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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六中看到一段详细的记载。那是高欣木旧藏的《柳如是尺牍一卷、湖上草
一卷》，一共24 页，不只是原刊，还有林云凤的题诗，许多名人题跋、印记，
和王国维的三首题句。据马夷初说，这书曾经张元济与高野侯“竞购”，最
后高以50 银元买得。这在当时，应该说是相当可观的高价了。这书后来不知
流落何许。现在见于浙馆书目中的《戊寅草》，是怎样的书呢？可能就是《湖
上草》的改题重刻之本，也可能是另一种未之前知的诗集。戊寅是崇祯十一
年（1638），正是如是下嫁钱牧斋之前活跃于湖上的时候。
为了一决此疑，1962 年曾托到过湖上的陈凡代为探询此书，后来还承他
亲笔抄了一卷副本见赠。可惜他所见的并非《戊寅草》，而是张宗祥手抄的
《湖上草》，一些都没有与通行本不同的地方。
这次在睽隔了十多年以后重游杭州，特别是看到陈寅恪教授《钱柳因缘
考证》的序言以后，心里一直记挂着这书，终于在一个春晨又来到了文澜阁
的旧地。庭院依然，只是更增添了一些萧寂。一般的游人是不会到这里来的。
走进去看，那楼房，楼梯，还有管理图书的人员，好像与过去都没有什么变
化，到处都充满了一种古意。我说明了来意，还取出了一位过去浙江文化界
领导人的介绍信，并出示了工作证。不过这一切都没有什么用。那位老同志
是20 年前担任过领导职务的，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故将军”。要看“善本”
书，这些都无用。还得向领导机关申请，得到批准才行。
后来经我说明住在上海，来一次杭州不容易，可否给予通融，这才打了
电话，向领导机关请示。最后的指示是必须指定一位馆员在旁监视，才能阅
读。这使我异常高兴了，监视就监视吧，这又有什么关系。我被安置在会客
室里等待管理员登楼取书。大约过了半小时，我得到了答复：“找不到”。
原因是专门负责善本的同志下乡调查善本去了，原有的善本因为编目的原因
被打乱了，这里没有人能摸得清。“什么时候熟习善本的同志才能回来呢？”
答曰，起码半年。要想快，就只有申请、批准，打电报叫回来。
这时，我终于最后地断念了。我既非长官，又非学者，想看一本旧书也
算不上什么“要公”。打电报调人，这样的提议是真的使我吃了一惊的。
这就是过了二十多年，几经努力，终于还是看不成一本小册子的始末。
走出图书馆，坐在湖滨的石凳上，面对春光明艳的西子湖，不禁想起了
许多事情。
多年以来，我对跑图书馆一直缺乏勇气，尤其是去看善本书。在旧社会，
只有专家学者如胡适之之流才有看善本的福气，不必说了。解放以后，情况
大大改变，但善本书的神秘性却又增添了新的成份。为了保藏善本所制定的
新办法也更完备而丰富了。在阅读国家藏书的权利上，如陈伯达和那个“理
论权威”以及十年来崛起的林彪、“四人帮”写作班子的大小头目？ 。简直
形成了一个新的“特权阶层”。他们不但可以无视一切规章制度，任意取阅
藏书；甚至还发展到了动用国家力量任意劫掠公私藏书，任意迫害读书、藏
书人的地步。
在“四人帮”覆灭前夕，私人藏书已经成为一种“罪恶”的、罕见的现
象。连新华书店也开设了租书部，这就说明了个人买书一事已经不合时宜，
甚至连新华书店本身的存在似乎也发生了疑问。这大抵也是张春桥念念不忘
要加以消灭的“资产阶级权利”的一个方面吧。在这种情况下，有谁还想到
“善本”呢？就是在梦里也难。
善本书是国家的瑰宝（在日本是叫做“文化财”的），应该尽最大的努
力加以保护，这是毫无疑义的。但它也不单纯只是一种“宝贝”，只要锁在
保险箱里就好了；还得想到利用，使之为人民作出更大的贡献。粉碎了“四
人帮”以后，大家知道重视书籍了，这是非常好的现象。但办法却不多，看
来惟一的措施就是锁在什么妥当的地方。说“妥当”好像也不尽然，有些胡
乱堆了十多年的书库，据说就已经发了霉，不可救药了。林彪、“四人帮”
非法劫掠来的书物，发还的积极性也不高。与其还给原主去研究利用，好像
总不及锁在图书馆这样的地方来得稳妥。理由么，有好多条，而且都十分堂
皇，可惜的是都和实际有不短的距离。
保护善本，古今中外都有一套办法的。为了满足查找资料的需要，像显
微胶片那样的设备，是若干年前就已经在使用了。为了其他的理由，必须接
触原物时，就要另有一些严格的规定。怎样读书，其实也是衡量文化水平高
低的一种尺度。记得孙从添在《藏书纪要》里就有着详细的说明。最常见的
一种必须避免的手法，是用右指给舌头一舔，然后去掀那书页。古书用纸以
棉料、竹料为多，哪里禁得这样的掀弄呢？好像这在过去还是颇为通行的办
法，相传《金瓶梅》的“作者”，就将书页下角浸了毒药，送给严东楼，当
他用那种手法读得津津有味时，就不觉地中了毒。可见即使是大官，看书时
也往往采用此法。此外，如用指甲去划开书面，翻动书页，也是要不得的。
一切书，不只是善本，都受不了这样的待遇。诸如此类，必须订定一种规程，
即使有些繁琐，也还是省不得。
现在全国的图书馆都在进行善本编目的工作，这是完全必要、亟应完成
的。不过也不可忘记同时还有其他方面的工作要作。为了编目，连书都找不
到了，事实上等于关门。这可不是好办法。
好像这也不只是图书馆里才存在的独特现象。最近报上在讨论传统剧目
的推陈出新，有人就主张当前最重要的是“总结”，然后再来“选择”、“改
革”、“提高”，最后才是为人民提供醇正无疵的优秀剧目。这是不能不称
之为高论的。依了它，戏院就得先行关门，等待这个伟大的过程的完成。这
和图书馆的有些情况有些类似，但也有不同。善本书睡在那里，只要不火烧、
水湿、霉蒸？ 。什么时候打开门来都不成问题，传统剧目则不然，它们多半
活在一些仅存的老艺人身上，现在就来抢救还嫌有些晚了，哪里等得到那伟
大的“总结？ 。”过程的完成。老艺人还会有多少活下来；即使没有死光，
还有多少能工作呢？
这样的高论，其终极目的不过是取消而已。希望在对待善本书的问题上，
不出现这样的倾向。
1979 年7 月13 日
谈“善本”
“善本书”这名目，现在知道的人不能算少了，但要具体地下定义、立
界说，就不大容易。自有书籍之日起，应该说就已经发生了善本与非善本的
争论，异说纷纭，莫衷一是，如果一一浏览，是会使人头昏脑胀的。但仔细
一想，争论之起，总是由于标准的不同。而标准在抱有不同目的的人眼中，
又总是不一样的。以古书而论，它既是文献，又是商品。这就基本上划清了
两种不同标准的界限，一切争论，大抵总是由此而起的。
清代中叶有一位著名的藏书家，黄丕烈（荛圃），以收藏宋版书著名。
他有一个别号是“佞宋主人”，可以想见他的主张的坚决与真挚。他主张一
切古书，以宋版为最好，因为它古。他校起书来，即使宋版书中明显的错误，
也必据以“改正”非宋版的并不错误之处。他是主张越古越好的，可惜唐版
还不曾发现，否则一定改号“佞唐主人”无疑。黄丕烈收集、鉴定、流传古
书的功绩是不可否定的；他主张古本可贵，也并不错。不过他把事情搞过了
头，终于弄得可笑而荒谬了。
黄丕烈并不是这一主张最早的发明者，在他以后这种主张又有了惊人的
发展，一直到今天也还不曾消失。黄丕烈是藏书家，但后来又开了“滂喜园”
的书铺，经营旧书交易。在古书商品化的过程中，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萌芽
的浪头中，他都很有些代表性，因此在这里提出他来作为一种典型。
留心书市风气变迁的人，可以看出一种有趣的现象。在不同时代，人们
对书籍价值的评断是不同的。从很早的时候开始，群经的地位一直占据着最
高的宝座，那原因是容易理解的。到了清末，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那时晚
明野史、清代禁书的身价突然上升了。这是民族主义思想风起云涌的结果；
紧接着是群经地位的一落千丈；再以后是小说戏曲书变成了珍品，这自然是
五四运动以后，俗文学研究兴起的必然趋势。再后来，是过去无人过问的地
方志大行其时，这与帝国主义者的大力搜罗是密切相关的，他们为了不可明
言的目的，想尽力占有资料，对中国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不过往往美其名
曰人文科学的学术研究。
以上粗略的勾勒，是就书籍门类横断面观察的结果。大致说来，发展趋
向还是健康的，那就是知识界摆脱了经义和道学，逐步走向实际，眼界也开
阔得多了。其间每一变化，都有着深刻的社会变革的原因。越古越好的教条
终于打破，“善本”的定义有了新的内涵。
如果我们拿宋人明人的藏书目录与清初、清末、晚近的目录书加以比较，
是会发现很有趣的差异的。宋人不必说，明人目录中也大抵不记版本。从清
初以毛氏汲古阁为代表的常熟派藏书家开始才有版本记录。同样，过去的藏
书家很少记载地方志，但范氏天一阁与祁氏澹生堂是例外；记载小说的，除
明人《百川书志》外，只有钱遵王曾加以注意；戏曲的命运尤为寂寞，只有
也是园、祁奕庆藏书楼曾加记载。这都不能不使人佩服他们特异的眼光。如
果谁收集了清末以来旧书店作广告用的目录，那就能看得更为清晰，因为照
例在这些目录中都附有定价，不但可以看到书籍流转的踪迹，也能看到书市
风气、供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