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过影响。30 年前我买到一部原刻，但已较后印了。过了些时，又买到一本“卷
一”的残本，却是刻成以后最早的印本。和旧有的一本对读，不禁大吃一惊。
版片无疑是同一版片，但内容和序次大大两样，原刻每卷前的目录第二行的
题属是“倘湖樵人来集之元成父著，男燕雯拂云校阅”，后印本则大抵铲去
了“男燕委？ 。”的半行，有几卷连来集之的名字也铲去了。原本文中有圈，
后印本也没有。有许多篇目见于原本的，后印本削去了。如一条题目“忠义
强直之人不死”，后印本就只剩下“忠义强直”四字。卷二“甲申十同年图”
一条，变得有目无文，其他改削之处还很多。来集之是明遗民，书中常记明
太祖和明代诸帝事，语意恭谨，遇“上”字必空格。虽然也有的地方奉承着
清朝皇帝，但遗民的立场还是很鲜明的。这部书刻成以后一定经受过不少磨
难。如果不是偶然得到初印残本，就不会知道中间还有这许多花样。
1980 年5 月30 日
陈圆圆
我最爱读的鲁迅杂文中间，有一篇是“阿金”。回忆在那“史无前例”
的日子里，手里什么书都没有了，却意外地还“藏”着一本《且介亭杂文》，
破破烂烂的，倒是初版本。记得这是先生逝世后一年左右，我跑到上海四马
路的开明书店买来的。这本书前后读了不知道有多少遍了，可是每次一上手，
总还是兴味盎然。而且每次总要读一遍“阿金”。后来又忍不住向“硕果仅
存”的一两位朋友去推荐。他们不置可否，只是给我一个鬼脸。我想，他们
大概都是读过的，不但读过，也许同样读了不只一两遍了。
“阿金”里有一段文字，我一直极佩服，而且这佩服的历史也有了30
年以上了。鲁迅先生说：
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木兰从军就可以保隋；也不信妲己
亡殷，西施沼吴，杨妃乱唐的那些古老话。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人
是决不会有这种大力量的，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男的负。但向来的男性
的作者，大抵将败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这真是一钱不值的没有出
息的男人。
鲁迅先生接下去说，不料阿金的出现却动摇了他的“宿信”，使他“连
对于人事也从新疑惑起来了”。这是别一个问题。我在这里想说的，只不过
是曾经由前面那一节话引出的一些奇怪想法。
我曾想，中国历代的诗人、文士，大抵都是很喜欢对历史人物发表各种
意见的。这当然不只是诗人才如此。可惜一般老百姓有的只是口头意见，不
曾录音，也自然没有文集流传下来，因此只能由文士们逞强。诗文集中有“史
论”和“怀古”这样的门类。遇见历史上的名人，人们大抵总是不肯放过的。
最近我翻过一些诗集，发现几乎每本都多少有一两首钓台诗，说明着他们对
严子陵的意见。而早在明代前期，就已有人搜罗了这样的诗文，汇编了一部
《钓台集》了。严子陵是“隐士”，人们对他的兴趣尚且如此浓烈，更何况
西子、王墙这些赫赫的绝代美人。譬如，在明清之际有关西施的《苧萝志》
（还不只一种）就早已编印了，而且有厚厚的四大本。当然也有漏略，关于
王昭君的专书就至今还没有人来动手编辑，我想这工作还是值得做的。我们
现在要开王昭君讨论会，规模搞得大些也许可以邀请一百来位专家作者吧。
可是好好编一本《青冢集》（姑妄名之），就等于邀请了两千年来不同时代
不同观点的人物来开大型座谈会，七嘴八舌，议论纷纷，成绩将更为可观。
照我想，这样的名单是可以开出一长串来的。
三十多年前住在昆明，无聊得很，也许是偶然记起了鲁迅先生的话吧，
忽然想起300 年前一位有名的女人——陈圆圆。她的最终归宿就在昆明。同
时起劲地寻访起她的遗迹来，最后还写了一篇杂记。说来可怜，当时手边几
乎没有什么参考书，想借也借不到。我知道有人编过一本《畹芬录》的小册
子，却是隔了十来年之后才在昆明市上搜到一本。后来又看到了一册《陈圆
圆事辑》，“临桂况周颐夔笙辑”。于1931 年由李根源在苏州刊成，后面附
83 有李氏的“续辑”一卷。这书收集的资料并不算怎样完备，不过一些有关
系的文件，是大致都在的。一晃又是多少年，最近看到《李自成》的作者、
小说家姚雪垠的《论＜圆圆曲＞》（《文学遗产》季刊1980 年第一期），立
即拜读了。作者下了很大的功夫，对围绕着陈圆圆活动的种种人物、展开的
历史事件进行了探索，对历史的真实与评断说出了自己的看法。一位小说家
肯下这样的功夫做研究，首先就是可贵的。因为这是创作的基础与出发点。
记得也是鲁迅先生曾经说过的，像这样花了极大气力写成的历史小说，虽然
会被人讥为“教授小说”，其实倒是很难组织之作。先生是深知、也说出了
此中甘苦的。
除此以外，在我看来，姚文还提出了以下一些问题：历史小说的创作原
则；“野史”与小说的分野；史诗与“政治传奇抒情诗”的区别；诗人吴梅
村的评价等等。更为重要的是对大顺农民起义军及其主要领导人的看法，以
及由此而来的创作思想、方法问题。这许多，也确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姚文的“结论”说，歌妓陈圆圆是被皇亲田宏遇从苏州买下，带到北京
的。不久，田死。吴三桂“闻陈圆圆艳名，派人随吴襄到京，从田府将她买
去，送往宁远。她到了宁远后，心情悒郁，又过不惯关外生活，不久病死。”
“大顺军进入北京时她已在宁远早死。关于她被李自成或刘宗敏所得，以及
刘宗敏为索她拷掠吴襄，全是胡说。”
这个“结论”与吴梅村的《圆圆曲》、《鹿樵纪闻》及清初的许多记载
是全然不同的，不失为崭新的研究成果。研究者的方法是一方面分析批判了
旧说的许多矛盾、错误之处；又从正面举出了“有较多参考价值”的史料，
加以推论而成。姚文举出的正面史料的钱■的《甲申传信录》，引据的重要
章节是：
闯入京师，伪权将军刘宗敏处田宏遇第，闻寿（按：同为田宏遇买
来的著名姑苏歌妓）从优人潜遁，而沉（按：即圆圆）先为襄市去，乃
袅优人七人而系襄索沅。襄具言遣送宁远，已死。宗敏坚疑不信，故掠
襄。
陈圆圆不但早已到了宁远，而且随即死掉。这是在刘宗敏逼索之下，吴
三桂的父亲吴襄的招供。“结论”中的主要判断都是据此推论而来的。但最
重要的基本内容，刘宗敏的逼索陈沅，则被作者断为“误传”而舍弃了。既
然刘宗敏不曾为了陈沅而逼问吴襄，那么吴襄的招供也是“莫须有”的“误
传”无疑了，怎么又可以据以作出结论呢？
这里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怎样实事求是地看待和使用野史？对史料的取
舍应该采取一种怎样的态度？当然，也不只是在“野史”上才存在着这样的
问题。
有一部题为《庭闻录》的书，作者刘健的父亲在吴三桂开藩云南时曾任
云南府周知，吃过很大的苦头，有许多见闻。这书是康熙五十八年刘健“追
忆趋庭所闻”的笔录，是时代较早见闻较切的有关吴藩的重要史料。光绪中
武进庄士敏又据以增删改定为《滇事总录》二卷。这里据《事辑》转录涉及
陈沅的几节：
陈沅之事，言者多殊。陆次云《陈沅传》以夺沅者为李自成，不知
其为宗敏也。传文虽详，考究未确。其点缀处尤多已甚之词。
崇祯辛巳年，田宏遇进香普陀，道经苏州，购沅以归。三桂奉命出
镇，宏遇饯之，出沅佐觞。三桂悦之，以为请。宏遇
许俟终年。后果送至襄宅，襄不敢受，仍归田氏，而客以报三桂。时有
入卫之命，疾弛赴京，欲乘便取沅。中途闻刘宗敏踞宏遇宅，挟沅日事酣宴，
遂大怒，出关乞师。
吴妓陈沅顾寿，并名噪一时。田宏遇以重价市寿，而沅名更高，不
易得。会其婿以细故得罪，欲求好，无以通媚。百计购沅以献。宏遇善
之如初。未几，安遇卒。襄入都。三桂使人持千金随襄市沅。既得，襄
遣送宁远。京师陷，刘宗敏踞宏遇宅。闻沅、寿名索之。寿从优人私逸，
而沅先为三桂购去。宗敏于是斩优人七，而系襄索沅。襄具言送宁远已
久。宗敏不信，拷掠备至。
关于《甲申传信录》，姚文说，“此书在清代经过长期手抄流传，错字
和后人整段加入的地方都有。”可见并不是保持了原貌的旧本。我们试就《甲
申传信录》和《庭闻录》所记陈沅被送到宁远的传说对比，可以看出两书大
体上是一致的，甚至字句都颇少差异，可证同出一源。惟一的不同是陈沅到
宁远后，《传信录》说“已死”；《庭闻录》则说“已久”。这可不是一般
的字句微异，因为姚文的主要结论，就建筑在“已死”两字上面。还有一种
理解，这是吴襄应付刘宗敏逼问的胡乱推托之词，那么不论“已久”还是“已
死”，自然都不关重要了。
野史读起来有时也真令人头痛。异说纷坛，破绽时有，令人为难。造成
这种局面的原因也是多种多样的。例如关于陈圆圆的记载，前人是早就发现
了这种复杂错乱的情况的了。《事辑》在引录《庭闻录》的原文时就说，“二
说彼此微异。至谓三桂入卫之时，方欲取沅，与谓沅在宁远者皆非也。惟吴
梅村《圆圆曲》为得其真。当日梅村诗出，三桂大惭，厚赂求毁板，梅村不
许。三桂虽横，卒无如何也。”
值得考虑的是，一旦出现了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是否就能从中得出结
论，连主要的基本事实都不可信了呢？当然不应该如此。我们不妨回忆一下
十年动乱中间广为传播、并为“四人帮”所严密追查的小道新闻。有些确是
经过辗转流传，渲染夸张，言人人殊的。不过后来事实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