这本书把这些批评家贬得太低了。
①马克卢普（见马克卢普，1978年，第46页）最近把自己描述为“一个因袭主义者——意思是一个人他把从分析的步骤方面看不做断言而只有惯例（解析，假定）的命题当做有意义的、有用的命题来接受。”
①因此，哈利·约翰逊（1968年，第5页）赞同不相关假设论题，不加限制条件地说：“已经表明……不管厂商是否有意识地寻求使利润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竞争将消灭缺乏效率的厂商；也不管消费者行为是理性的或纯随机的，对一种产品的需求曲线将象在马歇尔分析中的那样趋于向下倾斜。结果，经济学家把经济当做一个相互依赖的系统是可能的，这个系统对根据某种理性的一般原理发生的变化做出反应。经济学家的信心比情有可原的30年前所表现的更足。”关于对达尔文论题的其他反响，见温特尔（1962年，第1页注）。
②特别是见最近第５版中论方法论的新的几章（见利普西，1979年，第1—3章），不要把这和利普西和斯坦纳（1978年）混起来，那是利普西（1979年）的美国版，略去了我叫人们注意的所有方法论讨论。
①这个向后转的出处可能是阿奇博尔德（见阿奇博尔德，1967年），这反映了在60年代早期伦敦经济学院（波普在那教书）的“口述传统”，这个传统认为“真正的”波普是波普１，“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