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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写作源于一个经济之谜，历时长久而难以辍笔。它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那时我们正在进行对日本的研究，作为一项较大规模研究的一部分，该研究的成果汇编成《国家竞争优势》（1990年）一书。日本当时被看做世界瞩目的经济强国。实际上，许多有影响力的书籍认为日本创造了一种全新的、优越的资本主义形式，行将取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形式。①
但是，在研究日本一些最强大的产业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个不为人所知的日本。与具有高度竞争力的产业并存的是特别不具备竞争力的产业。这就好像有两个日本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不具竞争力的日本依然十分黯淡，若隐若现，毫无改进的迹象。
那么，这就是那个经济之谜：如果说日本政府的政策和措施实际上造就了国家非凡的竞争力——正如许多人所相信的——那么为什么在政府政策和措施得到了明确实施的大型重要产业领域中，日本反而不具备竞争力了呢？
政府导向导致日本成功这一解释已被广泛地接受。我们知道，要向这一传统思维提出挑战要求大量的证据。因此，我们组织了由许多研究生及其他人员组成的团队，进行了8年细致的案例研究和实证研究。我们对日本20个具有竞争力的产业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还对许多其他产业，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更重要的是，我们研究了日本的失败，这是为许多其他研究者所忽视的问题。我们研究了日本许多有代表性的不具竞争力的部门和产业。
为了补足案例研究中的证据，我们还进行了第一手统计证据的研究，这些证据涵盖了整个经济的各个领域，诸如政府资助的合作研究和合法的卡特尔，这些在被接受的日本成功模型里处于突出的地位。
随着工作的进展，我们开始从其他角度去看待这个谜。即使“成功的”公司和产业也表现出以日本的竞争能力所不该出现的迹象，并且竞争力正在减退。另外，令人惊讶的是，作为一个因具有强大出口能力而受到钦佩的国家，实际上没有新的出口产业在发展。所有这些都在日本与其他发达国家之间持久的生产力差距，以及拉低日本人生活水平的昂贵的国内成本上面反映了出来。
对日本的成功和失败的审慎研究帮助我们理清了这个谜的头绪。被传统思维视为日本或沿着类似轨道发展的任一国家的国家竞争力的驱动因素，在我们展现的图景中受到质疑。我们将在以下的章节证明日本毕竟不是一个特殊的案例。其产业成功不是因为政府管理竞争，而是政府允许竞争保持活跃的结果。日本公司的成功是因为它们遵循公认的战略原则。
本书的首要目标是推出一个可以解释和说明日本战后经济轨迹的理论。因为日本的成功对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思想和实践影响颇大，所以准确地界定直接发生于日本以及未发生于日本的事实记录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的理论框架也可以在其他任何地方使用，而且对于仿效日本奇迹的国家尤为有用。
本书的第二个目的是概述恢复日本经济活力的必要步骤，因为此时这个国家的新方向依然迷茫不清。至少可以说，当前政策的解决方案未臻完善。紧急财政救援方案和用来刺激宏观经济的庞大公共开支使国家的宏观经济有丧失稳定的危险。而当前拖延改革的因素，例如在财务报告和存款保险方面的限制，只会提高最终的成本。
我们在日本经济处于繁荣巅峰时开始，而在看上去永无尽头的经济衰退时期完成了本研究。我们相信我们的意见对两个时期都是同样适用的。为完成本书，我们必须追逐一个不断变化的目标，特别是当我们构思了日本未来的进程以后。当这个国家的经济困难逐渐明朗起来，有关书籍、论文、政府报告、公司重组和政策公告将蜂拥而至。我们概述了公司和政府新方向的要点，而没有试图总结所有新的发展。
本书作者中有两个是日本公民，而我们全体都由衷地关心这个重要国家的未来。我们认识到日本的形势将继续发展，政策将继续发生变化，无论结果好坏。我们希望这本书能够提供一个有说服力的框架，读者可以藉此来理解和评价这些变化。
本研究没有众多合作者的协助是不可能完成的。我们向藤川义则（Yoshinori Fujikawa）、安久津禅洲（Satoshi Akustu）、土会智宏（Tomohiro Doai）、露西娅·马歇尔（Lucia Marshall）、末次京子（Kyoko Suetsugu）、木下来迎（Reiko Kinoshita）、迈克尔·斯蒂芬森（Michael Stephenson）和肯·瑟温（Ken Serwin）表示诚挚的谢意，感谢他们在研究过程中所发挥的领导作用。我们感谢唐·希尔维斯特（Dawn Sylvester）、丹尼尔·瓦斯克斯（Daniel Vasquez）和伊丽莎白·金（Elizabeth King）对本研究的帮助。我们还感谢林边龟造（Ryozo Hayashi）、渡边千宏（Chihiro Watanabe）、藤本一宏（Kazuhiro Fujimoto）和五田金地（Kinji Gonda）帮助我们收集数据和组织访谈。
本研究还得到了哈佛商学院研究部、一桥大学商学院、UCLA的安德森管理研究生院的国际商业教育和研究中心、加利福尼亚大学学术理事会以及艾尔弗雷德·P·斯隆（Alfred P。 Sloan）基金的赞助。
我们非常感谢藤川信二（Shinji Fukukawa）、石仓洋子（Yoko Ishikura）、宫内吉彦（Yoshihiko Miauchi）、中谷岩生（Iwao Nakatani）、野中生城（Ikujiro Nonaka）和休·帕特里克（Hugh Patrick）提出了宝贵的意见。琼·马格里特（Joan Magretta）和南·斯通（Nan Stone）作为咨询编辑，为本书做出了无法估量的贡献。林恩·波尔（Lyn Pohl）不仅做了统稿工作，并且在整个辛苦的工作中扮演一名出色的项目主管的角色。
第一部分导言 美国应该向日本学习什么（1）
数十年来，美国人一直对日本心驰神往。毕竟，日本的战后奇迹是近一个世纪以来美国经济首次遇到的真正竞争。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和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日本对美国的冲击是不言而喻的。日本还在亚洲乃至国际上对经济增长和经济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因此进而影响到美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
在20世纪70和80年代，日本被视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国家。对其成功的研究主要提供了两种解释：一是其与众不同的官僚资本主义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政府在干预经济中扮演了非常活跃的角色。另一种解释是由日本的公司所倡导的与众不同的管理方法，现在比较著名的实践包括全面质量管理、连续改进（continuous improvement）和适时制造（JIT，just in time）。有趣的是，美国人在这两个领域中为世界流行观点的形成做了大量的研究。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表面上的所向无敌到达了顶峰，美国的流行观点也开始向否定方向转化。一系列书籍把日本描绘成西方资本主义的威胁。日本形成的挑战由于许多其他国家信奉部分或全部的日本政府模型而增强。
日本政策模型对于美国政策思路也产生过重大影响。即使在放任主义的共和党执政时期，日本模型的要素也开始得到仿效。例如，国家合作研究法案（National Cooperative Research Act）于1984年颁布，作为对日本实施政府资助合作研究计划的反应。为了对抗日本的VLSI计划并削弱日本在半导体产业中的优势，1987年成立了Sematech公司。这个拥有16亿美元资产的企业联盟集中下属公司共同开发半导体生产技术，并得到一项空前的联邦政府8亿美元的融资。而且，对应于日本通商产业省（简称MITI），通过立法建立了美国工贸部（被戏称为DITI）。
在日本遭遇挫折之前，日本对政策思路的影响在民主党的克林顿执政早期甚至得到进一步加强。克林顿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的首席官员是一个日本专家和产业政策支持者，而产业政策被看成日本所追求的目标。产业政策的概念在学术界备受关注。在克林顿总统的第一届任期内，国家合作研究法案的应用领域得到扩展，为生产性风险投资提供了反托拉斯豁免权。在平面显示器和电子媒介以及其他领域，更多的政府赞助的合作研究开发（R&D）风险投资启动了。商业部有争议的先进技术项目迅速展开，引导政府的技术开发资金直接流向各个公司。
可是，正如本书所述，美国从日本学到了错误的政府政策经验。日本的官僚资本主义可以更好地解释其竞争的失败，而不是成功。对于各个产业的全面研究发现，在日本大多数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中，政府的参与非常少，包括轿车、录像机、机器人、照相机和视频游戏。在这些部门，竞争几乎没有政府介入，很少有补贴、卡特尔和合作研究。但是，在非竞争部门，例如化工、航空器、软件和金融服务产业，则广泛实施了产业政策，有日本政府广泛的参与介入、频繁的合作活动，以及持续提供的保护。
美国政策的制订者试图仿效那些在日本行之无效的政策，而没有注意到在日本实践中产生的其他更细微的教训。美国并不是惟一犯这种错误的国家。许多其他国家犯了同样的错误。由于许多亚洲和欧洲的国家没有遇到美国所面对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它们实际上走得更远。在竞争方面，其中大部分国家由于政府过多参与导致竞争力削弱，并正在为此付出代价。
在公司的实践方面，日本对美国公司的影响比对政府的影响还要大。美国在西方是第一个积极仿效日本的国家。虽然对日本竞争的第一个反应是怀疑，紧接着又是对日本的不公平竞争表示愤怒，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