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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南京政府是最大的军阀政府，又是最小的“中央政府”。孙中山的遗产是如此沉重，他继承几千名年轻军人的同时，还继承了一个最涣散的、“大染缸”一般的党，一个让他回天乏力的时局。是这些使他在短短四年内，两次下野。也最终迫使他，下定了赞助蓝衣社的决心。1932年到1933年，是他一生最富有意味的时期。这短暂而纷繁的两年，他渐渐地眼热起军国的日本，并关注着法西斯的意大利、纳粹的德国。他开始了从一个军阀向一个独夫的过渡阶段。
从军阀到“独夫”的道路开始了。他以“第二期革命”为名义，追逐着“三大成就”，版图的统一，文化的新生活运动，作为未来社会雏形的“新江西模式”。他要缔造的事实上是一个“新中国”。但到1936年，统一的车轮在西安戛然而止；新生活运动和“新江西模式”，也随着以“火并”为象征的大大小小、层出不穷的内部倾轧，在一开始就注定了虎头蛇尾的命运。貌似波澜壮阔的“第二期革命”成就的，仅仅是他，这个刚满50岁的人，在1936年10月的寿辰上，以“献机祝寿”仪式为高潮的所谓“威望”。
威望也如此脆弱。被俘的10天里，经由端纳、宋子文等人的嘴，他已经知道了这“威望”是怎么一回事了。这使他进入了震惊、惶恐、寂寞的复杂心态。对自己一生最重大的反思开始了，而一生最重大的转折，也在这短短几天内，醍醐灌顶般地完成。
如果说，蒋介石的一生，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即早年的儒教徒和流民时期，青年的军人时期，壮年的“独夫”时期，与晚年的腐朽“族长”时期的话，那么，西安事变那惊涛骇浪般的14天，正是他从独夫到族长的过渡日子。这个过渡是如此重大，又如此不易为人察觉。
蒋介石的妻侄毛庆祥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多次谈到，“（西安）事变后，蒋氏的性格发生很大变化，不再苛求于人事……以长者自命”。
这个未来的“族长”，惊喜地用《圣经》话语来迎接他的妻子。此时，仅仅一步之遥，在张学良官邸的一间光线暗淡的地下室里，戴笠正艰难地捱着他一生中最难熬的时光。
22日午后，飞机刚刚在西安降落，杨虎城部的一队乱兵，就举枪对准了戴笠的脑袋。与他私交不错的张学良见状，忙使个眼色，让自己的卫兵“抢先逮捕”了戴笠。
接下去的一天多，这个人似乎被遗忘了。既没有人传讯，也没有人探望，送饭。在黑暗里，比黑暗更阴森的、无边无际的死亡恐惧，一阵一阵地向这个用短短四年时间就取得惊人成就的特务头子挤压而来。此时，他想到的会是什么呢？
是他放荡、凄苦的少年吗？那整整十年，已经娶妻生子的他仍然懵懂于人心险恶、市井势利。他是一个顽童，既天真又恶劣，犹如怀揣亿万赌本的赌徒，他毫不吝惜地挥霍着一切际遇，挥霍母亲在乡间用一生积累的好声名。流窜，诈骗，斗殴，大言不惭，几乎所有人都把他当作一个毫无前途的“破落户”、小瘪三。
这个“破落户”的隐蔽的心底，却一直把自己当成一个潜伏的大人物。他对人吹嘘过、自诩过，也曾以一种不屑的口气，对待那些发了一笔小财、谋求得一份乱世小功名的同乡士绅。这吹嘘、自诩乃至不屑，得到的自然都是不留情面的讥讽。
这个险恶的时世，没有人肯略略容忍谅解他的挥霍。但令人不敢置信的是，不管怎样的讥讽，他怎样走投无路，当韩信、刘伯温的“志向”，从来没有被磨蚀过半点。流民的惯性虽然一路贯延进黄埔。他在当黄埔学兵连的司务期间，还曾赌博输掉全连的菜金，随后潜逃。但他终于有了大彻大悟的一天。
这一天来得是这样的晚。他已经30岁出头了，儿子的身高已经到他的胸口了。许多年龄比他小几岁的人，都已经是将军了，他却还是一个草芥一般的中尉。浙江籍贯，纯粹自学的特务技巧，以及不怕劳累的一个身体，就是他全部的、可怜的资本。他是多么惨淡、多么艰难地经营这些资本啊！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蓝衣社就是他的“好风”，湖南籍首脑一面是大积累、大手笔，另一面则是不谙官场深浅、张狂幼稚得近乎“五谷不分”的纨绔表现，更是他的“好风”。搭乘着蓝衣社的大船，以同样可怜的区区145人，他刺杀杨铨，使自由主义思潮偃旗息鼓；他瓦解“闽变”，使南京首次兵不血刃地度过危机；他上下其手，使“机场大火案”一举平息……坚忍，不事张扬，然而果敢，招招致命，这就是彻悟后的戴笠。
他终于兼并了调查课，终于有了使人闻风丧胆的“戴笠组织”。但，事变却迫使他不得不把生死置之度外，跟随宋美龄来到西安。
“事变发生后，力行社干事每晚都在开会，间有批评特务处在东北军中未尽职者”（邓元忠《白瑜访问》）。如果说，他不重视来自朝天宫的这种批评的话，那么，他不能不重视这种官场“舆论”。不管以后是谁的天下，这样的失职都是要追究的。剽窃天下者只会以更理直气壮、更理所当然的方式，剥夺他的权力。
他只能追随蒋介石。如果说蓝衣社曾经是他权力的基石的话，那么，蒋介石是他更根本、更要命的背景……
23日下午，饥肠辘辘、且心如死灰的戴笠，终于在勉强透进房间的一丝光线下，用拙劣字迹，留下自己的一封遗书：“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吾所愿也，惟未见领袖，死不甘心。戴笠绝笔。”
23日这一天，与戴笠一样，产生了近乎绝望感的，还有胡宗南。
南京混乱一片时，三千里外的胡宗南，一面命令数万部队逼近西安，另一面，则悄悄召集了河南书记萧洒。在密室里，他“一笔不着、尽得风流”地在硕大地图上，用蓝铅笔为萧洒圈描出一个十字形地域。
这个地域，东至淮泗，西抵陇东，南至大别山，而北向西安，进可攻，退可守，“尽得天子之气”。如果“秦失其鹿、群雄共逐之”，那么，这个“铁十字架”可以轻易地问鼎中原，直逼南京。10年后朱毛的纵横万里，也正是从经略该地开始。
胡宗南言语含蓄地命令萧洒：三月之内，利用河南蓝衣社的惊人势力，把“十万民军”扩充为“百万民军”。他神色淡然地说，这是“张子房、刘伯温之功”。
萧洒心领神会。回到开封后，他大量征集遗失在民间的枪支，招兵买马。他要求每一个乡镇都组织一个民团，一时之间，河南“团长”、“司令”满天飞。到23日，河南民军已扩张至三四十万人。
但“旁观者清”，几乎是宋美龄一抵达西安，胡宗南就意识到“释蒋在即”。对河南的如此“异动”，难道蒋介石不会有任何疑心吗？调查萧洒的话，谁又能保证萧洒不会招供出他呢？
他只能祈盼戴笠能活着回来。祈盼释蒋后不可避免的调查清洗，会是由戴笠来进行。他第一次意识到，戴笠已不再是那个仰仗着他、需要他来庇护和照顾的“小老弟”了。
一个阴毒的设想掠过胡宗南的头脑。他打算着，一旦戴笠与蒋介石一同活着回来，他就先下手为强，丢掉萧洒这个“卒”，以保住自己这个“车”。
各怀心思的23日，两个有着绝代风华的人，终于坐到一起了。男的是“美髯公”周恩来；女的是宋美龄。对这次两个多小时的会谈，宋美龄后来写到，她曾表示“……彼等果有为国为民服务之诚意，必在政府领导下共同努力，方是正道”。
这个决定历史的口头协议，就这样达成了。这一天过去后，24日，宋美龄措辞强硬地对张学良表示，倘若25日他们不能回到南京的话，愿与西安“同归于尽”。
然后，在大风暴中的一朵浪漫小花，悄悄绽放了。这一天是西历的“平安夜”。当晚，冒牌的基督徒蒋介石，她的兄长宋子文，以及在这一夜扮演圣诞老人的端纳，全然不顾大雪飘飞中的四伏杀机，一起度过了平静的一夜。
在蒋介石的家庭生活中，长期有一个约定，圣诞钟声敲响之际，谁先叫出“圣诞快乐”，这一天的家庭活动就由谁安排。1936年的圣诞节，在西安，是蒋介石赢了。
6
史沫特莱的文稿，记录了蒋、宋离开西安的情形：
“……西安当局显然害怕老百姓知道放蒋的消息……开来了一辆遮盖严密的汽车。张学良少帅下了车，受到人群的欢呼致敬，接着下车的是蒋委员长及其随从，仅有二三个人认识他们，当时还以为眼花错认了人。全体人员进入机舱后飞机起飞凌空而去。”
当夜，蒋介石留宿洛阳。张学良的幕僚王化一，在这一天的深夜，听到武汉街头鞭炮声、锣鼓声响成一片，几十万人走上街头庆祝。无数报童免费赠送的“号外”，公布蒋介石已离开西安的消息。
南京，即使连漠然事变的民众，也受气氛的感染，不自觉地露出了舒心的笑容。次日中午，座机降落在光华门外大校场机场时，《申报》的号外报道，“场内外伫立欢迎者，达四十万人”。
27日，在黄埔路官邸，蒋介石散步在碎石小径上。他重新呼吸到自由的空气了，又从囚徒回到元首了。他却依然面无表情，只有那深邃的眼睛，透露着不可预测的决心。
这一天陪同他散步的，是刘健群。对刘健群“有所垂询”后，他下达了第一个手谕：停办蓝衣社的机关报《中国日报》。
停办《中国日报》是一个象征、一种姿态，表白的是蒋介石解散蓝衣社的决心。随后，蒋介石下令，逮捕四川复兴社书记任觉五、《中国日报》社社长顾希平。这两个不大不小的人物，看似无缘无故的入狱，使朝天宫更加震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