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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他把老的货币数量论的重新表述视为一种理论，他没有重新研究一种经济中支出总量与总产出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典型的基本的宏观经济学问题——但重新研究了商业厂商和居民户对货币的需求。接下来他对1869—1957年间美国的货币需求作了经验调查，随后与安娜·施瓦茨完成了宏篇巨作《1867—1960年的美国货币史》（1963年）以及一系列有关货币政策经济效应滞后问题的研究。在这一时期的辩论中，主要的是用经验阐明货币需求函数是相对稳定的，并且对利率变动是不敏感的（莱德勒，1969年，第90—1页）。
同一年（1963年），弗里德曼还与D。梅斯尔曼合作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文章，文中提出了评估简单的凯恩斯主义者模型和简单的货币主义者模型的许多单个方程或“简化形式”的第一个，力图表明货币收入的周转率要比凯恩斯主义者的投资乘数更稳定。这个结论被阿尔伯特·安多和弗朗科·莫迪利安尼及其它人共同颠过来了，1965年的《美国经济评论》全部内容都是有关单个方程的凯恩斯主义公式与货币主义公式的各种比较的，使每个人都满意的证明是，简化形式的模型没有详细规定结构方程的基本集合，因而不可能区分两个相对立的模型（布雷纳德和库珀，1975年，第169—70页）。
三、弗里德曼的理论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论战的制高点，这时货币主义问世已在7年上下，然而弗里德曼还没有提出能够产生可以用来支撑货币主义的经验规律的明确理论。弗里德曼1970年出版的《货币分析的理论框架》大致可以说是货币主义进入第二阶段的标志。①
可是，某些货币主义者如布伦纳和梅利茨（1972年，第838—9页，848—9页）反对弗里德曼的框架，他们对弗里德曼的做法表示惊讶，因为弗里德曼利用希克斯的IS－LM模型作出他的辩论，而希克斯的IS－LM模型正是比较静态均衡分析的范例，与此同时，弗里德曼还提出，价格和数量调整的时间过程和相对速度是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方法差异的关键，而在这种情形下IS－LM模型是不适于这种讨论的。事实上，除了一再坚持货币主义者是利用马歇尔局部均衡分析处理经济问题的，而凯恩斯主义者是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框架下处理经济问题的，弗里德曼否认两大阵营之间存在任何理论的、甚至思想意识的差异。
弗里德曼争辩说，采用IS－LM模型是为了阐明他们之间的共同基础，以及由于对调整公众想持有和实际持有的货币数量之差额的调整轨迹所作的动态假定不同而必然存在的所有差异。他认为：“价格和数量调整的相对速度仍然是那些自认为凯恩斯主义者和自认为非凯恩斯主义者的经济学家在方法和分析上发生歧异的关键”（弗里德曼，1970年，第210—11页，及234—5页）。不过。弗里德曼没能解释价格和数量决策在诸如美国这样的经济中实际上是如何作出的，并且在那种意义上，他也没能提出货币变动的效应如何分别归因于价格变动和实际产出变动的任何理论（切克，1973年，第111—13页）。结果，关于货币与经济活动之间“传递机制”的动态学建议，抓住了凯恩斯主义者与货币主义者之间的争论不可检验、或更恰当地说弗里德曼自己没有提供检验它的方法这一要害。人们谴责货币主义者坚持传递机制的“黑箱理论”，而他们实际上则把传递机制视为调整有价证券持有量的机制，只不过他们把有价证券的含义定得过广，以至于没有任何单个的变量能比其它变量占有明显优势。总之，他们把传递机制模式化了，但没有提出它的理论。
众所周知，定性微积分是确立假设的因果关系的直接性质的有效方法。但是，在测度那种关系产生的实际数量时定性微积分却是一种钝器。如果如弗里德曼所论证的，凯恩斯主义者与货币主义者的论战，本质上是针对各种参数的变动所作调整的速度之争，那么，定性微积分是必要的，经济政策力图控制经济而非仅仅预示经济行为。控制经济通常意味着不仅拥有经济效应信号的知识，而且掌握这些效应的准确数量；某些控制根据定性微积分就能进行，但“和谐的曲调”显然需要掌握比经济变动信号更多的知识。没能提供任何象货币变动效应的定性微积分这样的东西，预示着货币主义者观点的变更。
四、货币主义的第三阶段
在货币主义的第一和第二阶段，讨论的框架主要是凯恩斯主义的短期问题，不过长期问题也进入了第二阶段的主题，而从第三阶段、大致在1972年前后以来，长期问题则占据了优势地位。现在的主题是，不管价格和数量变动引起的货币量变动的短期效应是什么，由于货币政策长期中对产出只有很小或者没有影响，经济预期总会自动调节以适应于货币供给的变动——这就是弗里德曼在“合理预期”思想基础上提出的“自然”失业率理论。
与此同时，人们建立了大量经济计量模型，找出了货币影响名义GNP、实际GNP和价格水平的各种途径。无论是否认货币当局对货币供给有任何影响的“尼安德特凯恩斯主义”，还是甚至否认财政政策在短期内有任何功效的“尼安德特货币主义”都已被远远地抛在后面。可以肯定的是，在一定意义上说货币主义者获胜了：政府现在比十年前更关心货币供给了，比较成熟的凯恩斯主义正在从几个不同的渠道而不只是通过利率变动的投资效应来考虑货币政策的重大影响，后者已经取代了20世纪50年代对凯恩斯所作的不切实际的简单解释。但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说，货币主义者已经失败了：货币主义从未能够成功地阐明产生其经验结果的因果机制，有时候甚至否认这些结果需要用坚实的因果理论去解释，此外，它也没能驳倒它所反对的凯恩斯主义理论的任何笨拙的歪曲（约翰逊，1971年，第10，13页）。另一方面，凯恩斯主义证明，在好象正从50年混乱中出现的比较成熟的宏观经济学分支里，可以抽象出货币主义者的思想。千真万确的是，尽管有成山的证据，但曲解一直存在，且将继续存在。
很明显，经济学家是不会在经验的反驳面前轻易缴械的。与此同时，争论已经表明了明确的进步信号，思想简单的凯恩斯主义和思想简单的货币主义都在逐渐克服，因此，现在要把宏观经济学家划分为凯恩斯主义者和货币主义者比以前困难得多了。
五、恢复凯恩斯的原旨
回想起来，最近二十年中凯恩斯主义者与货币主义者之间的辩论，应该是整个经济思想史上最动肝火而又没有意义的论战之一，常常与最黑暗的中世纪时期的争论差不多。极端的论战性主张一再出现，然后退出——一方提出，货币数量论是一种在无视芝加哥口头传统的基础上提出的货币需求理论；货币的需求是无弹性的，货币的供给则是外在决定的变量；价格和名义收入的重大变动，总是货币供给变动的结果；货币供给增长的转折点必定先于经济周期升降的转折点；等等——另一方则提出毫无意义的相反的论点。许多争论是以多重目的和在不同时间进行的，很难记住实际争论的是什么，甚至争论的主角们自己都记不清。①
整个论战对凯恩斯的思想究竟是什么一直争吵不休，好象不首先确定凯恩斯与“传统”的差别就不可能解决经济政策问题。由于《通论》至少包含有三种、甚至更多种的凯恩斯主义理论的解释①，因此有无数种把其内容组合成所谓的“凯恩斯主义”的方法。这样，关于凯恩斯的核心思想的争论便形成了一层学术迷雾，在考虑凯恩斯主义者与货币主义者的争论之前，必须首先看穿这层迷雾。在阅读这次争论的材料时，有时候人们会感觉到，宏观经济学家们对《通论》注释的关注，比对经济实际如何运行这种深奥的知识的关心更甚。
在我们结束这里的讨论的时候，我们再来看一看从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争论中能够取得的两个基本教训中的第一个教训。在论战的第一阶段，弗里德曼实际上运用了“工具主义”的方法论，也就是说，他在作出预测的时候，没有对这些预测作出任何理论的解释；而在论战的第二阶段，他最终甚至无法提出支持其预测的理论。事实证明，他提出的理论不能胜任这些任务，因此，在论战的第三阶段，他通过对预期的与非预期的通货膨胀的区分，采用了全新的理论。这样，在最终的分析中，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放弃工具主义方法论，显然不是因为它本质上有问题，而是因为它缺乏说服力。
①在对论战的各阶段所作出的大量总结中，我个人认为切克（1973年）、塞尔登（1977年）和迈耶（1978年）的总结是最有用的，各书均有主要著作的索引。
①迈耶（1972）全面地总结和评价了对永久性收入假说所作的大量的一切检验，他的结论是弗里德曼至少是部分地正确的，永久收入消费的收入弹性要大于暂时收入消费的收入弹性，但消费暂时收入的倾向并不是象费里德曼的理论所暗含的是零。
①第一阶段在弗里德曼1968年的著作中作过总结。
①科登顿（1976年ｂ）发现，至少有三种凯恩斯主义的解释：（１）水压式凯恩斯主义——45°图示式收入—支出理论和IS－LM解释，他们把凯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