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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将人们的福利等同于人们是否具有获得最大化满足的能力。它提供了如何计算满足最大的方法，因此显示出其功利主义的根源也即是一种追求幸福最大化的哲学（VincentMosco；1995：4748）。在导论中我提出了我所关注的重点，即文化产品对公共生活和日常生活产生影响的方式，而涉及道德和公正之类问题却被搁置了。“将人类幸福和对于经济满足的乐观性等同起来”，许多文化经济学家承袭自新古典经济学的这一假设，对于着手评估文化产业却显得过于贫乏了。此外，由文化经济学的文献可知，文化经济学对我们厘清本书的研究目的帮助极小。大部分的文献［如托斯（Towse；1997）的选集］不关心那些生产了我们所消费的大多数文化产品的产业，反而把焦点放在周边产业上。
此领域主要关注的是：表演艺术（主要是剧院）是否由于劳动成本提高而注定面临窘境（Baumol&Bowen；1966）。关于艺术市场的文献浩如烟海。这些文章是人类生活的重要方面，也是经济学家为了推定表演艺术市场不应该消失所做出的努力。但是，主流文化经济学对诸如流行音乐和电视等重要文化产业的忽视，却是很显著的现象。多年来，关于广播的讨论主要局限于广播是否应该隐退这个问题上，因为广播的情形类似公共物品。［参见匹考克报告（PeacockReport），1986。］不过，近年来也出现了如下征兆：主流经济学对文化问题的研究方法更加灵活，对核心文化产业也更加关注。主流经济学从未完全被新古典主义传统所支配：例如制度经济学，其对组织权力的研究更多地运用了社会学的方法。
当新古典主义的观念依然占据统治地位的时候，在新古典主义范例内部却逐渐产生了对既定假设的质疑。例如，那些脱离历史和社会的概念，无不被批判地使用［参见范（Fine；1999）］。近期主流研究中的一些佳作试图解释文化生产和文化消29费中不平等及不断循环问题（Caves；2000），也试图影响公共文化政策。文化经济学越来越受到其他领域内论争的影响，例如政治经济学中关于国际性文化产业为美国所独霸的争论［例如霍斯金等（Hoskinsetal；1997）］，以及文化产业中有关集中和融合等特定问题［例如康顿等（Congdonetal。；1995）］。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我将吸收他们的一些观点。但是，主流文化经济学的缺陷显而易见，因为它无法说明本书所关注的文化产业的“权力”问题。尤其是，主流经济学对“经济组织和文本意义议题”之间的关系毫无兴趣。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研究经济和文化的可选方法（尤其是标榜为政治经济学的那种方法）中的核心。
《文化产业》 第一部分 自由多元主义传播研究
自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研究者就开始运用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大众传播媒介。到了50年代，传播学研究的既定传统在美国成型。此学科至今兴旺发达，并传播到欧洲和其他地区。多年来，该研究领域中占主导地位的关注点是媒介讯息（messages）对受众所产生的“效果”，并倾向于设想这些效果是有限的和难以证明的［参看洛厄里和德弗勒（Lowery&DeFleur；1995）］。这种传统受到行为主义的强烈影响，因为行为主义相信，要想更好地理解社会，最好是观念个体的外在行为，而非费力地去理解（经由心理学或哲学）心智过程和事件，亦非探究（经由社会学）社会权力和社会地位问题。更有甚者，这种传统在探讨文化产品及文化机构时摒弃了对讯息消费的分析。
然而，近来自由多元主义传播研究的作品，越来越多地关注到与文化生产有关的权力和社会正义问题，这些问题也是本书的基本关注点。有一个重要的传统观点是，媒介的影响力已经改变了政治传播。此理论强调：如果民主进程日益通过广播和印刷媒介来运行，那么这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是危险的。例如，杰伊·布鲁默和迈克尔·葛瑞威奇（JayBlumler&MichaelGurevitch，1995）关于“公民传播危机”写了一些令人信服的文章，他们认为在一个“电视成为大部分人获取政治知识的渠道”的社会中，维持公民参与权是很困难的。秉持这一传统的另一些作家已经试图建立标准化模型，进而评估大众传媒在培养民主方面到底做得有多好（以及多坏）［例如，麦奎尔（McQuail，1992）］。
30欧洲媒介研究团体（EuromediaResearchGroup）［例如，1997；麦奎尔和休尼（McQuail&Siune；1998）］及其独立合作人［例如多产的杰里米·汤斯托（JeremyTunstall），本书很多地方都会引用到他的观点］的著作，提供了关于文化政策和文化产业组织变迁的重要信息。最后，从最终的自由多元主义政治学视角，纵观传播学研究和社会学研究的这些方法可以看出，研究者十分关注文化产业如何影响民主进程以及公共生活。
虽然自由多元主义传播研究的理论很有实力，但还存在着一些局限性。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它不能系统地阐释文化产业如何与更广泛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进程相互联结。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自由多元主义本身便是政治学的一种形式：不平等和权力的组成形式不被重视；乐观而含蓄地认为社会是一个游乐园（在这一场所中，不同利益群体为自身利益而战）。
其次，自由多元主义传播研究倾向于首先根据正式的民主程序来构建文化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归根结底，该方法认为最有价值的是“信息”（information）：这一概念认为，应提供工具给所有参与公共事务的市民，从而使他们能够对民主制度的适当职能做出理性选择。关于公民权和民主程序的信息确实重要，但是我们身处在一个充斥着娱乐的社会。仅仅将娱乐带来的愉悦作为令人分心的事物而从“真实的”政治中剥离出来是不够的。
我们还需要反思：充斥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娱乐不仅影响了我们关于民主如何运作的认识，也影响了我们对人类生活的其他方面的思考，包括作为感情和情感存在物的人类自身。在本章的后面我将表明，文化和媒介理论的特定方法——尤其是文化研究方法——将为我们正确思考这些问题指明方向。但就整体而言，自由多元主义传播研究对于创新思考或多或少有些抵触。
《文化产业》 第一部分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相较于文化经济学和自由多元主义传播研究，在分析与文化生产相关的“权力”方面，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更具解释力。政治经济学是一个对所有经济分析整体传统的统称，与主流经济学不一样，它将重点放在道德和规范问题上。然而，也并非只有那些对主流经济学持批判态度的政治左派（politicalleft）才主张使用这一术语。政治左派批判主流经济学是因为后者排斥了权力与冲突的问题。当然，政治经济学也有强烈的保守传统。因此，一些作家使31用“批判的政治经济学”（criticalpoliticaleconomy）这一术语，来把他们的视角与像以亚当·斯密（AdamSmith）、大卫·李嘉图（DavidRicardo）及这些人在20世纪的继承者为代表的保守的古典理论家的著作区分开来。
参见莫斯科（Mosco，1995：2269），里面有关于一般政治经济学方法的详细而资料丰富的分析，该分析可以作为理解有关传播的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批判的政治经济学对文化（或媒介、传播。在这一理论中，文化、媒介和传播这三个术语经常被不加选择地使用）的研究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一部分学院派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的努力下发展起来的，他们十分关注在文化生产中私营商业的崭露头角。批判的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经常被误解、简单化和遗漏。因为这种方法对媒介、文化公司及其政府中的同盟皆大加鞭笞，因此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那么多媒介研究机构被解散或者遭到抵制了。
更令人惊奇的也许是其他各界对政治左派和政治经济学亦充满敌意。一种常见的误解是将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视为正统文化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实际上，政治经济学明确的目的在于挑战新古典经济学中道德视角的缺失。彼得·戈尔丁和格雷厄姆·莫多克（PeterGolding&GrahamMurdock；2000：7273）从四个方面区分了批判的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在媒介研究中与主流经济学的不同之处：
批判的政治经济学对媒介的研究是整体性的，它将经济视为与政治、社会、文化生活休戚相关，而非一个彼此分离的领域。
批判的政治经济学对媒介的研究是历史性的，它密切关注文化中国家角色、公司角色和媒介角色的长期变迁。
批判的政治经济学对媒介的研究集中于“关注私人企业与公共干预之间的平衡”（Golding&Murdock；2000：73）。
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批判的政治经济学不仅超越“效率等技术性问题，还致力于正义、公平和公共良善等基本道德问题”（Golding&Murdock；2000：73）。这里找到了某种方式为“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下定义，而且也的确澄清了批判的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经济学的区别，但是有两个进一步的特征可以帮助我们弄清此研究领域的独特之处：
批判的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注意到这一事实，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文化是作为解释权力、名望和利益不平等的基本论据，而32被生产和消费的。虽然你不必是一个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作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透过政治经济学著作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