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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从最为不济的角度考虑，它也涉及了天真的建构主义，并且怀疑是否任何人都有权对任何社会弱势群体指手画脚。但是新兴的学科，如黑人研究、同性恋者研究、女性研究等，不但将新观点带入了文化研究之中，并且提出了一些严肃而重要的政治问题，如从一个特殊的主体角度（说话、白人、在私立学校受教育、男性）如何看待他人的文化实践。第四，文化研究将与文化相关的文本性、主体性、认同、话语和愉悦等问题放到显著位置。
它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于“文化的价值判断”与社会认同政治尤其是阶级、性别、种族和性等问题之间的关系的认识。这并不表示说“品位是社会背景的产物”（文化实证社会学倾向于采用此种说法）。文化研究探讨美学价值体系如何提升文化权力的复杂方法。在一种文化中能够听到谁的声音？谁的声音被边缘化了？谁的（哪种形式的）愉悦得到支持？谁的（哪种形式的）愉悦被认为是毫无意义的、腐朽的、甚至危险的？这些都是关于话语的问题——与意义和文本在社会中传播的方式有关。他们也关注主体性、认同，以及使我们显露出本性的非理性的以及无意识的过程。
以上讨论的那些研究文化产业的方法对这些问题都不予考虑，但是文化研究学者却以极大的热情积极调查这些问题，他们指出，社会中相对弱势的群体所消费着的文化形式常常遭到抛弃和斥骂。在这一方面，女性主义者对肥皂剧（Geraghty；1991）和女性杂志（Hermes；1995）的研究极其重要。
本标41题下还有一个注意事项。一些重要的文化研究工作曾经致力于实证研究，如研究电视观众群体如何与电视进行互动。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出现了不少对于此类研究的评论，但实际上此类研究在当时并不多见［经常被讨论的是昂格和莫雷（Ang；1985；Morley；1986）］。在近些年对该领域几乎没什么研究［格里斯潘（Gillespie；1995）和曼柯卡（Mankekar；1999）是少有的两个例外］。文化研究的这一趋势代替了死抠文化概念和文化认同问题的理论工作。虽然此类工作非常有价值，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文化消费和文化受众的实证研究还远远不够。
《文化产业》 第一部分 超越文化研究……
超越文化研究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其他方法
就以上所讨论的而言，当然也包括其他方面，文化研究对于我们理解文化和权力做出了极大贡献。考虑到该方法在质疑现存权力关系上的兴趣，你可以料想，那些认为“社会正义事务不存在问题也不能被改变”的保守主义者必然会对此大肆抨击。但是文化研究也遭到了潜在的自由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的联合攻击。对文化研究最强烈的攻击来自于政治经济学和激进的媒介社会学中的左翼分子，那些家伙经常诬陷文化研究是保守主义者的地下同谋。［如吉特林（Gitlin；1998），米勒和费罗（MillerandPhilo；2000），及其他］但是文化研究依然如故，而这些政治左派也把它们作为攻击的靶子。也许是由于对“反对社会不公正”有着不同的理解，激进分子们争论不休，于是媒介和流行文化研究领域便分崩离析成两个阵营：政治经济学阵营和文化研究阵营。
这个观点不仅重复出现在已出版的书籍和已发表的文章中，还无休止地在研讨室、会议厅等处被提及，都认为“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就像x轴与y轴一样背道而驰”。甚至当一些作家声明要从这种纷争中逃脱出来时，他们却又随之从其中一个阵营所认同的阵地继续攻讦对方多么讽刺可笑。
因此，迷思得以延续（Grossberg；1995）。但是，“文化研究与政治经济学”对于研究媒介与流行文化来说都不是精确而有效的方法。它将本章所讨论的众多不同方法之间不一致和冲突的整个网络简化成仅有的两端。因此，问题不在于“文化研究与政治经济学”，就好像对研究方法的质询仅仅由42这两种方法构成似的。问题也不在于“文化研究与其他方法”，这是一些作者以想象中的讽刺手法刻画出来的。真正的目标在于找到一种方法，去理解研究文化的所有方法之间的紧张关系。就目前的情景看来，关键问题是取各种方法之长加以综合，从而富有成效地说明文化产业中的变迁与延续。在这一部分，我将把我的视角放在相关方法之间重要的论争上，并加以简要概括。
1生产与消费由于忽略了主流文化经济学、媒介社会学、文化实证社会学等对生产所采取的态度之间的巨大差异，忽视了最好的政治经济学方法中论述的消费重要性，政治经济学经常被简短的“生产研究”来代称。类似地，文化研究的方法也经常遭到嘲讽，好像它所涵盖的几乎都是受众的实证研究，而这样的研究方法却常常发生在自由多元主义传播研究身上。我在本书中选择用于说明文化产业的那些事实——原因我已经在导论中概括过了——表明我将主要采用能够理解文化生产动力和管制/政策动力的研究方法：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文化经济学的一些文献、激进的媒介社会学和文化实证社会学。生产和管制只是文化流程中的两个（而非全部）方面而已（见图1—1）。我想我不必解释为什么在此图中我更注重生产和管制这两个环节。因时间和精力所限，这种选择是不可避免的。虽然我这里的重点是这两方面，我们仍需要考虑它们与所展示出的与其他因素之间
图1—1文化流程图（duGayetal。，1997）此图改编自英国开放大学（OpenUniversity）书系《文化、媒介与认同》（Cultural；MediaandIdentities）。请注意文化各方面之间的互联关系。理想化的分析将考虑所有这些不同的环节，但是在实践中，即使只限定几个现象加以解释也是不太可能实现的。此图的思想应主要归功于理查德·约翰逊的一篇文章（RichardJohnson，1986/7），而他引用了马克思关于生产与消费之关系的著作。
的关系：消费、认同和文本。正如我以上所坚持的，文化研究对于更全面地理解文本意义和文化价值有重要贡献，当然其他的研究方法也可以做到。但是，要完全综合产业分析、组织分析和文本分析确实仍有相当的难度。
2文本、信息与娱乐文化研究有时候会受到那些过度关注文本意义的其他方法的支持者的非难。实际上，虽然文化研究对于确定43意义和认同如何与社会权力问题相关这一理论多有建树，但在其最成熟的模型中，却几乎没有关注到文本阐释和评估问题。反而是其他与文本密切相关的方法，对发展文本分析帮助甚多，例如批判的话语分析（Fairclough；1995）、美学理论（Carroll；1998；Frith；1996）、社会符号学（VanLeeuwen；1999）、批判的音乐学（Walser；1993），更不用说是精辟的批判理论了（Reynolds&Press；1995）。此类研究的焦点并不像某些传统人文学科那样，试图揭示出伟大艺术家灌注于其作品中的复杂意义，而是聚焦于文化文本的非刻意的复杂性。
同时，政治经济学、激进的媒介社会学和自由多元主义传播学研究开始更加关注信息文本，诸如新闻和时事；也更加关注受众能在多大程度上从文化产业那里获得公民所需的信息资源，来对抗不公正和权力滥用。但是这些方法对信息内容的强调远重于对其形式的关注，而且对认知的、理性的思维模型的评价要高于审美的、情感的和情绪的思维模式［麦奎根（McGuigan；1998）有类似的论述］。因此从整体上评判，这些方法可能会受到44所谓公正的指控，指控它们将娱乐仅仅视为一个“令人分心的事物”、一种“消遣”，而偏离了大众传播最理想的目标：关切、理性、参与的公民的行动主义。文本分析和文化研究的最好形式可以帮助我们反驳这种偏见。
3认识论问题“文化研究与政治经济学”对立的迷思过分强调了两组方法之间的冲突，却低估了它们与其他方法之间的共同区别。与文化实证社会学、文化多元主义传播研究等更具实证倾向的研究相比，文化研究和政治经济学同样都把对文化权力理论的理解作为基础，在这一点上他们颇为相似。然而，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这两者在理论上和认识论上却剑拔弩张。简略地说政治经济学学者在认识论问题上倾向于现实主义：即假设在我们的认知过程之外还有一个物质世界，这个世界所具有的特殊性最终都能够被我们所理解（Garnham；1990：3）。
这种观点无异于认为我们能够获得关于独立现实的客观知识。文化研究学者则喜欢采用各种各样的建构主义和主观主义的认识论方法，在某种情况下旨在通过认识观察者对被观察者所施加的影响来获得更大客观性［参考库卓（Couldry；2000b：1214）关于女性主义认识论的论述］；在另一些情况下，又表现出对“呼唤真理”秉承激进的怀疑态度。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方法尤其如此。因此我再一次强调，这绝不仅仅是“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的问题。文化研究中激进的“建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与我在本章前几部分概括的研究文化产业的所有的方法（不仅仅是政治经济学）都不一致。传播研究与文化社会学中的实证主义者，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现实主义者立场相差甚远，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