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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亏你还是她弟弟，亏你说得出来！”
“徐哥，我是没办法，怎么想就怎么说。”
结果争来争去，赶车的时间早过了。
就这样，我们在广州多呆了一天。早饭后我带余小惠去买了几件衣服，她穿得太像一只鸡了。我让她把她的低胸吊带裙脱下来，换上一件无袖衫和一条水磨蓝短裙。她很听话，低垂着眉眼，叫她干什么她便干什么。我心里很疑惑，以前她是怎样的人？她怎么会这样？但我无法透视她的内心，只能从外表来看她。她比我在广州时略瘦了些，也更多了些倦容。换上新衣服后，我又带她去发廊，叫人家把她的黄头发染回来。从发廊里出来，站在广州街头明媚的阳光下，她看起来好一些，人也精神了一些。可我却怎么也看不到当年的余小惠的影子。
她似乎煥然一新了，站在我面前问我：“好吗？”我点点头。她笑了一下。她一直没说话，这是这次见面后她说的第一句话，也是她第一次笑。一张毫无表情的脸忽然这么笑一下，简直生动极了，我心里掠过了一丝很温暖的感觉。但我没说什么，也笑了笑，说走吧。往回走时，她把一只手放在我胳膊上。她没有挽过我的胳膊，从前也没挽过，她怎么好好地要挽我的胳膊？莫非是她现在的习惯，跟谁走路就要挽谁的胳膊？我看看她的手，又看看她。我觉得我的胳膊上很不自在。我知道这只手不属于我，它搭错了地方，但我忍着，让她就那样挽着。没过多久，我就感到胳膊在发酸，但我还是忍着。
这天晚上我老是神经质地捏胳膊。余冬在旁边问我：“明天走不走？要走的话有些事就要说定了。”他说得更明白了，他姐姐怎样他是不管的，如果我一定要把他姐姐带回南城，那么我就要对他姐姐全权负责。
我说：“你讹我？”
他说：“怎么是讹你？我只要要分清责任。”
我问他：“如果我不负责呢？”
他不吭声，过一会儿说：“反正你要想好，否则我是不跟你走的。”我摇摇头，说：“余冬你怎么是这样的人？我还以为你对你姐有多好呢！”余冬嘟哝着说：“我这不也是为我姐着想吗？”
我叹一声，心里沉沉的，像被一座山压着似的。我在心里说，好吧，我先把责任担起来吧，总不能谁都不担责任吧。我就对余冬说：“那好吧，我想好了。”他有点喜出望外，瞪大眼睛看着我，“想好啦？”接着也叹着气说，“徐哥呀，你真是个好人，我姐她当年没嫁你是她没福气，不过我也看见了，你们还是很有感情的。徐哥，我真不知道说什么好，要不今晚你就到隔壁去睡吧，我姐她肯定愿意的，徐哥你去吧，我不会说什么的。”我盯着余冬，憋在心里的恶气直往上冲。我说：“余冬，你很浑蛋。”余冬说：“徐哥你别抹不开脸，我说的是真的，从今天起我就把你当姐夫看。”我说：“余冬，谁是你姐夫？你的脸皮怎么这么厚呢？我都替你害羞！”
我不再理他，关了灯蒙头就睡，却又睡不着。我想我这是何苦呢？她余小惠不是恨我吗？不是讨厌我吗？不是不肯跟我结婚跑到这儿来了吗？我还要为她担什么责任？她弟弟都不肯管她，我插什么手？她是死是活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带她回南城去干吗？难道真跟余冬说的那样，找个地方把她养起来？
余冬像猪一样打鼾。我辗转反侧，整整一夜，我都在听他的猪一样的鼾声。
我们回到南城时是第二天晚上十一点多钟。在车上余冬很殷勤，一口一个徐哥，对他姐姐也是，姐呀姐的叫得很亲热。可是到了南城，一下车他就钻进人群里不见了。他一个人走了，连招呼都不打一个。余小惠到处看，说：“余冬呢？”她不知道余冬已经跟我说好了，不知道余冬把她扔给了我。我装模作样地说：“是呀，余冬呢？”过了一会儿，我又说，“找不到就算了，你跟我走吧。”
…
《别看我的脸》第十九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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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城巳经没下雨了。车站上有很多的士在揽客，有人还伸手来扯我们，我拨开他们的手。我们走出了车站。我想我们往哪儿走呢？这么晚了到哪儿去给她租房子？想来想去，我还是给她找了一家小宾馆。我在房间里坐了一会儿，在床头柜上放了一点钱，叫她明天早上自己去吃早点。她垂着眼问我：“你要走？不在这儿住？”我点点头。她依然垂着眼，又说：“你不想……要我？”
她怎么说这种话？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她，怎么是我要不要她呢？这话她不该说的，起码不该这时候说。这件事早就过去了，还说这话有什么意思呢？可我又不想拿话伤她，她都落到这一步了，恐怕脑子也不大好用了，我伤她干什么呢？我说：“我曾经跟你说过的，那一次？你忘啦？”她说：“哪一次？说过什么？”我说：“上次，忘啦？我说我已经结婚了，你忘啦？”她嘟哝了一句，“怎么扯到结婚上头呢？”我不知道她什么意思，不扯这个扯什么？是不是余冬跟她说了什么？他们姐弟商量好了？我便不再说什么了，就那样枯坐着。坐了一会儿，我准备走了，她也站起来往外走。我问她去哪儿？她不理我，我追着她问，她走得很快，边走边说：“回家。”我说：“你不能回家。”她停下来，反问我，“我怎么不能回家？”
她把这句话一连说了三次，说第三次时眼睛里汪着泪水。
她执意要回家，我什么话也不好说。她出去了这么多年，现在她回来了，她想回家，我怎么能拦住她？我说：“好吧，我送你回家。”从宾馆里出来，我拦了一辆的士。我说：“你们家已不在老铁街住了，你知道在哪儿吗？”她点点头。这天晚上我一直折腾到深夜一点多。我把她送到她家楼下。我看着她上搂，听她叫开了门，听她哭着叫爸爸妈妈，听见她爸爸妈妈跟她一起哭。夜气很清凉。街灯也很清凉。他们的哭声像带了雨的风一样吹过来。我的眼睛忽然湿了。我对的士司机说：“走吧。”
第二天上午余冬跑来骂我。他恶狠狠地说：“姓徐的你不讲信用，你是个卑鄙无耻的小人！”刘昆领着几个保安按住他，要他向我赔礼，说不赔礼就扒他的皮。我对刘昆他们说：“算了，放开他。”刘昆说：“他骂了你呀。”我喝道：“放开他！”
广州之行花了两天三夜，去之前我没跟冯丽说，冯丽就不断地往我手机上打电话，问我到哪儿去了？去干什么？我回来的第二天上午，她又来了。她说：“你到广州去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我说：“我工作上的事也要跟你汇报吗？”她说：“我是你老婆，说一说难道不应该吗？”她双手撑在后腰上，挺着肚子站在我面前。她才刚刚怀上，肚子还是平平的，但她却总有要挺着一个肚子的感觉。
这些日子我动不动就跑到歌厅里去转转。我喜欢听一个从青海过来的歌手唱歌。这个歌手的名字很怪，叫昏鸦。我问他为什么要叫昏鸦呢？他说：“我喜欢这种意象。”看起来他也是有文化的人，知道说“意象”。我说：“那为什么不叫枯藤或老树？”他说：“我是一个诗人，一个行吟诗人，我走到哪儿唱到哪儿，所以我觉得昏鸦对我比较合适。”他不但在歌厅里唱，有时候还抱着吉他跑到过街天桥和地下通道里去唱。他要唱遍中国所有的城市。但他对南城很失望，说南城人根本欣赏不了他的歌。他说：“所有的城市都琐碎和平庸，而南城则是最琐碎最平庸的，南城人一天到晚鸡鸡鸭鸭的。”我问他这话怎么讲？他说：“忙着找碎谷子碎糠头呀。”我笑笑说：“那你为什么不走呢？”他说：“因为你允许我在你的歌厅里唱歌，还因为我缺钱，所以现在我必须在南城呆下来，等我攒够了钱，我就走了。”我说：“你这不也在找碎谷子碎糠头吗？”他一脸严肃地说：“这可不一样，这完全是两码事。”
他一边说话一边抓痒。湘西妹子李晓梅说他身上有虱子。李晓梅一边给我斟茶，一边对着我的耳朵说：“他长虱子了。”
他留着长长的头发，比我当年的头发还长，唱歌时他把皮筋捋下来，让头发乱披着。他的脸很瘦很白，颧骨上泛着青色，脸和眼睛都显得很忧郁，也很脆弱，仿佛随时可能折断或破碎。他的歌都是他自己写的，自己作词自己谱曲。他说他从不唱别人写的歌。不过他的歌的确写得很好，他唱起歌来也的确像一只昏鸦，喑哑、低沉、飘忽不定。他不像别的歌手那样满场张牙舞爪，而是站在那里，拨着吉他摇晃着纤瘦细长的身体，忧郁而安静地唱着。
他喜欢唱冷雨、风、黄昏、别离、静寂无人的夜晚、孤独、远行、酒……这些都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但他的歌声却像一只柔软的小虫子，顺着耳朵爬到我心里去了。我喜欢它在我心里咬噬的感觉。那是一种隐隐作疼的感觉。
有一天我正在歌厅里，余冬又印帕忱戳耍肺匪跛醯刈谖遗员摺Ｎ也豢此铱醋呕柩弧；柩徽６＿诉说夭ψ偶诹芬皇仔赂瑁冶成闲心遥矣忠舫蹋床恢酪ズ畏健喽担骸靶旄纭！蔽铱醋呕柩晃视喽盎估锤墒裁矗俊庇喽担骸靶旄纾一故且辞竽恪！蔽宜担骸澳闱笪腋墒裁矗磕憬阕约阂丶遥也荒芾顾！庇喽担骸翱墒俏野职致杪杌故裁炊疾恢滥亍！蔽宜担骸安恢啦缓寐穑俊庇喽担骸霸缤砘嶂赖模衷谒蔷捅匙潘亦止荆的憬阍趺幢淞艘桓鋈怂频模吭偎盗诵旄纾懿荒芴焯齑粼诩依镅剑植皇且恢荒瘢夭蛔〉难健！保柩怀溃冶扯宰畔ρ簦业挠白拥酱锪艘Ｔ兜纳搅骸喽担骸靶旄纾悴荒芩κ植还苣摹！蔽宜担骸澳慊厝ノ饰仕鼓懿荒艹瑁俊庇喽担骸霸趺床荒苣兀姨约阂桓鋈撕吣兀叩煤锰耍鹇氡日飧鋈顺煤锰飧鋈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