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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的，但是这种说法很好地讨论了波普方法论的中心困难。这是他的一个学生埃默雷·拉卡多斯说的，拉卡多斯写道（见1978年，Ⅰ，第93—4页）：
波普是教条的证伪主义者，他从未出版过一个字：他是被别人发现的——或被别人“批评”的——首先是被艾尔，然后是被其他人……波普１是天真的证伪主义者，波普2是复杂的证伪主义者。真正的波普是在本世纪20年代从教条的版式发展到天真的方法论证伪主义版式；他在50年代达到了复杂的证伪主义者的“接受法则”……但是真正的波普从未抛弃他早期的（天真的）证伪法则。直到今天他还要求预先制定“反驳的标准”：如果真的能观察的话，就应该对哪种可观察的情况意味着理论被反驳有一致的意见。他仍然把“证伪”解释为理论和观察之间的斗争结果，两者缺其一，更好的理论一定会被卷入争论……因此，真正的波普包括了波普1和波普2的某些要素。
拉卡多斯对波普的特征的概括也许是不公平的，但是我们将要看到的是，拉卡多斯把他自己的成果和波普的成果（拉卡多斯＝波普3）区别开来的企图得到了实现：波普承认科学家们在做出结论说旧的理论已经被证伪之前，通常他们在暗中已经有了新的理论，但是他并没有坚持科学家们是否应该或者一定要暗中有新的理论，而这却是拉卡多斯的主要观点（见拉卡多斯，1978年，Ⅱ，第184—5页，193—200；还有阿克曼，1976年，第5章）。
十一、一个中心结论
现在我们已经得到了我们的中心结论之一：就象没有发现的逻辑一样，也没有辩护的论证逻辑；检验、证伪、认可、证实，或你所希望的一切东西的正式规则体系和自动过程都没有。对于“当所有我们所能依赖的只是我们自己的唯一的经验时，我们又怎么能获得关于世界的绝对肯定的知识呢？”
对于这个哲学问题，波普的回答是，不管是以我们自己个人的还是以一般人类的经验为基础，都没有确定的知识。比这更甚的是，在这种情况下，也没有什么可靠的方法能够保证我们已有的关于真实世界的易出错的知识确是我们所能掌握的最好的知识。对科学哲学的研究能使我们对可接受的经验知识的评价变得敏锐，然而假定的评价依然存在。我们能征求对这些评价的最严厉的批评，但是我们所不能做的是假装不知道在某些地方还有完全客观的方法，即一种内在主观地论证的方法，这种方法将实际上迫使人们对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科学理论都同意。
①这篇论文是亨普尔在1942年所发表的同一论题的更谨慎的版本，引起了历史学家关于历史解释意义的大争论。关于假定－推论模式的更早的不那么正式和精确的阐述可以在波普的《科学发现的逻辑》中找到，该书1934年在德国第一次出版，随后1959年在英国出版。的确，早在1843年穆勒也有过类似的阐述。
①我们知道牛顿完全意识到这种反对；对此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
“引力必然是由一个按照某种规律不断地施动的施动者引起的，但究竟这个施动者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我留给我的读者们去思考”（在图尔明与戈德菲尔德，1963年，第281—2页中的引用；又见图尔明与戈德菲尔德，1965年，第217—20页；哈里森，1965年，第90—1页；洛西，1972年，第90—3页）。同样地，催眠术思想史（从“动物磁力说”到“催眠术”到“催眠术研究”）表明了，很多充分验证过的自然现象，例如把催眠术作为一种医疗麻醉的有效运用，甚至现在人们也不能从相互作用的因果示系方面对之进行解释。
①达尔文受到一个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的鼓励，而受到另一个经济学家弗莱门·詹金的坚决批评，后者是爱丁堡大学的工程学教授，他恰好是画出需求和供给曲线的第一个英国经济学家。注意到上述情况我们会感到满意。是詹金第一个以《物种的起源》1867年的观点表明达尔文的理论是不正确的，正如达尔文后来所说的那样。可能是詹金的反对使达尔文在第六版的《物种的起源》中插进了新的一章，重现了拉马克的思想（见詹金，1973年，特别是第344—5页；图尔明和戈德菲尔德，1967年，第9章；吉斯林，1969年，第173—4页，李，1969年）。
①斯克里文的论说是值得全部引述的：“我们应该认识（达尔文的）‘已经达到的现实’，而不是去探索社会科学家所偏爱的（牛顿的）‘将到来的秘密’；这是解释的但不带预言性的科学家的范例。”出于类似的考虑，波普（见1976年，第168，171—80页；又1972年ａ，第69，241—2，267—8页）下结论说，达尔文的进化论并不是可检验的科学理论，而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研究框架——一种可用于可检验的科学理论的可能框架。”
①历史学家已经以同样的方式争论说，历史解释的覆盖律模式错误地解释了历史学家所真正做的东西：历史是一种“个人署名的”而不是一种“研究普遍性规律的”学科，它所关心的是对特定的事件和特定的人的研究，而并不关心一般的发展规律（见德雷，1957年；1966年）。但是亨普尔的最初观点的实质是，甚至是单个的事件也是难以解释的，除非是借助于某种一般化的东西，即使这种东西是锁碎的；这实质上是还认为，一般地历史学家并不能提供比一个“解释草图”更多的东西，因为他们既不能把他们的一般化明确化，又不能保证它们是经过充分验证的。因此，在历史哲学家之间的亨普尔－德雷争论完全重演了在科学哲学家之间的公认观点争论（见麦克莱兰，1975年，第2章中慎重和中肯的概括）。
①哲学史简直是零乱地塞满解决“归纳问题”的不成功的企图的历史。甚至经济学家也不能阻止试图拒绝休谟的诡计。例如，罗伊·哈罗德（1956年）写了一整本书，企图证明把归纳作为概率论证的一种是正确的，概率被视为是一种逻辑关系而不是事件的客观特征。就概率的概念而论，争论的问题牵涉到了某些很深的疑难问题，对此我们在这里还不能讨论它（但请见艾尔，1970年）。
①对于某些瞄准波普责难归纳主义的攻击可从忽略“归纳”这个术语的双重意义这种趋势中找到根源（例见格韵鲍姆，1976年）。巴克（1957年）提供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好办法，虽然他对波普的讨论给人们留下了某些想望的东西。
①对这些法则的完整的陈列，参见约翰逊（1975年，第2，4—11章）这是一本有用的书，然而作者对能在今天被认为是科学哲学的所有东西都不同情。（第83页）。
①
②这可能是糟糕的翻译造成的问题：德文书名logikder Eorschung翻成《研究的逻辑》（TheLogic of Inguiry）更准确。
因此波普评论说，牛顿相信他必须采用培根的归纳方法，这会使他的成就“更加辉煌：它们是在同错误的方法论信仰里古怪的东西作斗争中取得的”（见波普和埃塞利斯1977年，是190页；又波普，1972年b，第106页—7页）。甚至对于爱恩斯坦，波普在很长时间里也把他看做是教条的实证主义者和操作主义者（见1976年，第96—7页）。
①人们通常还能发现对波普的解释忽略了在他的方法论法则中阻止“免疫战略”的重大要素：例见艾尔（1976年，第157—9页）；哈雷（1972年，第48—52页）；威廉斯（1975年）；甚至可参见马吉（1973年）。
①拉卡多斯（1978年，Ⅰ，第25页）评论说波普的“证伪主义是现代统计学中某些最有趣的发展的哲学基础。”内曼－皮尔逊方法完全是建立在方法论的证伪主义基础之上的，但是拉卡多斯并没有指出在事实上内曼－皮尔逊的理论是独立地发展的，并且大部分是在波普的证伪主义之前发展的，而波普却没有注意到他们的理论。又见阿克曼（1976年，第84—5页）。布雷斯韦特（1960年，第199页）在评论了“归纳问题”同费歇尔论检验的意义的早年著作，以及同后来Ａ。沃尔德在统计决定理论之间的紧密联系之后，在一个毫不隐晦的注脚中说：
“虽然好几个论逻辑的作者都参考了费歇尔的‘最大可能性’方法，但是我知道只有两本论逻辑的著作，C。W。丘奇曼的《经验推断理论》（纽约，1948年）和R。卡纳普的《概率的逻辑基础》是参考了沃尔德的著作——或确实地说是参考了内曼和皮尔逊的早至1933年的著作的。”
①很有趣的是，达尔文（见1968年，第228—9页）在一点上做了这种波普主义的详细说明：“如果能够证明任何一个物种的结构中的任何部分是为了专属于其他物种的好处而建立起来的，这就将消灭我的理论，因为这是不能通过自然选择产生的”；对此他引了响尾蛇的响尾为例子，但是他又立即回避了利他主义行为的问题，补充道，“我在这里没有篇幅进入或这或那的这类事例。”如何解释动物中的利他主义仍然是现代社会生物学家所长期关心的问题。
①正象波拉尼（1958年，第6页）所评论的，“从术语的普通意义上来看，伟大的理论极少是简单的。量子力学和相对论都很难理解；提起解释相对论的那些事实只需要几分钟，但是经过多年的学习也不一定能充分掌握这门理论，能够从来龙去脉上理解那些事实。”冥王E书？2004
＇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
第二章 从波普到新的异端
一、库恩的范例
我们已经看到波普的方法论是普通的规范式的，他劝告人们在科学中从事坚实的实践。这种劝告可能是根据过去最好的科学得出的，当然也可能不是这样。从这个角度看，波普的证伪主义方法论在理论上和公认观点是一致的，虽然在很多其他方面他的观点和公认观点不同。然而，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里几乎完全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