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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的传统有两方面,一方面,中国长期是一个封建社会,有一些传统必须抛弃,比如人治。中国几千年来都是人治,这一点体现在企业里,很多企业家都是采用人治的方法。人治的特点是,这个人正确,企业就兴旺发达;这个人犯错误,企业就倒霉。这样的话,企业就要受人的影响了。而企业管理就是要从人治转向法治,也就是说,决策和管理都要制度化,个人的作用必须在这个框架里发挥,不能越过这个框架。像这样的传统,今天就必须抛弃。
另一方面,在企业管理中不一定非要强调儒教、道教和佛教,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有一些共通的东西。这个东西,对企业来说可能是宝贵的,比如说诚信。儒家讲“民无信而不立”,实际上道家也讲诚信。诚信这个传统现在对于企业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记者:比如,晋商就是以诚信为本的。
梁小民:晋商应该说是非常成功的,他们的这个文化传统就是诚信。你想,晋商做票号的时候,人家把大把的真金白银给了你,换回一个纸条,如果你不诚信,谁给你真金白银?晋商的诚信来自中国传统文化,但又不是光有这个文化就能实现的,文化从根本上来说必须由制度来保证,起关键作用的是制度而不是文化。
保证晋商诚信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当时的历史环境,第二个就是企业的制度。所谓历史环境,就是当时在山西这个地方,一个人没有其他的职业好选择。你考科举,不一定能考上;你种地,肯定富不起来,而且你要当地主才行。所以,能在票号工作已经很不容易了,一旦票号把你开除,你就没地方好去,这种环境就逼着你必须诚信。此外,晋商为了保证诚信,它制定了很多制度。比如在激励方面,开给你的钱比较多,让你觉得,诚信得到了报偿。
晋商还有一条,你到外地的分号工作,不许带家眷,也不许在当地娶小老婆,而且不允许去风月场所。它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保证诚信。不许带家眷,实际上是把你的家眷作为人质了。不许你在外地成家,是防止你在外地成家以后不讲诚信,为了养小老婆而贪污。
第一部分梁小民:中国特色管理需提升和改变(2)
所以,文化是一种上层建筑,能不能起作用取决于制度。没有制度,文化就是一个空的东西。对企业来说,制度是至关重要的,不可能仅仅凭文化就能起作用。我主张,要重视各种文化传统,但不能把文化的作用扩大化。没有一套制度,文化就没有什么作用。为什么银行有那么多贪官外逃?不能说我们的文化不好,银行里面的思想工作做得还是很周到的,这些干部也受到过一些教育。关键问题在于缺乏一套有效的监督机制。
记者:制度经济学近年来很热门,它对于企业管理来说有什么意义?
梁小民:制度经济学不仅对经济学来说有意义,对管理学来说也很重要。制度经济学强调的是制度来决定人的行为,也是制度决定一个企业的效率和好坏。刚才我们说到了人治,企业做大以后,一定要从人治走向法治。所谓法治,就是说一个企业不是靠能人在管理,而是靠一套有效的制度在管理,这就是说公司治理结构的建立问题。比如说,中央提出,国有企业改革就需要建立董事会,让董事会发挥决策的作用。这种董事会决策就不是个人决策,属于制度决策。如何建立董事会,董事会管哪些事,董事会怎么决策,这些就属于制度层面的东西。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不仅国企需要建立董事会,民营企业也需要建立董事会。
从德隆的个案可以看出,这个企业成也唐万新,败也唐万新。这个企业完全没有一套制度,基本都是唐万兴说了算。结果他决策错误,企业就失败了。德隆那么大一个集团,也有董事会,但仅仅在它不行的时候开过一次会议,商量怎么办,这不是很可笑吗?对于当前的中国企业来说,最紧要的是进行制度建设。说到它与中国式管理的关系,很多的案例可以说明,很多企业的失败不是没有照顾到中国特色,而是没有遵循共同规律。他们的错误都发生在个人决策而不是制度化决策。
中国特色就是把这些共同规律运用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再扩大这个模式和特点,仅仅强调自己的这个特色而不去改造,仅仅强调这个传统而不去抛弃其中错误的东西,就会走上邪路。中国特色不是要适应落后环境,而是要改变它。过分强调中国特色,反而会否定共同规律。你不能说咱们中国就是人治,所以制度这一套对我们没用。这就不是中国特色,而是保留中国的劣势了。
中国的家族企业必须转变
记者:华人企业中家族制都很普遍,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梁小民:家族企业不仅在华人企业中很普遍,国外也有不少,像美国的福特公司、惠普等都是这样。但是,中国的家族企业与外国的家族企业有三点不同:
第一,中国的家族企业是完全由这一家所掌握的企业,这个企业就是家族的财产,比如希望集团就是刘家兄弟的财产,德隆就是唐氏兄弟的财产。
而国外的家族企业是指两代人在一个企业控股,它是上市的,股权也是多元化,一个家族在里面只是相对控股,但并不是自己说了算。比如,当年惠普和康柏合并,惠普的董事长(也就是家族代表)是坚决反对的,但是,董事会通过了,他也没有办法。所以,家族财产和家族相对控股大不一样。
第二,中国的家族企业属于家族式管理,里面重要的工作岗位都是家族成员担任,亲情代替了企业制度,靠的是“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样一种人际关系。有的企业董事会就是家庭会。但是,国外不是这样,相对控股者(家族)并不是企业的管理者。像福特公司,好几任总经理并不是福特家族的人。最近,福特的重孙子担任了福特的CEO,但是,他凭的不是福特家族的基因,他是在竞争中凭能耐上来的。
第三,家族企业接班问题上区别很大。西方的家族企业是不断改变的,两代你可能控股了,过两代,可能就是别人控股了。即使是家族控股,也不是你来经营。谁接班也不是你来决定,还必须选能者。像IBM的老板是老沃森和小沃森,而经营者却是请的别人。而中国的家族企业特别讲究我的企业一定要我儿子接班,就像皇帝的帝位代代相传一样。
有的企业因此就出了问题,一些民营企业家一定要把企业交给他的儿子,而他的儿子又确实缺乏经营管理才能。因此,对于中国的家族企业来说,继承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你可以让儿子继承财产,但不能让他继承经营管理,经营管理还是要唯贤任用。这与中国人的观念有关。因此,中国的家族企业必须转变成一个普通的社会企业,按照规章、法则运行。
第一部分韩少功:写作的“追风少年”
韩少功:写作的“追风少年”
《报告政府》
作者:韩少功
版本:作家出版社,2005年9月
定价:23。00元
□书评人萧三郎
我喜欢主政《天涯》杂志时代的韩少功,这点可能和别人不一样。不过,现在的《天涯》杂志也不怎么样。韩少功几年前出版的《暗示》一书我很是不喜欢,到最新的小说集《报告政府》,犹是如此。
我丝毫不否认韩少功作品的可读性,《报告政府》也确实是可读的小说。“身后有关门的咣当巨响,把我一个趔趄送进了黑暗。”通过囚犯“我”的眼睛,他写就了我们人人知晓但却从未真实窥见的一个监狱世界:这个世界和外面世界规则一样,一样的弱肉强食,一样的有着冰冷的规则和温暖的人性。
他还塑造了这个边缘世界里的群像,比如9号仓的牢头霸主黎国强,以及智慧的“瘸子”,还有作为大学生的“我”自己。很多时候,你会觉得牢霸就是你的童年伙伴,智慧的“瘸子”就是你的中学同学,而那个“我”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韩少功有着写小说的长久历练,对人物的描写以及精心刻画,对小说节奏和叙述语言的掌握,都不在话下。但好的小说仅仅有这些是不够的。好的小说需要虚构,要虚构得跟真实一样。在读《报告政府》的同时我在读杨显惠的旧小说《夹边沟记事》,里面写1957年右派的故事,真实得让人无法相信,你会以为是大大的虚构。
真实与虚构是一个重大命题,需要在小说理论中占据重要章节来阐述。其实我想说的是,诸如《南方周末》等媒体重点报道过的监狱女犯人怀孕事件,韩少功一定有所知晓。不是说文学艺术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吗?小说《报告政府》题材的选择以及细节之描述多少有对此种题材反映过晚的嫌疑。
《报告政府》刊发在2005年《当代》杂志第4期,与它同时刊登的还有中篇小说《未完成的夏天》。对照而言,前者写监狱中的人性故事,后者写禁欲时代的“偷窥故事”,都是现实主义题材,难道现在又流行起现实主义题材了吗?
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又成风潮,评论家对此多有置喙。一种好的说辞是,作家们正在深入民间,潜入水深火热的人民群众当中,与他们血肉相连。不好听的说辞是,今天的作家正在制造一种写作边缘群体的新“写作景观”,此种写作很容易满足读者的好奇心,同时可以消费作家的同情心,最后达到兜售人民群众廉价道德情怀的效果。
我没有说韩少功就是这种边缘写作的参与者,也没有说“边缘写作”就写不出好的文学作品。但是,说句实话,联系到韩少功先生的写作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