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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北京。签订中苏友好条约是一件大事。主席、总理在苏联不断将两国会谈的情况和条约内容用电报发给少奇，少奇就在国内做工作配合他们谈判。少奇多次组织党内外各界人士对条约草案进行讨论，又把各方面的意见汇总起来，反馈给主席、总理。这个条约最后定名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950年2月14日正式签订。条约签订的当天，以王稼祥大使和夫人的名义，举行盛大宴会，招待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后来我问稼祥同志夫人朱仲丽同志：“你当大使夫人在苏联那么长时间，见过斯大林几次？”她说一共见过两次，签订条约那天是第一次。为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2月15日少奇在国内也举行了一个宴会，并在宴会前发表了演讲。中央人民政府及所属各部门的负责人、各外交使节、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负责人都参加了。第二天，苏联驻华大使馆也举行庆祝宴会。因为是苏联大使尤金和夫人出的请帖，所以我跟少奇一起出席了。那天江青也去了。少奇秘密访苏那次同斯大林还谈到一个问题，就是中苏两党的分工。斯大林希望中共负责就近联系亚洲国家的共产党，苏共主要负责联系欧洲国家的共产党。根据这个分工，新中国成立不久，就有两个国际性会议决定在北京召开：一个是亚洲澳洲工会会议，一个是亚洲妇女代表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第一次作为东道主举办国际会议。这两个会议的筹备都是在少奇的指导下进行的。亚洲澳洲工会会议是11月16日开幕，12月初结束的。这个会议是世界工会联合会召集的，来出席会议的有31个国家的100多位工会领导人。世界工会联合会主席是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路易·赛扬。少奇名义上是世界工联副主席。赛扬来的时候，毛主席还没有去苏联，就出面在颐年堂宴请了一次。少奇、陈云同志都出席了。当时少奇同志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名誉主席，陈云同志是主席。因为有赛扬夫人在，我和于若木同志也出席了。亚洲澳洲工会会议开幕的时候，少奇被推选为会议主席，致开幕词。赛扬这个人很傲气，在会议进行中间，同一些代表发生了矛盾。后来少奇出面调解了。少奇为这件事同斯大林有几次电报往来。
少奇出席苏共十九大（1）
黄峥：这段时间，是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最好的时期。1952年10月苏共召开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邀请中国共产党参加。中央决定由少奇同志率代表团应邀前往。光美同志，请您谈谈少奇同志这次访苏的情况。王光美：少奇同志这次访苏，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第一次公开、正式派代表团参加外国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苏共的这次代表大会十分隆重。它的上一次代表大会还是卫国战争前开的，到1952年隔了13年了。这次大会要调整党的领导结构，制定新的路线，还要更改党的名称。这时它的正式名称叫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通常
简称联共（布），十九大上要改名为苏联共产党。中共代表团团长是少奇，成员有陈毅、饶漱石、李富春、王稼祥、刘长胜。代表团里陈毅、王稼祥、刘长胜等几位同志当时身体有病，都想趁此机会到苏联治治病，提出把夫人带去以便照顾。我们建国不久，医疗条件不如苏联。要治病，当然最好是夫人随行比较方便。这事少奇同志和毛主席商量了。主席说：“这次夫人就都别去了，告诉光美也别去了。我上次去苏联也没让江青去。” 所以少奇同志决定夫人都不去。我也没有打算去。后来情况变了，主席又让我和朱仲丽同志去苏联。代表团9月30日乘专机出发，10月2日到莫斯科。10月5日苏共十九大开幕，10月8日少奇在大会上致词并宣读中共中央的祝词。10月14日苏共十九大闭幕。当时江青正在苏联治病休养。有一次她打电报回来，要帮她买一些礼品送给苏方的医生护士和接待人员。毛主席在电报上批示：“请光美同志办。”我就找了叶子龙同志，和他一起商量，买了一些绣花衬衣之类的礼品，给江青捎去了。黄峥：光美同志，那时您同江青的关系怎样？您是什么时候认识江青的？王光美：我第一次见江青是在延安。就是那次我骑着老马到枣园少奇那里去，半路上对面开过来一辆卡车，我看见江青坐在驾驶室里司机旁边的位置上。当时延安没有小汽车，最好的交通工具就是卡车了。江青在延安很有名，主席夫人嘛！所以我一看就知道是她，但她不认识我。后来到了西柏坡，我和她才真正认识，有一些一般的来往。我听少奇讲过，毛主席向他介绍江青的时候说：江青大节好，身体不好。进北京以后，江青和我来往多了一些。值得一提的是10月1日开国大典那天晚上，她约我和她一起上天安门。白天我们都没有票，上不了天安门，晚上她打电话来，要我和她一起去。我跟着她，哨兵也不敢拦，就上去了，还在天安门后面转了转。建国后不久，江青回了趟山东老家，把她的姐姐接来了。她姐姐的丈夫是一个国民党军官，跑了。她姐姐来北京后住在中南海，有段时间在西楼食堂吃饭。我对江青当然是很尊重的。她是主席夫人，资历又比我老。我觉得她当时对我挺好的。我生平平时，江青在苏联休养。她托人捎给平平一个苏联玩具洋娃娃，后来又给我送过一些衣料。她从苏联回国后经常给我打电话，约我上她那儿去聊一聊，有时给我看她拍的照片、织的毛线活儿，有时让我陪她看电影。江青爱看电影，外国片、香港片，还有解放前的老片子，她常看。有一次她留我吃饭，特别简单，菜就是一只螃蟹。反正她要我怎么着我就怎么着，不提意见。有好多事情江青挺精的。进北京以后，有时少奇想吃长山药、苦瓜之类的南方菜。这些东西当时北京没有。我是北方人，什么苦瓜？咱见都没见过。那时团中央的干部往南方出差多，有次我托冯文彬同志从南方买一些苦瓜回来。我想毛主席也是湖南人，大概也爱吃苦瓜，就给主席家也送去了一些。江青很快打电话给我，说：“你怎么这么傻呀！咱们中南海有供应站，要什么菜，叫他们去买就是了。”她不说，我还真不知道有什么供应站。黄峥：我们继续谈1952年少奇同志出访苏联的事。光美同志，后来您也去了苏联吧？王光美：少奇走后几天，我托人给他带去一封信。因为少奇胃不好，吃东西不容易吸收，我担心他到了苏联水土不服，吃不惯苏联的饭菜，写信主要是提醒他在外面注意身体。10月12日，他给我写来一封回信，说：“我们到此后，有几个人伤风，但我至今很好，体重增加约有两公斤，大概是因为此间的饭食较好。现大会很忙，每日开会8小时，不能做别的事，大概明后天大会即可开完。你写来的信收到。允斌已见到，他们很好。余不尽，祝你们平安！”收到他的回信，我也就放心了。可是没想到，没过几天，少奇病了。苏共十九大闭幕后，苏方为来宾安排了一些参观。有一天苏方安排中共代表团参观莫斯科大学，看一个新落成的设备先进的教学楼。参观的人登上这个高楼，俯看学校全景。那时正是莫斯科的冬天，气候很冷。少奇、王稼祥同志上去后着了凉，回到住处就发烧，感冒了。苏方派了医生来治疗。一检查，发现少奇的血糖等指数不正常。稼祥同志战争年代受过伤，这下子也旧病复发了。代表团把这个情况报告了国内。毛主席10月19日给少奇回了封电报，说：“中央同意你及稼祥同志在苏休养一个月至一个半月，王光美、朱仲丽二同志即去莫斯科。”这一天，少奇的老秘书吴振英同志拿着毛主席的电报，通知我去苏联。我一看，连忙抓紧时间做准备。
少奇出席苏共十九大（2）
我第一次去苏联王光美：这次我去苏联，各种手续都是朱仲丽同志办的，一路上也是她帮助我。她去过苏联，熟悉情况，又会说俄语。我们乘的是苏联航空公司的飞机。到莫斯科机场，是苏共联络部一位相当于处长的干部来接我们，好像姓谢尔巴克夫。他把我们送到中共代表团驻地。我进去一看，少奇已经退烧，可以出来散散步。稼祥同志还没有完全退烧。苏共十九大闭幕后，斯大林曾亲自给少奇打电话，说他开完大会还有中央人事安排等许多重要事情，特别忙，要等几天才有时间同少奇会谈。少奇从国内出来的时候，带着一项重要任
务，就是对中国共产党准备实行的几项重大政策，包括社会主义改造、全民选举、制定宪法、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党代表大会，当面同斯大林交换意见。其中最重要的，是同斯大林讨论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为使斯大林对会谈的内容先有准备，10月20日少奇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就“中国怎样从现在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问题”谈了一系列设想。10月24日、28日，斯大林把少奇等接到克里姆林宫，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11月7日是苏联十月革命胜利35周年纪念日，相当于他们的国庆节。苏联全国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中共代表团和其他兄弟党的代表团应邀参加了这些庆祝活动。我也应邀参加了其中的一些活动。庆祝大会那天，发给我们每人一个进莫斯科红场的证件，苏方派了两个警卫陪我们上观礼台。检阅游行队伍的时间很长，人也特多。因为天气很冷，陪我们来的苏方警卫就说，我们可以先退。我说：“咱们看主席台上的斯大林，斯大林没走，咱们也别走。”天气确实很冷。过了一会儿，我们见斯大林走了，就没等游行结束也回去了。少奇同斯大林会谈中有一个内容，就是关于越南、日本、印尼等一些亚洲国家共产党的工作。这时越共中央主席胡志明在莫斯科，谈的时候他也参加了。当时好像已经通知印尼共产党负责人艾地来莫斯科，可不知什么原因他迟迟未到。斯大林就要少奇等待，等艾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