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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得弯曲着身子，路面湿滑，肮脏的积雪像灰色的粗沙，被车轮撵成一条一条的冰棱儿。没几个骑车的。三年前的现在我正蜷卧在马桶边，痴痴地呆瞪着两只眼，狗一样地面对着黑白的世界，满脑子只有刘萍那根骨头没完没了的在眼前舞着。走来走去一脸阴笑的犯人们，溅我一裤子尿不说还踩得我的腿肚子转着筋似的疼。而今天我方路又自由地在天地间行走了，那帮曾踩我、尿我、骂我的家伙们，有的死了，有的还在监狱里熬，有的不知所踪。今天的我已在回家的路上，呼吸着残冬清凉的空气，沐浴着阳光，触摸着风。
刘萍怎么样了？想起刘萍，我浑身不自在，心像被烙铁煎着，那种刻骨的疼痛，在胸口某处却又找不准地方。自己铭心而爱的女人为什么出卖自己？如今她算来得有三十岁了吧，是否还是少校的老婆？是否还管理着金矿？是否依然妩媚如花？我们很可能一辈子不能再见了，而自己无论是恨是爱都将永远念着她，正如基督山伯爵诅咒着昔日的情人却又对情人之子网开一面。我觉着自己终于快成人了。
我出狱后的第二天晚上，徐光和于仁便设宴为自己接风，席间大家深感沧桑变换，世事无情。“我要早认识你两年，没准就进不去了。”我又想起当年于仁的预言，不禁佩服得五体投地。
“哈哈”于仁放下酒杯，端着肩膀笑起来。“我呀，是瞧你当年纵欲过度的脸色推测瞎蒙的，还以为我真能看出来哪！”
“原来我们俩都让你骗了？不行，罚酒罚酒！”刚才徐光还唏嘘不已，现在又兴奋起来。这小子在日本鬼子手下混了两年多，一天到晚，系条蓝脖套也不怕下楼时剐在钉子上吊死。“听说没有？玉玲去年结婚了。”盯着于仁把酒灌下去，徐光又转向我。
“我哪儿知道去？跟谁呀？”我非常坦然，本来跟自己就没关系。
“听说是你们单位的。”
“姓什么？”
“不知道。”
“肯定是牌桌上搓到一起的，她这人！”我清楚玉玲就那么点追求。
“再不好好混？你连牌桌都上不了。”徐光解着气地损我。
“这回出来有什么打算？”还是于仁给面子。
“哎！不知道，明天我想回单位一趟，看看再说。”我本来不打算回去，可单位终归没开除自己，关系、档案还在工程公司呢。
“你们单位还能要你吗？”徐光问。
“操！谁知道哇？少提烦心事，喝！哥们儿好几年没敢喝酒了。”我连干两杯酒。
“听我妈说，你这几年混得不错。”
“外企嘛，收入还行，就是给鬼子当催巴儿，心理不平衡。”
“怎么？”昨天老妈把徐光夸得跟朵花似的，他不会真也一肚子苦水吧？
“鬼子不拿人当人，每天都跟训狗似的。外人瞧我们人五人六的，一进公司就是孙子。”徐光指指于仁。“他还行，民营企业当主管，老板都得买他的账。”
“民营？”我头一次听到这个词。
“个体。”于仁的脸上毫无表情。“是个涂料公司，就是在各地的企业跑。”
“你不是想当个诗人吗？”我听徐光说这小子文采颇佳，还发表过不少东西呢。
于仁透过玻璃杯瞄了我几眼。“记性挺好！前些年撒泡尿就能淹死六个诗人。”他忽然严肃地坐直身子：“都想当艺术家？现在的家长们豁了命似的把孩子往艺术幼儿园里送，有几个成得了气候？要是全当艺术家了，我们伟大祖国的工业、农业、科技的现代化靠什么发展？哥们儿痛改前非，也是给孩子们留一个艺术家的名额。”
我们瞧着于仁胡说八道，差点找个痰盂吐出来。
“怎么了？”于仁问。
“想吐。”徐光实话实说。
“人家这是有幽默感。”我笑着纠正。“做买卖比写诗容易多了吧？”
“那得看你是不是那块料了。”于仁笑嘻嘻地看着我。“告诉你，生意场里的人比监狱里的人还坏。”
我嘴里“嘁”了一声。“不可能，你也没进去过，监狱里的家伙坏得都没边儿。弄死个人，三年警察愣找不着是谁干的，同性恋吆喝着满世界找屁眼儿。他们要是作践个人，能把你的胃翻出来晾着。”
“他们是披着狼皮的狼，生意场上的人是披着羊皮的狼。他们要是抛坏，卖了你，您还得帮人家数钱哪，兜里全他妈揣把刀，抽冷子就片你的肉。”于仁说来很不在意，眼睛却从没看过我和徐光。
我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又想起刘萍了，她不就是在生意场上滚了半年多就把自己不知不觉地卖到监狱里去了吗？正说着话，我突然听见身边有电话响。进来时我看到饭馆的电话离我们的桌子挺远的，可这铃声似乎就在耳边。我停杯不饮，四下张望，却看见于仁从口袋里掏出个寻呼机大小的玩意儿，翻开盖儿就说起话来。我像个乡巴佬似的伸长了舌头瞅，没进监狱的时候咱也见过大哥大，那时的大哥大抡起来能砸死人，于仁这小玩意儿只怕连耗子都砸不死。那时我问过刘萍为什么不买个大哥大玩玩儿，刘萍说一万多块不值。看来于仁几年的买卖没白做。
“让我玩玩儿。”于仁打完电话。我一把就给抢过来。
“挺好玩儿吧？”徐光嘿嘿笑着。“你就给北京人现眼吧你！再呆两年，前门楼子朝哪开你都得忘了。”
第五部分烧不烧都得变成灰
“没见过就是没见过，怎么着？”我不爱理他。“哎！小哥大多少钱？”
“嘿！他还真能编！”徐光哈哈大笑。“小哥大！现在叫手机。”
“也没多少钱，俩月工资吧。用不了半年你也能弄一个。”于仁说。“待会儿我们请你去迪厅。”
“迪厅？”我不明所以地摸着下巴，怎么才三年的工夫，中国话就全变了。
“就是跳迪斯科的舞厅。”于仁赶紧解释。
“三年！我他妈要给关十年可怎么办？”我双手合十。“真庆幸！十年后，没准你们都拿手走道了，我还得现学。”
“你丫才拿手走道呢？”徐光给气乐了。
“要不算了吧，蹦迪太累。”于仁向徐光使个眼色。“三年啦，看见母牛都得追半年。人家都快憋死了。走，去歌厅玩玩儿去”
从歌厅出来后，难过得直想哭。三年来每次想起这事，我都心潮澎湃，脚心都痒痒。可今天该动真格的了咱却不行了。小姐着急上火，就差揍我了。最终小费是节约了不少，我却傻眼没招儿了。才三年怎么就成了废人？听说这种病最难治。
路上徐光他们依然有说有笑。哥儿俩为了给我腾地方，一直躲在大厅里唱卡拉OK，根本不知道包间里的情形。嗨！哥们儿是想让我开开心，可自己不争气却窝了心。实际上刚才我也不是没有那个意思，可每到关键时刻便回想起监狱里那帮红着眼的同性恋们苍白变形的面孔。无奈的阴影总在眼前转，硬觉着小姐是人妖，自然没心思给她们创收。完事了我也不好意思跟徐光他们说这件事。太丢人！也许过段时间就好。
凭心说几年来我没少读书。古今中外、文史哲地见书就摸，学富五车不敢说，一车肯定有。当时我自以为分出了是非、美丑、善恶、黑白，甚至连介乎于绝对之间的模糊观念，也大致能说出一二。刘萍现在要是遇到自己肯定会吃惊非小，小姐的鄙夷自然不会放在心上，没两天就忘了，有什么？大不了让她背后骂两句“傻×”。
我和徐光、于仁分手后想马上回家。路上我越想越窝囊，医院咱是打死也不会再去了，小时候那一次还不够？我相信自己会好的，正如相信自己能干番事业一样。
回到家，刚进门老妈便神情严肃地把我叫过去，老爸和两个姐姐在客厅里凛然危坐。那个晚上，我们的家庭会议开到后半夜几点都给忘了。如果说监狱里是火的洗礼，客厅里则是泪的控诉。我很奇怪，要是前几年自己犯了这么大罪过，在父母姐姐们面前早该抱头痛哭、泗涕横流了。而现在，我只是静静地听偶尔点点头却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人一旦成熟，也许都会变得冷漠，正如人一旦死去，烧不烧都得变成灰一样。
第二天，我在老妈的一再催促下，赶往工程公司。刚进公司大院就迎面瞧见周胖子捧着肚子走过来。
“方路！？”周胖子摩挲摩挲眼睛，高叫着扑过来。他想搂住我的脖子，够了两下没够着。“我操！我还以为你小子出来得跟条死鱼似的，干巴了呢。还他妈挺精神！哪天出来的？”
“前天。”我赶紧把周胖子拉到一边。“咱们公司现在谁当家？”
“没活儿，我们都他妈闲半年了。”
“咱们铁路公司会没活儿？”
周胖子“嘿”了一声。“风头变喽，你早跟不上形势了。”他晃晃脑袋，脸上的肉直颤悠，这兔崽子更胖了。“现在国营单位这德行的太多。施工企业本来就不好干，狼多肉少呗。人家他妈的农民施工队，找活能拿二十个点来做回扣。咱们国营企业那帮头头掐死他们也不敢哪。”
“那我的事还有戏吗？”
“什么事？”周胖子没理解。
“工作的事呗！”
周胖子想了想。“好像没开除你吧？这种事明篡儿的人心里都有数，不就是恶心点儿吗。应该没什么问题吧？”他越说越心虚，眼睛直往别处看。
“现在谁管事儿？”
“队长。他升副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