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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刚才所描述的那种金本位，不是我们最迟从1913年以来所采用的那种金本位，而且十分明确地，不是我们从1934年以来所采用的那种金本位。如果说自由市场的实质是没有人能够“提高价格”的话，那么受到控制的市场的实质则是：它涉及了种种对贸易的限制。当政府将小麦的价格确定在一个高于市场价格的水平上时，它将不可避免地一方面增加储存，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控制产量——即在那些急于生产出更多的产品，从而超过了公众在这种受到控制的价格下愿意购买的数量的生产者之间分配产量。当政府将住房的价格确定在一个低于市场价格的水平上时，它将不可避免地被迫控制住房的占有——即在那些急于购买更多的住房，从而超过了卖主在这种受到控制的价格下愿意提供的数量的买主之间分配住房。同对外汇的有关控制一样，对黄金的控制是一个明确无误的信号：即黄金的价格正在受到限制；美元、英镑等不再仅仅是不同大小的黄金单位的不同名称，而是国家货币。如果以这些货币表示的黄金的价格，以及一种货币用另一种货币表示的价格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不变，那么这不是由于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将一种黄金数量转化为另一种黄金数量，也不是由于供需情况使得价格得以保持稳定，而是因为：它们是受到操纵的市场上的受到限制的价格。
1934年1月以后，美国政府所支持的、35美元一盎司的黄金价格，起初远远高于市场价格——同美国政府目前所支持的小麦价格一样。不论是在产量迅速扩张的情况下，还是在巨大的储存不断累积的情况下。结论都是如此。从1933年到1940年，美国的黄金产量从低于260万盎司增加到600万盎司；世界的黄金产量从0。25亿盎司增加到0。42亿盎司；财政部的黄金存量从2亿盎司增加到6。3亿盎司，或者说，是这一时期当中世界黄金总产量的1．75倍。如果黄金产量与存量的这一增长势头能够继续保持下去的话，那么黄金购买计划很可能要在规模上受到限制；也许，同美国的白银收购计划最终的情形一样，黄金购买计划将很可能仅限于国内的黄金产量。
但战争插了进来，它中止了黄金的流入，并使货币存量大幅度上升。在黄金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其它价格的相应升高改变了固定的美国金价的性质。同租金控制下的房租一样，现在美国的黄金价格可能低于市场价格（若是目前黄金仍然用于货币用途的话）。同样，不论是在产量减少的情况下，还是在存量下降的情况下，还是在需求者之间进行定量分配的问题下，结论都是如此。尽管世界的黄金产量仍然高于1953年的水平，但美国目前的黄金产量却低于1933年的水平．美国物黄金存量已经下降到大约5亿盎司，虽然这一水平低于战时黄金存量的最高点，但它仍然2·5倍于目前的黄金价格建立时的黄金存量水平。对美国公民在国外的黄金所有权的限制，是走向在需求者之间进行的、更为严格的定量分配的第一步，而且是不高明的一步。各中央银行之间关于不促成美元余额转换成资金的君子协定，是影响更为深远的另一步，尽管也是更为无力的一步。政府试图固定价格的每一次尝试的历史，都告诉我们：如果被固定的价格长久地大大低于市场价格，那么这样的尝试是注定要失败的。
将黄金价格提高一倍，毫无疑问地将会使这种情况发生逆转，并再一次地使固定的价格高于市场价格。黄金产量及美国的黄金存量毫无疑问地将开始上升。但这又有什么用呢？黄金将仍然只是一种价格受到支持的商品；各国仍然持有各自的货币政策；固定汇率将冻结在这样的情况下唯一可能存在、用以对国际支付进行调整的市场机制；外汇危机将继续接连不断；各种直接控制仍然是最后一招，而且为了解决危机，人们常常要求助于直接控制。
这种虚假的金本位对基本的自由原则的侵犯表现在两个主要方面。第一，它涉及到了政府对价格的固定。让我迷惑不解的是，为什么如此之多依照原则而反对政府对所有其它商品固定价格的人，却会赞同虚假的金本位中的价格固定。第二，同样重要的是，它涉及到了赋予一少部分人管理那些最具重要性的事物的自主权力；赋予那些必须管理这种虚假的金本位的中央银行家及财政部官员以自主权力。这意味着人治代替法治，从而与我们基本的政治信条之一相抵触。同样，我感到非常惊异：为什么如此之多依照原则而反对授予政府官员以广泛的自主权力的人，现在却急于看到将这种权力授予中央银行家们。的确，中央银行家们从整体说来是对私人企业抱有极大同情的“健全货币”者。但是，从什么时候起，我们自由主义者对那些碰巧在某一时刻行使货币权力的、特别的中央人员的恐惧减轻了呢？的确，我们的呼声是完全不同的——不论仁慈与否，专制就是专制，确保自由的唯一途径就是权力的分散。
结论
让我以一项建议来结束本篇文章，我不是想协调我们的观点，但至少是想使我们在黄金问题的一个方面上取得可能的一致意见。对于科特尼先生的第7点，即不存在对私人拥有、购买、销售、进口、出口黄金限制的完全自由的黄金市场的建立，难道我们不会一致同意吗？这特别意味着：不存在对黄金买卖价格的限制，而不管这一价格是以任何其它商品表示的，还是以金融工具——包括国家货币——来表示的。所以，它意味着政府对以国家货币表示的固定黄金价格的结束。
在实现这样一种改革的过程中，我们所面临的主要困难，同美国仿小麦计划一样，是这样一种过渡性问题；即如何处理积累起来的政府储存。在这两种情况中，我个人的看法是：政府应该立即恢复自由市场，应该最终处理掉它的全部储存。然而，对于政府来说，唯有逐渐地处理掉它的储存才可能是理想的。对于小麦来说，我始终认为5年的时间足够了，政府应该在这5年当中的每一年里，处理掉它的存量的1/5。这一时间长度对于黄金来说也是相当令人满意的，所以，对于美国来说——对于其它国家来说也是这样——我个人的意见是：政府应该在接下来的5年当中，在自由市场上卖掉它的全部黄金。也许，与小麦相比，黄金的已有存量与年产量之间的更大比率，使得较长一些的过渡时期更为合适。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权宣之计的问题，而不是原则问题。
广泛的黄金自由市场可能意味着：黄金作为货币的用途将变得比现在更加广泛。如果这样的话，政府可能需要持有一些黄金，作为流动现金余额。除此之外，我看不出政府或国际机构还有什么理由要持有黄金。如果个人发现黄金的仓库证明比确确实实的黄金更为实用，那么，私人企业当然地可以提供储存黄金的服务。黄金储存及仓库证用的签发为什么应该是一种国有化企业呢？
版权说明：版权 1961年，芝加哥大学．经《法律与经济学杂志
4》（1961年10月）允许重新出版，第88－79页。此篇是为1961年9月蒙特·佩尔兰学会会议而写的论文。
《弗里德曼文萃》
米尔顿。弗里德曼著
25．可变汇率论
西方国家似乎把自己交于了这样一种国际支付体系，这种体系是以政府所确定的、各国的通货之间的汇率为基础的，这种汇率除偶而发生变动、改为新的水平外，一般是保持刚性的。这一体系包含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章程之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章程规定：各政府可以不需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允许而在10％
的幅度内改变其汇率，至于更大幅度的变动，则只有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允许才能进行；这一体系在欧洲支付联盟中是不言而喻的；而在几乎所有有关国际经济政策的讨论中，这一体系都被视为是理所当然的。
不论这一体系他日会有什么样的功绩，但对于目前的经济与政治情况来说，它却是非常不适合的．这些情况使得一种灵活的、或者可变的汇率体系——即汇率是在公开的市场上，主要地由私人交易来自由决定的，而且同其它市场价格一样，是每天都在发生变化的——对于我们的基本经济目标的实现来说是绝对必要的。我们的基本经济目标是实现并保持一个从事于不受限制的多边贸易的、自由的、繁荣的世界。这种对刚性汇率体系的不明确的接受，几乎对国际经济政策的每一方面来说，都会造成严重的，且不必要的困难。重整军备的促进，贸易的自由化，国内与国外分配及其它直接控制的避免，国内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一致等，所有这些困难，在一可变汇率及其必然结果——通货的自由兑换的世界里，将完全是另一个样子，并且要更容易解决得多。可变的汇率体系越早建立起来，不受限制的多边贸易就将越早成为一种现实的可能，而且是在不会以任何方式干预到每一国家尽自己的努力而对国内经济稳定的追求的情况下。成为一种现实的可能。
在对这一论点进行详尽的论述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