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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乡的中国孤魂中又多了顾厉这样一个被遗弃在角落里的年轻 人。 有分析认为，由于缺少关怀和爱心，偷渡去日本可能是顾厉摆脱在中国尴尬处境和孤独困境 的惟一途径，这使一个年轻人选择了亡命。这种死亡方式多少都有些不孝和不争气的成分。 笔者相信，这个儿子没有给这个家 庭带来多少快乐与希望，但做父母的也应该更多地去反思自己对子女的培养问题。 据介绍，顾厉父母早年离婚后，顾厉被法院判给了父亲收养。后来，顾厉的父亲在云南娶了 当地姑娘，另组新家。顾厉从三岁起一直由爷爷奶奶抚养。顾厉的同学S说：“他从懂事以 后 ，就在上海奶奶身边生活，父亲因为有了新家庭而很少照顾他，他与生母好像也不太来往。 ”顾厉在这样一个不健全的家庭中长大，从小就感到自己在世间的多余。“出门在外，他总 是闭口不谈自己的家庭，但是依然能感觉到他内心深处有伤口存在。”这是令人心酸的成长 过程，但是，像顾厉这样的经历的人在中国和国际上都有很多很多，经过自己奋斗而最终成 功的 人也很多很多。这样的背景应该成为他发愤努力的最好理由，而不能成为自暴自弃的借口。 顾厉于2001年抵达日本，人生有了一个新起点。“顾厉给人的感觉聪明，也很热心，我们 住在一起，属于有难同当的朋友。”他在日本语言学校的同学W这样说。在学校里，顾厉属 于有些贪玩，但比较上进的学生，老师和同学对他的印象都不错。W说顾厉最大的心愿就是 把自己的成功展现给家里人看看，然后，和W一起去欧洲观光，到西藏骑上牦牛走草原。“ 他被遣送回去的消息传出后，大家都很吃惊”，W这样说。 2002年9月，由于偷窃，顾厉被遣送回国。他和一个朋友逛街时，他的朋友偷了商店里的两 条女式皮带，顾厉则因知情不报，被作为同案犯处理，“在探监的时候，他对我说，你相信 我，我是冤枉的。他还差一点哭了出来。说真的，我相信他，他不是那种贪小便宜的人。” 不过，有分析说，从偷女式皮带这件事情看，顾厉周围的朋友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朋友，这 也值得思索。 顾厉被遣送回国后，没有与家人联系。一方面，他担心会遭到家人的责怪，另一方面，他不 愿就这样回去看家人的冷眼。在被遣返回国的这半年时间里，没人知道他是怎么过的，只听 说他在朋友那里，一会儿在这个城市，一会儿又走到另一个地方。笔者认为，像顾厉这样到 处漂泊的人，真正的朋友是很难让他久留的。对于顾厉来说，漂泊的 生活总是带有困苦、孤独和苦涩。曾有朋友问顾厉为什么不回家？他回答说：“回去也没有 意思。我想再去日本，至少日本还有你们和她在。”“她”应该是顾厉的女朋友。 据悉，回中国后的顾厉没有一天不想重回日本。顾厉在给朋友的电话里设计了各种各样的偷 渡计划。“最后一次接到顾厉电话是在大年三十（2003年1月31日）晚上，他在电话里给我 拜年”，W对记者说。那天，顾厉在电话里说，他3月1日到东京。“关于他偷渡的想法，我 劝了他好几次，但他的意志好像很坚决，电话里给人一种义无反顾的感觉。” 有报道说，顾厉向生母打电话借钱一事使得他下定了偷渡决心。顾厉曾在电话里向母亲借钱 ，母亲说：“你和我已经没有关系了，离婚的时候你判给了你父亲，不要再为这些给我来电 话了！”W在复述这个细节时，声音很低。W说，顾厉在电话里这样讲：“妈的态度很冷淡 ，使我的心都冷了。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回日本。” 顾厉选择了最危险的途径返回日本。他应该知道自己爬进起落架舱后，面前只可能有两条路 ，一条是平安到达日本，另一条就是死亡。无法想象顾厉在飞机起飞那瞬间是一种什么样的 心情。能够知道的是，在顾厉死后已经腐烂的尸体上，警方并没有找到钱或其他备用品，只 在他那单薄的衣服里找到一包还未抽完的红双喜香烟和一张赴日留学的简章。一个生命就这 么完结了，这究竟是留学？还是在干什么？中国年轻人应该引以为戒。
第四章 检索在日本的中国另类留学生红灯区里陪酒卖身 男女学生用身体淘金
如果说顾厉的悲剧是一个个案的话，那么，用身体淘金的那些中国学生应该带有范围较广的 社会性，更应该引起人们的注意。日本红灯区甚至成为一些中国学生身体淘金的最便捷的地 方，其带来的社会危害和对中国人形象的损害都是不言而喻的。从日本政府当局采取的“扫 黄打非”行动中就可看出端倪。 据日本《读卖新闻》2003年4月下旬报道，从4月22日晚上到次日凌晨，日本警视厅和东京入 境管理局对东京歌舞伎町进行了清理整顿。东京歌舞伎町是日本非常有名的红灯区，这一地 区被视为非法滞留外国人和暴力团伙犯罪分子的“温床”。清理整顿当晚，大约有十家左右 的风俗店和餐饮店以及暴力团伙办公室被取缔，理由是涉嫌违反了“入境管理难民法”和“ 卖春防止法”。 这次行动以2003年4月份组成的“警视厅组织规模对策部”为中心，一共动员了机动人员和 入境管理处职员大约1200人，为人数最多的一次。这次取缔活动从晚上9点 半左右开始，大约有50名左右的搜查人员进入了包括两家中国人开设的酒吧在内的大楼，一 小时后，日本警方相继带走了十名左右的亚洲裔女性。当时，还有数百名围观者，造成了一 定程度的骚动。 据日本当局提供的数据，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有八万名之多。学者调查认为，八万名中国大 陆 赴日留学生中，有不少女生违法变相卖淫。笔者虽不掌握具体的数字，但至少说明中国女留 学生卖淫者并非是个别现象。这些卖淫的学生与那些在日本有真正留学目的的女学生相比， 还是有本质差别的。 在日本，笔者在东京、大阪、横滨等地都亲眼看到中国留学生的不良表现：在东京新宿红灯 区，有拉皮条的中国男留学生；站在马路边强行拉客按摩的有中国女留学生；据东京歌舞伎 町一位华人经营者估计，仅这个地区，在中国人经营的“斯纳库”里打工的中国陪酒女就不 下千人。有报道说，为招徕客人赚钱，有些女学生最终都打破自己制定的只陪酒不卖身的原 则。更有中国东北来的年轻姑娘，为了钱而主动要求“湿鞋”。 有媒体报道说，一名在东京按摩院工作的张小姐，来自辽宁，就面无愧色地说：“念书也是 为了赚钱。我现在辛苦一年，便可赚到几十万人民币，还念什么书呀！”。张小姐今年20岁 ，中学毕业后，便申请到日本求学，但从抵达东京后，便在新宿歌舞伎町一间按摩院做按摩 女郎。在接受访问时，张小姐表示她已经毕业，因一直找不到工作，在姊妹的介绍下，才决 意“卖肉”为生。张小姐称，她们的服务项目包括裸体为客人按摩、服侍客人洗澡与客人口 交等。 来自哈尔滨的萧小姐，2002年抵日后不久，即奔赴歌舞伎町“出场店”。出场店每天只保证 给小姐5000日元，一般客人进店得先付一万日元，挑选小姐去“情人旅馆”，出场一次收费 三万日元，陪夜为四万日元，营业额与店里2∶8分成。萧小姐说，为了多出几次场， 她不喜欢陪 夜。去年，店里不大景气，她不得不广开渠道，包括白天也“赴约”，还为短期访问日本的 大陆同胞“服务”。问及为何乐此不疲，她说，做这种活就是吃青春饭，有得赚就赚。
中国女留学生在所谓“健康按摩店”里打工，表面上看并非色情业，但是一进入只有按摩女 和客人存在的按摩小屋，按摩女为了多挣钱，就大显“做黄绝技”。一位在按摩店里工作的 19岁的专门学校的中国女留学生说：“虽然表面上看我们店里是不做‘黄’的，但是一进到 小房中，客人会问我：‘衣服脱到什么程度？’我就说：‘全脱’。他这么一全脱，我给他 按来按去，按到关键部位他就不会说什么。”记者问她：“为什么一定要做黄呢？”她说： “普通按摩价格很低，一旦做‘黄’，一定要延长时间，价钱有时也可以信口开河了。” 日本大学里一名社会学博士李敏在中国留日学生分析报告中认为，一大批旅日娘子军自称为 解决学费而从事色情业，绝对不成理由，特别是对一批借留学为名的“娘子军”，肆无忌惮 地进行“出张服务”等，实际上已经完全背离了赴日求学求知的轨道。据李敏调查，凡从事 色情业挣钱的留学生，绝大多数在校学习成绩很差。留学已蜕变成她们在日获得合法居留身 份的一张欺世招牌。 现年19岁的东北人李昌泰（化名）是东京新宿一家语言学校的学生。2002年10月来到日本， 家中借债三万元人民币，到日本后基本生活都成问题，更奢谈读书，他的一口日语始终让人 听 不懂。他周围的很多人因为加入“黄色娘子军”而生活大变。2003年1月下旬，他与几个来 自中国东北的兄弟一起在新大久保租下一间小铺子，装上一部电话、打出提供“猛男”的旗 号。让李昌泰等始料不及的是，他们的性服务对象竟是他们的同行。 一位按摩店经营者从在店内打工的就学生口中得知，在日语学校中，一个班级平均有13至14 名女性，其中八九个会选择按摩房或其他风俗场所打工。这种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 一行业进入容易，并且钱也来得快。目前，在日华人经营的按摩店、出张店数量之多，完全 可以用不可胜数来形容。只要看看在街头小店四处散发的华文广告内容，听听在街头发纸片 拉客的华人女学生口中熟悉的乡音，即可略知大概。
第四章 检索在日本的中国另类留学生维护自身权益遭报复 两名中国学生被遣返
中国某新闻媒体2003年4月16日报道说，日本关东地区拥有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