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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讲究！这些东西应该出口换外汇。于若木同志本来就看不惯江青，就把陈云同志的批评意见告诉了卫士长，卫士长又将这个情况向上反映了。于若木同志就担心这个情况最终传到江青那里，从而连累陈云同志。她说：“这回我们可得罪江青了。”我把于若木同志讲的情况告诉了少奇同志。少奇说：“不会吧，这是两码事。主席生气是为分田到户。”后来少奇同志去看望了陈云同志。我陪他去了。到陈云同志那里，少奇进陈云同志房间，他们俩说话。我就到于若木同志房间看她。在北戴河，江青来看过我一次。她带来一张天津的报纸，上面登有厉慧良严格教育子女的文章，送给我参阅。她对我说：“这回田家英犯错误了，还有陈云呢！”说话时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第二天，江青忽然又派人来把送我的报纸要回去了，说是主席不让谈生活方面的问题。北戴河会议是中央工作会议。由于毛主席重提阶级斗争，会议的内容就显得重要了。于是，会上决定正式召开中央全会，以便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并作出相应决议。这就是紧接着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八届十中全会分两段。第一段是预备会议，从8月26日开到9月23日，开了29天。第二段是正式会议，从9月24日开到27日。在全会上，大家都表示，完全同意毛主席提出的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观点。少奇同志在会上再次提议，关于阶级斗争的内容不要向下面传达，免得把什么问题都联系到阶级斗争上来分析，也免得把全党的力量都用去对付阶级斗争。他说：“用少数人对付就够了，全党不要卷入这个斗争中，受它们干扰，妨碍工作。”这个意见他在北戴河工作会议上就提了。毛主席接受了少奇同志的意见，同意不要因为强调阶级斗争放松了经济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这个精神很重要。正因为有这一条，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在八届十中全会以后照常进行，一系列的调整措施继续贯彻，逐渐见效，生产一步步恢复和上升。到1963年，经济开始复苏，我国终于渡过了三年困难时期。黄峥：1963年工农业生产开始恢复，1964年在恢复的基础上经济有所发展。1964年底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正式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王光美：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市场也日渐繁荣。人民开始高兴的时候，少奇同志也高兴了。1963年的春节，北京和平门外琉璃厂一年一度的集市——厂甸，又活跃起来了。这天上午，我们家的孩子们去逛了一趟厂甸。他们回来以后，吃中饭时谈得可高兴了，什么风车、大糖葫芦呀，棉花糖、面人呀，各种土特产呀，说个没完。少奇听得很有兴趣，兴奋地说：“我们也去看看！”刘源：那段时间在青年学生中流行自己组装矿石收音机，我也迷上这事了，老逛商店买零件，所以对市场情况比较熟悉。我亲眼见到农产品一天天丰富，鸡蛋从3元多一斤，降到1元多，很快又降到6毛5。回家在饭桌上我就常讲这些事，父亲听了很高兴。春节这天上午，是外婆和我们几个孩子一起去的，大家玩得特别开心。回家吃中饭时，我们绘声绘色地讲厂甸的热闹劲儿，把父亲打动了。王光美：下午，少奇同志和我带上孩子们坐车去了。一过和平门，车子就停下来，步行一段路，走进了熙熙攘攘的人群。为了不引起群众注意，警卫让少奇戴了个口罩。他牵着孩子在人群中挤来挤去，看看这，摸摸那，像小孩子过年似的。孩子们买了棉花糖，少奇也要了一点，高兴地吃着。我们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却很少看见他这样开心。他此时的心情，是每一个曾为人民做过一点好事的人，都能体会到的。看到群众欢乐的表情，少奇同志出自内心地笑了。
陈云出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3）
出访东南亚之前江青约我谈话黄峥：少奇同志1960年访苏之后，就是1963年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身份出访东南亚四国。请您谈谈有关情况。王光美：这次访问是少奇同志第一次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身份出访，好像也是中国国家元首第一次访问非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国际上比较注目。1957年毛主席访问苏联和1960年少奇同志访问苏联，都不是以国家主席的身份。我国外事部门对这次出访非常重视，对我们提了很多要求，要我们认真准备。其中重要的一项是服装。外交部礼宾司正式通知，要少奇和我做出国服装。少奇说：“有穿的就
不要再做了，出国不一定非得穿新衣服。”可礼宾司不放心。后来周恩来总理安排，让外交部黄镇副部长的夫人朱霖同志和礼宾司俞沛文司长上我家，想看看现有的衣服到底行不行。我把少奇和我的衣服一件件拿出来给他们看。他们看过后说：“这些都不行。因为这四国是热带亚热带气候，天气很热，现有的衣服不适合那里的季节，那些丝绒旗袍根本不能穿。而且这些衣服都已穿过多年，太旧，要重新做。”他们说，尤其是我的衣服不行，还不如大使夫人多。俞沛文同志强调：“王光美同志作为国家主席夫人，出访更应该注意服饰。”他还专门去向少奇说明这方面的情况。少奇这才同意做一些薄的衣服。这样，就决定到上海去做一些衣服。当时上海做衣服的料子和手工都比较好。康岱沙同志陪我去上海。这时陈叔亮同志已经是驻外大使，先是在印尼，后在柬埔寨。岱沙就是大使夫人了，所以有经验。我在去上海之前，在春耦斋舞会上碰到毛主席，就向主席讲了要到上海做衣服的事。当时江青在上海休养，我就问主席有没有信要带。主席说“好”，就写了一封信托我带给江青。我一到上海就通知江青，说我给她带来了主席的信。江青派了一个姓洪的同志来把信取走了。姓洪的同志是上海派在她身边为她服务的。隔了一天，江青约我谈话。她叮嘱让我一个人去，不要带康岱沙一起去。我去了以后，江青先把主席写给她的信给我看，说是信里有一句话跟我有关。我一看，主席信里讲到：跟光美说一下，她称李讷为李讷同志，这不妥，因为这是子侄之辈。我称李讷为同志这个情节，是我们家里的事引起来的。少奇同志要求子女很严格，从来不宠。原先毛毛（刘允若）学习本专业不安心，要换专业，少奇不同意，对他批评教育。后来涛涛（刘涛）上了清华大学自动控制专业，她不喜欢，想换学外语专业，少奇也不支持。毛毛就给涛涛出主意，说爸爸妈妈最听毛主席的，你想办法找主席说句话，准行。结果涛涛就找李讷，让李讷跟她爸爸说。李讷跟主席一说，主席真的就写了个便信给我，说关于涛涛转学之事，她身体不好，你们又坚持，这事怎么办？是不是让孩子学习有兴趣的东西或许好些？我立即把主席的信给少奇看了。少奇没想到毛主席会这样认真地对待涛涛的事。他把涛涛叫来，耐心讲道理开导她，教育她年轻人应该经受锻炼，不能一遇困难就后退。少奇还严肃地批评涛涛：“毛主席是党的领袖，要操心国内外大事，怎么能为个人小事去打扰毛主席呢？”随后我专门给主席写了汇报信，说明有关情况，当然是和少奇商量并经他看过的。我在信里解释说：我们的意思不是绝对不许涛涛转学，而是要对她严格要求，不能一时心血来潮就转学，要慎重考虑。后来主席在见面时特意对我说：你们的考虑是对的。刘源：毛主席确实很喜欢孩子，爱和孩子们逗。那时见了我们兄妹几个，就边打着手势边叫我们的名字：手掌来回移动，说这是平平；两手大拇指、食指围成一圈，说这是源源（圆圆）；两手掌斜合成屋顶状，说这是亭亭。有次妈妈带我们去舞会，我的小妹小小（潇潇），那年才一岁多，她跑到毛主席面前，直直的盯着主席看。我们都赶紧说：“快叫伯伯呀！”主席却说：“别打扰她，她在观察世界。”大家都笑起来。小小这才转身一溜烟跑了，跑没多远“啪”地摔了一跤。我们都叫毛主席叫“毛伯伯”，只有小小不知谁教的叫“毛大大”。一次主席听了说：“噢，我是大大，你是小小。”王光美：我那次在给主席的汇报信里提到这么一句：“涛涛托李讷同志找您反映……”我为什么称李讷同志呢？我对主席家的人从来很尊重，我认为李讷是共青团员，应该称她同志。江青给我看了主席的信，我觉得主席讲得有道理，后来我就不再叫李讷同志了。在上海期间江青约我谈了三次，每次几个小时，讲了很多话。她说：“主席说我朋友少，要我多找人聊聊。”
陈云出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4）
毛泽东看望刘少奇、王光美一家（1962年）。
在这几次谈话中，江青谈得最多的是文艺界的问题。她说文艺界的问题如何如何严重，说北京借口没有房子住，不让在北京搞文艺会演。她向主席告状，主席发脾气，说北京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没有房子把人民大会堂腾出来，进部队招待所。特别想不到的是，江青毫不隐晦地讲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的坏话。她两次声色俱厉地说：“夏衍是个叛徒，怎么调到北
京的？要追查！”她还说：“主席不好说的话，由我来说。说对了是主席的，说错了是我江青的。”当时听了江青的话我感到很紧张，文艺我也不熟悉，所以就是带耳朵听，没敢多说话。回到北京以后，我把江青谈话的情况和内容详细向少奇报告了。少奇听后说：“这件事你不要管，由我来处理。”他补充说了一句：“夏衍是经过周总理提议，中央批准调来北京工作的，不用查。”后来江青回到北京，少奇专门找她谈了一次话，对她进行了批评，是通知她到我们家来谈的。江青接到通知很紧张，因为这以前还从来没有人通知她要她本人来谈话。少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