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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美国制度学派为主导的对边际效用理论充满敌意但无效的批评以后①，无差异理论再次肯定了经济人概念（这个概念是约翰·莫拉斯·克拉克提出来的，它是指“对毫无感情的计算具有不可思议的理性热情”的人），与此同时则在从序数而不是基数效用的微积分中取得标准结果倾注了过多的精力。“无差异”概念，包括它在无限地相互接近的商品组合之间所作的成对比较，其内省性和不可观测性，一如对边际效用进行基数比较的概念。②如果无差异曲线理论的阐述能有助于从经验上对消费者行为作出重要的预言，自然不会存在这个问题。但事实是，无差异曲线本身对于事先告诉我们需求曲线斜率为负而不是斜率为正毫无帮助，因为，我们从来既不能直接观测替代效应也不能直接观测收入效应（收入效应是根据总效用处于原始水平而定义的），我们也不能为了预测价格变动引起的需求总量的变动而测出一种效应，然后把它加到另一种效应上。跟从前一样，不管最终的需求怎样，消费者行为理论仍然处于事后对所有最终需求结果的理性化上。我们能够证实需求定律，却从来不能否证需求定律。
无差异理论的标准阐释，是希克斯在《价值与资本》（1939）一书的前三章作出的，那时，萨缪尔森已经在利用仍然很少量的假定证明同一个古老的结果的比赛中夺魁。萨缪尔森显示偏好理论的提出，通过把它限定于价值（数量乘价格）总和之间可以进行的比较，清除了消费者行为理论中的最后一点效用遗迹。在每种预算约束下，消费者只挑选一组比较偏好的物品，并且在相续的选择中保持行为的一致。当物评价格上升时，他们将少买一些物品；当他们的收入增加时，他们将多买一些那种物品。这个一般化的需求定律，或者如萨缪尔森所说的“消费理论的基本定理”，包括了无差异理论所能观察到的一切内容，并且具有根据消费者显示的行为直接推断其偏好而不必绕道的优点。此外，为了重建原先购买的物品组合，要求显示偏好理论中的收入效应在理论上是可以测量的，收入变动的结果与价格变动的结果符号相反。
不过，显示偏好理论象无差异曲线分析一样难于反驳：除非我们事先已经掌握一种商品需求的收入弹性信息，否则我们无法根据消费理论的基本定理提前预言对它的需求之数量与价格呈反向变动。当然，我们可以推断，这种结果的可能性比较大，这种商品占总支出的比例比较小。但这种推断较之于根据比较陈旧的马歇尔消费者行为理论作出推断，如果说不是更容易的话，也是同样容易。
后来在显示偏好理论公理化上的努力取得了巨大成功，使得它的假定前提和结论能够确定地联系起来，以至于只要确定其中的一个正确便足以确定另一个正确，反之亦然（霍撒克，1961年，第705—8页）。这本身为我们前面的内容（见第四章）提供了完整的范例。前面我们指出，在纯粹的公理化理论中，“假定前提”和“内含”之间没有逻辑区别。显示偏好理论能用来推导出早先的基数和序数效用论所能推导出的需求曲线的全部标准性质。效用理论中所谓的“理性”选择，在显示偏好理论中转变为“偏好的多少”、“一致性”和“可递性”（transitivity）。简而言之，显示偏好理论和效用理论在逻辑上是相当的，因此，萨缪尔森原先声称显示偏好理论是分析消费者行为的新方法是没有根据的。①从那种程度上说，某些“进攻的”方法论学者对独立检验显示偏好理论假定的要求（克拉克森，1963年，第55—6，62—3，79，83页）漏掉了这一点。我们不一定要象弗里德曼那样争论弗洛伊德和马克思已教导我们，人们并不知道他们为何那样行动，而且在任何情况下，社会科学的职责都是探索个体行为的无意的社会后果，而不是考察个体所显示的意识的明确程度。显示偏好理论是一种内容的“现实主义”检验与假定的“现实主义”检验在逻辑上相当的优秀理论。
当然，显示偏好理论对于需求关系的预言能力并不比此前的消费者行为理论更好：由于它依存于无约束的一般表述，它很难从经验上证伪。虽然显示偏好理论因促使突出消费者理论中的经验内容而受到赞扬（霍撒克，1961年，第713页），但是很难发现它进行了新的需求方面经验研究的许多证据。例如，它认为当价格变动时，消费者的偏好序列是由消费者的选择的时间顺序显示的，这就意味着它对耐用消费品需求的解释没有贡献——因为，耐用物品的消费不一定与购买日期有什么固定的联系，耐用物品之间的选择也许并没有表明消费者的偏好（摩根斯顿，1972年，第1168页）。
除了这种局限性而外，还有许多比较严重的问题，这就是，它是一种单个消费者的选择的理论，而需求假定前提的度量和检验则根本上是与市场行为相关的。单个消费者行为的传统理论，无论是老的还是新的变种，实际上都与经济学家们选用的典型的市场需求数据相去十万八千里。就需求的经验分析而言，我们能否假定效用函数——消费者之间存在的一种偏好序列的稳定集合——确实存在问题，好象要比基数与序数或无差异与显示偏好之间没完没了的理论争论问题要大得多。
四、需求方面的经验工作
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需求关系方面的经验研究，布朗和迪顿（1972年）作了权威性的总结，他们却出，许多经验研究是纯粹“实用性的”，对任何消费者行为理论都没有什么太多的参考价值（第1150—2页）。即使力图接近传统理论的一些研究，许多研究工作者也简直无视把个人需求汇总成总需求行为问题，他们实际上把平均的人均需求数据看作是拥有平均的人均收入的单个消费者产生的。他们发现，消费者行为理论一般“并没有提供曾经期望的东西，需求分析中的思想偏离了得到的经验”（第1154页）。因此，消费者行为理论从没应用于具体的个人，而只是用于统计上的平均个人。
“所以，把这种理论视为一种寓言（或用现代的说法，视为一种范例），这种寓言提出许多限制，以足能解决计算和解释的其它难题，这是有道理的”（第1168页）。事实上，如果所有的消费者都完全根据纯粹的消费者行为理论行动，消费者的恩格尔曲线就应该是平行的直线，而需求关系的计算也就完全不可能了。然而，不幸的是，“我们没有看到建立真正的总需求关系系统的彻底努力”（第1170页）。
布朗和迪顿还说：“大多数应用工作实际上强调的是计算而不是检验……只有能够计算整个需求函数系统，才有可能进行比较严格的检验”（第118—19页）。需求函数在价格和货币收入上是零次其次的假定，是价格理论中所假定的它们的标准性质之一，实际上已经为整个需求方程系统的某些检验所否定（第1189—95页）。更一般地讲，他们断言，人们“过于注重价格变动的替代效应”；“对许多实践目的来说，收入变动的效应的意义要比价格变动效应的意义更大”（第1157，1154页）。最后，他们发现，“收入分配变动如何影响平均的每个人的消费行为问题……或许是……在建立恰当的经验上可用的消费者需求理论中失去的最重要的联系”（第1158页）。
在这种情况下，米香关于取消消费者行为理论的建议就不是无稽之谈了。米香认为：“虽然使出了与这种主题有关的精湛技术，但实际经济工作者从中得不到任何帮助其把握现实世界的复杂问题的东西。事实上，如果他一直忽视所有消费者行为理论而根据信念接受显然有用的‘需求定律’，他的处境不会更坏的”（米香，1967年，第82—3页）。根据什么信念呢？大概是证据的信念。事实上，大多数经济学家、甚至包括那些坚决不赞成米香破坏偶像的经济学家，无疑地都是由于经验证据的份量而不是纯粹消费者行为理论的指引而拥护需求定律的。此外，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纯粹的消费者行为理论在经验上是不可证伪的：只有附加外在的辅助假定，才可能从那种理论里取得需求的统计定律，断言任何正的收入效应小到抵销价格变动的负替代效应的可能性。
五、吉芬物品的意义
流览一下主要的经济学教科书，就可以看到把需求定律宣称为由于评价与收入弹性有关的证据而产生的定律这样一种观点。萨缪尔森（1976年，第437页注释）简直忽略了这种证据：他的教科书设想所有需求曲线的斜率都是负的，而脚注中又承认某些需求曲线的斜率可能是正的。阿尔金和艾伦（1964年，第54，62—4页）则忽略了统计证据，但注意到了需求定律的一些因果证据（如在水果和蔬菜批量上市季节，它们的价格较低），他们宣布它是一个“只是因为它描述了人们的消费和市场行为的普遍且可检验的真理而形成的定律”。利普西（1979年，第192—3页）则对问题展开了彻底而富有特点的坦率讨论：
……只有当我们掌握需求的收入弹性的外来信息时，现代需求理论才能作出一种明确的预测……如果我们缺乏收入效应知识，我们还可以作出概率性的表述。大量现存的证据表明，假使我们必须在缺乏基本知识的情况下猜测某种商品Ｘ的需求曲线是向下还是向上倾斜，那么，前一种选择将能操一半以上的胜券。
施蒂格勒（1966年，第24，71—2页）甚至更为肯定：
“所有已知的需求曲线的斜率都是负的。”
我们怎样才能证明这种“需求定律”确实对所有消费者、所有时间、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