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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正如我们在前面看到的，合法杀戮和暴行是截然不同的。正是一次在“残酷”杀害了三个孩子和他们的双亲后，马可的快感变成了痛苦。他明白，自己本可避免这种无谓的杀戮：“我完全可以说： 我不干，或者： ‘我牙疼’，然后脱身。”但命令毕竟是命令，他开了枪。杀人后一段时间他想给自己找一个理由。这也不成之后，便是让人窒息的悔恨。他说
别人能做的就是拿话来安慰我，但我知道自己的所做跟让犹太人排队就戮没什么区别……我知道，做下这种事的不只我一人，还大有人在。比我痛苦的人也有的是……但他们没有杀害无辜啊。我不知道……不知道……这是不是我自己的致命伤，我想，我骨子里大概都坏透了吧。
这些内心冲突在他荣归故里后反而加剧了。虽然作为一名“武士”他是成功的，但回乡时没有任何仪式。“我从战场回家，进了门，没人说话。我要了杯咖啡，我妈就开始说喝咖啡怎么怎么不好。”回乡后，他开始到大街上、酒吧里找人打架。他对妻子施暴，还照下妻子被绑在木桩上、四周全是刀片和碎玻璃的照片，并把它们摆放成施虐的样子，算是自己所谓的艺术。他有时虽然天不怕地不怕，想自己哪怕在大街上杀了人，法庭也不会判一个越战英雄有罪。但更多的时候，他却害怕自己、或是自己的孩子，会因为在越南的罪过受到惩罚：
我想别人会……嗯……我是说我有点多疑。我以为每个人都知道……我想，每个人都知道我在越南做了什么，他们都想害我。我怕极了。浑身是罪感。
承认自己有罪，就在自毁的路上设置了障碍。像第七章“悔过之思”中的人物一样，马可也一再坚持“服从命令”的重要性。他还笃信，一旦向情人承认自己的过去，就永远不能“免于罪感了，因为我的确在越南做过坏事”。战争给马可留下了深深的创伤，回家后他就以伤害其他人作为报复。但既承认自己有罪，并有一个母亲似的人在身旁听他告罪，他的伤口慢慢开始愈合。
谢丽尔是马可的妻子，也被描绘成“战争的受害者”，她虽没杀过人，但给“屠场”画的图却分毫不差。谢丽尔深知暴力不独在战场上才有。她的兄弟是平民百姓，好几次差点杀了自己的妻子。最后，他妻子终于“崩溃”，杀了儿子。与马可不同，谢丽尔对待暴力的方法是视若无睹。她恳求马可“忘掉那一段”，马可跟她说自己是个杀人犯，她却说马可“能是个好丈夫”。“他把什么都归罪于战争”，她说，然后转向观众：“但我要告诉你们……不能让他这么想。”因为“一个巴掌拍不响”。
第十一部分：解甲归田解甲归田 2
谢丽尔想忘掉杀戮，纳丁（马可的情人）却是直面暴力，甚至是迎上去。马可的杀人冲动在她看来是因为“卑怯”和“调皮”： 他带施虐性质的作品是“绝妙且诙谐的”。马可跟她说杀人时“感觉特好”，纳丁全都理解（“我连眼皮都没眨一下，”她回忆说）。打仗总是要死人的；换句话说：“马可做的每件事都无可指责。类似的事我们都做过。谋杀我们曾经的爱人，或我们自己。”“世故”在纳丁看来就是“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到惊奇”。在她看来，马可没什么不对劲的——是，他愤世，可她的朋友里谁又不是呢：“马可不过拿起了武器，把这种愤怒形之于外了……带着人群交、涂鸦、盗窃。这在我们的社会里不少见啊，”她吐露说。就像本书中提过的女性，她认为暴力不过是这个两性世界的一部分，（男人）打仗不过比（女人）分娩糟糕若干倍而已。对纳丁来说，战争对人的影响并不难解：“他叫自己是定时炸弹。我想你也是吧，嗯？”
虚构的人物如马可、谢丽尔、纳丁，对杀戮有不同的反应： 悔罪、否认和接受。马可的杀人之举——无论是“合法的”（比如战场上酣畅淋漓地厮杀）还是“非法的”（比如针对平民的暴行）——也牵动了两位没上过战场的人。在该剧结尾，观众的目光被吸引到一张照片上： 两个葡萄柚、一个橙子、一个破鸡蛋和新鲜的面包。这些“静物”间躺着一颗手榴弹。埃米莉·曼，《静物》（纽约，1982）。
像马可这样有暴力倾向的老兵，现代人看后良心会不安。他会让我们想起“心中的恶狼”，既无法引导它转向有益的方面，又不能完全根除。人血飞溅的负面影响之一是会生成一个巨大的神话，既被用来解读军人的行为，又被反战言论利用作为自己论点的支撑。毕竟，如果可以证明战斗的血腥对幸存者没有长期的负面影响，那关于战争的又一不利因素就可以不予考虑了。但与之相关的、在“战争使人残暴”的理论背后的意识形态同样令人不安。战士和非战士有如此大的差别吗？谢丽尔和纳丁都问。这两类人的性别、年龄和（在战争初期）身体的强壮程度当然不同，但在“他们”和“我们”间真有这么大的差别吗？在战争影响的“静物”图上，我们发现，退伍军人面临的诋毁和恐惧竟和我们内心深处的黑暗有极大的关系。
“心中的恶狼”
历史学家和其他论者一直喜欢强调战斗怎样使参与者变得残暴： 战士为了他们可怖的职业常要付出巨大的道德、精神代价，人格常会被战争“贬低”，阿弗利多·博纳迪奥在他题名一针见血的《兽迹》（1989）一书中说。阿尔弗雷多·博纳迪奥，《兽迹： 一战文学中的死亡和堕落》（列克星顿，1989），页2。另见玛丽亚·塔塔尔，《魏玛德国的性谋杀》（普林斯顿，1995）及克劳斯·特韦莱特，《男性幻想》，2册（明尼阿波利斯，1987）。在本书考察的三次战争中，一般民众都十分担心年轻的士兵能否适应杀戮，怕他们因政治形态而不愿杀人，而因此被敌人所杀。把“孩子”送上战场，他们中的一些人杀了别的“孩子”。等战争幸存者回家时，他们已经“成人”，需要重新面对家人、朋友、爱人、情侣，学着和他们相处。没有人会以为这是很简单的事。
不能一回归平民生活就把战斗经历抛在身后，在事后回溯、试图理解这些经历的过程中，有必要把它们和普通民众分享，并接受他们的修正。战士的叙述引发了各种反响——有同情，有嫉妒，有遗憾——也有恐惧。任何人要是杀了人，怎么会清白？这些战士身上久经压抑的侵略性会不会在无意中“流露”？老兵成了千夫所指的对象。“他们确实杀过人”，弗朗西斯·罗利博士在英国防止虐待儿童和动物协会的一份杂志上鼓吹说，“杀人者喙上的鲜血让一切都变得明了。杀戮让人对生命的神圣失去了敏感。这些都是战争孵化出的雏鸟，并在战争的邪恶翅膀下养大。”弗朗西斯·罗利博士在一期无名、无日期的防止虐待儿童和动物协会杂志上，引自迪克森·韦克特，《咱们的小伙凯旋时》（马萨诸塞，1944），页414。 精神分析学家就想，在军中养成攻击脾性的这些老兵，在妻子或女友拒绝“听命”或对其攻击意图有任何抵触时，如果真的失手杀了她们，难道有什么奇怪吗？泰蕾兹·班尼代克，《洞见和个性调整： 战争对心理学效应的研究》（纽约，1946），页90。另见罗伊·格林克、约翰·斯皮格尔，《千钧重担》（伦敦，1945），页308及362；G．菲尔德，《和平主义和良心抗拒》（剑桥，1945），页23；威廉·霍金，《士气及其敌人》（纽黑文，1918），页113。
第十一部分：解甲归田解甲归田 3
那些入伍时“满怀激情”的战士，在理想幻灭后再回到平民社会时已经不会同情人了吧？雷蒙德·英格利什，《对目的的追求： 论社会士气》（伦敦，1947），页16—17。一战中一名卫生员曾说，在“人成为杀人和被杀的机器”的过程中，其作为人的敏感已经荡然无存。欧内斯特·施亚德，“手稿自传”，页436，帝国战争博物馆藏。有人认为，这种转变甚至镌刻在了他们的身体上： 他们像狗一样狂吠，叫嚣着军国主义；双手已经退化成狗爪模样；眉宇下沉，已形近猿猴。史蒂芬·格雷厄姆，《对逝者的挑战》（伦敦，1921），页121。退伍军人回归故里，却发现家人、朋友、相识的人都小心地看着自己：“似乎觉得你会突然发疯……就好像你是个怪物，嗜好杀人一样，”一名老兵抱怨说。无名老兵，引自海恩斯·约翰逊，“老兵——自己国土上的外星人”，《华盛顿邮报》，1971年1月27日，页A12。另见乔恩·诺德海默，“战后不适困扰越战老兵”，《纽约时报》，1972年8月28日，页20。越战老兵尤其惨，总得面对有敌意的人群，骂他们是“杀人犯”、“屠夫”：“你真的觉得杀害婴儿和平民很有意思？”路人咆哮说。哈里·威尔默，“噩梦愈合： 越战老兵的战争梦魇研究”，收里斯·威廉斯（编），《解剖越战： 由战争到和平》（西雅图，1987），页75—76。
在二战后的英、美、澳，民众都表示了一种担忧，害怕退伍战士会把暴力带回太平社会。有人预测，政府面对退伍军人如炽的目光时会不知所措。在《重塑心灵》（1920）中，亨利·德·曼向国家发出了让人心寒的警告，他说：
如果在这些退伍军人的生活中条件成熟了，杀人或对他们有益，或是他们在一起有了集体恐怖主义的意愿，那他们也许会记起取人性命是一件多么简单的事，在做的过程中又有着多么大的乐趣。亨利·德芒，《再造心灵： 一个士兵对战争和重建的见解》（伦敦，1920），页200。
犯罪学研究也表明会有大问题出现。在二战过程中，克拉伦斯·达罗一直在说，“多数西方国家没做别的，就是杀戮”。如果谁有“更新、更好的办法”来取人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