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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使CC团感到致命威胁的，是文化学会。
文化学会上海分会成立后，诸多“海上名流、闻人”，如上海市长吴铁城，众多大学的校长等都纷纷入会。一时之间，CC团在上海教育界的影响几乎荡然无存。为此陈立夫一面严厉训斥了CC团在上海的头目潘公展，另一面，迅速筹备一个叫“文化建设协会”组织。
“协会”成立的仪式刚刚结束，形形色色、笑料百出的勾心斗角就开始了。肖作霖曾谈到：“……双方都在大学教授和文化界的名流学者中，展开了争夺战。吴铁城不得不两面都参加，有些大学校长和教授也是两面都参加了……”
暨南大学、中国公学两校是争夺最严重的社区。两校不仅是文化学会上海分会首脑刘炳黎、白瑜等人的巢穴，也盘踞着CC系的重要人物。如“协会”的首脑之一樊仲云是暨南大学有影响的教授。而潘公展更身兼中国公学副校长职务。
于是，两校的争夺几乎白热化。短短半个月内，暨南大学近四分之一的学生，成为或蓝衣社或CC团的“文化特务”。法租界的赵主教路，只有区区300余人的中国公学更有近半数卷入纷争。
江浙人小巧、重心计，但西南人好辣子，喜直接。何况是以胆大妄为著称的任觉五？几乎是“文化建设协会”在上海出现的那一天，多少有心模仿俾斯麦的任觉五，就下定决心。他要和CC团“以铁与血的方式，一较高下”。
于是，暨南大学这个原本宁静的学府，成为一个权力、政争的是非之地。
3
暨南大学附近，有一个古老的土地庙。这一天，真如镇的许多居民都看到从南京来的一群壮汉，在暨南大学教授、“中国文化学会”上海分会书记刘炳黎“刘先生”的引领下，拐进了那条湿漉漉的弄堂。
那群壮汉中有蓝衣社的南京书记任觉五。
整整一个下午，土地庙一派严肃、繁忙、紧张，它似乎是一个临时的军事指挥部。而在庙里的20来个人，也大多是正宗黄埔毕业的职业军人。他们用这么多精力“军事编组”、“制定计划”，用以对付的不过是百余名教员、普通大学生。具体地说，是CC团在暨南大学的一个小组织。
夜幕笼罩真如镇的时候，“行动”开始了。20余人一拥而出土地庙。此时，大约三四百名学生，正既忐忑又兴奋地游荡在路口、校门、饭堂和宿舍附近。他们正是刘炳黎任书记的复兴社暨南大学区社成员，是这个“行动”的“士卒”。
一阵尖锐的呼哨声响起之后，几百名学生被分成20余个小组，黄埔军人担任各组组长。他们人手一根铁棒、木棒、警棍，迅速封锁了大门、侧门、通往各条道路，然后开始扫荡宿舍、教室、图书馆。
一个参与了“行动”的学生后来回忆：“……大概是同心圆的形状，包围了整个学校。”
暨南大学被包围得水泄不通。校内，横冲直撞的一组组“巡逻队”，几乎把学校翻了个底朝天。所有过往的、在户外活动的学生都被带到一片空地上，逐一盘问辨认。几个CC团的学生来不及跑，当场被打得头破血流。
这还不过是前奏。当棍棒声、哭吼声，和许多女学生的尖叫声连成一片的时候，任觉五带领一个小组，大摇大摆地“押解”着几名校工，勒令他们对宿舍楼断水、断电。
随着一处处灯光的熄灭，刘炳黎和他的十几个复兴社学生组长，开始在宿舍楼下，用刺眼的手电筒，放行既没有加入复兴社、也没有染指CC团的“清白”学生，条件是他们要写下一纸“契约”，允诺不参加“上海会社”，不介入“文化建设协会”的任何活动。
每个宿舍楼的大门边都安放着一张桌子。在手电筒的照射下，一个个被吓坏了的学生，纷纷填写“契约”，按上鲜红的手印。但事情并没完，仍然心惊胆战的他们几乎刚刚进入有耀眼灯光的宿舍，蓝衣社的“办事人员”就进来了。
这些“办事人员”有的是他们熟悉的师长、同学，有的却是来自南京或上海市区的陌生人。他们或笑容满面，或满面凶狠，但不管是什么表情，都让这些“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生产生了一种战兢感。他们携带着油印的《入社申请表》、《成员履历表》，一进房间就开门见山地“发展成员”。
不是所有的“清白学生”都能轻易过关。在手电筒的逼射下，一些仅仅因为同乡、同班等关系，而和CC团学生行迹密切的人，也被指认为是“党部的人”。他们或轻或重地都挨打了，有的是一记耳光，有的是一根棍棒，然后被勒令回到漆黑的被包围的宿舍去。
大约半夜时分，乱糟糟的校园总算短暂地安静下来了。辨别、“隔离”工作已大致完成，任觉五留下一半的人马继续包围学校，监视宿舍，他则和另外一二百人，到业已恐慌的真如镇大街上摆酒论功。他们一气摆开了十余桌酒席，喧闹声传出几条街外。
这一夜，任觉五似乎年轻了许多。他大声说笑，一桌一桌地敬酒，让一些没有见过世面的学生受宠若惊。他喝得酩酊大醉，后来由副官、几个学生搀扶着，在镇上最大的旅店开了一个房间，呼呼大睡。
但对被围困的那些人来说，噩梦，才刚刚开始。
第二天是罕见的好天气。在旅店里，一直到太阳晒到屁股上了，任觉五才起床。他不紧不慢地洗漱，甚至刮了胡子。然后，前呼后拥地开始“巡视”暨南大学。
经过一夜的鸡犬不宁，暨南大学已经像一潭死水了。校园里空空荡荡，往来穿梭的，只有几伙刚刚睡醒、来“接班”的复兴社成员。折腾了大半宿，他们也显得疲惫不堪。任觉五却兴高采烈，他一个宿舍楼一个宿舍楼地巡视过去，大声说：“盯紧点，一只苍蝇也别让进出。先饿这伙党部的龟儿子两顿！打不醒，饿了就醒！”
阳光渐渐地大起来了，不久又隐藏在云层后。任觉五无所事事地东走西逛，似乎兴致不减。正午时分，被勒令上街采购的几个校工，推着两板车猪肉、蔬菜、米面回来，他远远地瞥见后，更粗野地大笑：“……馋馋这帮龟儿子！”
此时，副官凑近了他：“吴醒亚、潘公展电话。”
任觉五一愣，但随即命令：“不接！……慢着，脑袋灵醒点，再有电话，就说我和刘炳黎、肖作霖都不在这里，谁都不在！”
“谁都不在”的话音刚落，远处喧闹了起来。一栋宿舍楼里，大约二三十个CC团学生手持条凳、桌腿、小刀，探头探脑地下了楼梯。在楼梯拐角处，他们看到复兴社学生的防范很懈怠，个个显得无精打采，于是集体呼啸而下，打算一鼓作气冲过封锁线。
任觉五吐了一口唾液，掏出手枪：“一起上，往死里打！”
这场混殴，CC团学生伤八九人，无一人逃脱。三两个腿快的虽然逃离了堵截圈，但很快被“巡逻”的小组、守在门口的小组一一擒获。流淌在楼下的几摊刺眼的鲜血，使CC团学生近乎绝望地龟缩在宿舍里，他们一筹莫展、听天由命。与此同时，在不远处的一间阶梯教室里，一个别开生面的复兴社入社仪式进行着。近三百名学生在蒋介石的半身像下，一组接一组地轮流进行宣誓。他们成为了复兴社成员，暨南大学的第二个复兴社区社成立了。
虽然许多人进行宣誓时，都是一脸的苦相或仅仅是勉强地挤出一点笑容。但毕竟，大约600名华侨子弟、这所大学超过三分之一的学生，都被操纵在蓝衣社组织里了。任觉五似乎有些心满意足。在“成立大会”上，他以浓重的四川口音，效仿蒋介石的“领袖”姿态，发表了一个长篇讲话。
然后，任觉五命令五十名刚刚入社的学生，去宿舍楼下喊话，以游说自己的同学或同乡“弃暗投明” 。除了组织过突围的那个宿舍楼，被任觉五明令“不予受降”外，不到半个小时，所有CC团学生都按照要求，晃动着白衬衫充当投降的“白旗”，陆陆续续地下楼。在复兴社学生的监视下，耷拉着脑袋，站成了几列。
接下来，是办理“自新手续”，他们以或拙劣或清秀的字体，写出他们参加“上海会社”或参与“文化建设协会”的过程，交代他们的介绍人、联络人，以及所知道的一鳞半爪的组织“内幕”。再后，签字、画押。
与此同时，一小群失业的黄埔学生当头，带领“特别小组”的一大群学生，气势汹汹地闯进暨南大学的生活区。这里居住着李恩粥、金光媚、蒋建白等几个CC团教授，他们都是“文化建设协会”的“头面人物”。此外还住着十来个“嫌疑人物”。
几十个学生一拥而上，他们用棍棒敲打着门窗，土块、瓦片、石子、墨水瓶，从没有遮挡的门窗飞了进去。一个遭受池鱼之殃的老先生，几十年后都还颤巍巍地说：“真是斯文扫地啊！……干这事的，偏偏不是那些流氓，是自己过去的学生！……我一辈子，不敢说桃李满天下，至少桃李满申城。受这样的委屈，一辈子只得两次，另外一次是‘文革’……”
这些“先生”不知道，让学生而不是失业军人来砸门窗，正是任觉五“攻心为上”的一个恶作剧。而这个举动，也是刚刚在柏林研究了纳粹运动的任觉五，效仿希特勒驱逐犹太人“砸玻璃窗的一周”的产物。
夜幕再次降临了。已经“接管”了暨南大学的任觉五，依旧在乌烟瘴气的校园里到处乱窜。这时，副官急匆匆地找到了他，压低了声音，在他耳边说了一句：
“……吴铁城电话！”
4
“火并”闹剧像瘟疫一样传播开去了，而且声势愈显轰烈。就是暨南大学“砸玻璃窗”这一天，在遥远、贫瘠的河南，上千名蓝衣社党徒闯进开封、洛阳、郑州等地的学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