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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认为我是个怪物。
第三天凌晨，天还是黑黑的，我伸伸酸疼的腰背，又揉了半天麻躁躁的腿脚，在一个货车站下了车。寒气很重，重得好像真的有了份量。这应该是北方的寒气。我紧紧地抱着胳膊，像乌龟似地缩起肩胛，嘴里唏唏着。我就这样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这个城市干旱少雨，街上的杨槐飘着黄色的叶子，天空灰蒙蒙的，不到一个上午，我就觉得鼻子塞得厉害，便不断地抠鼻子。
我来到了一个典型的北方城市，宽阔、笨重，人行道似乎都比南方城市的街面宽敞。看到的牌子都很大，抬头都是“北方”，比如“北方机城广”，“北方设计院”。我问一个在街边卖烤白薯的男人，这是什么地方？他头也不抬地说，旁边不是有路牌吗？自己看。我看看路牌，－－槐花路。
他误会了我的意思。槐花路就槐花路吧。我也懒得去看去问，管它是哪儿呢？这个城市在我这儿就叫槐花路好了。
在这里我没有做乞丐。我看见了一家画店，里面摆着许多画，大多数都是女人体。有一些一看就是临摹的，比如鲁本斯的《玛利亚·梅第奇的教育》、提香的《乌尔宾美神》等等。我站在画店门口，心里很激动，我想我可不可以去试试呢？临摹这些画还不容易吗？在南城我怎么没看见这样的画店呢？如果南城有这样的画店，我还会做乞丐吗？我一边想一边咽唾沫。我又激动又紧张，不知道自己还会不会画。我真担心自己不会画了。我多久没画了啊，不是看到这家画店，我都忘了自己还会画画。我心里咚咚地跳着，走进画店时膝盖那儿都有些发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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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看我的脸》第三十八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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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皱着眉往外赶我。我对他们说，“我不是叫花子，我从前是个画家，我可以给你们画那样的画。”他们看了我许久，说：“你会画画？不是叫花子，真的假的？”我说：“我真不是叫花子。”我大致地给他们讲了讲我的故事，他们将信将疑，给我一张纸和一支碳笔，要我对着他们中的一个画速写。我的手有点发抖。我的手包括指头都肿得很厉害，它们已经肿了很久了，到现在还像个包子似的，但我还是捉住了碳笔。我跪着一条腿，趴在他们踢过来的一只矮凳子上，脑门上渗出了一粒粒冷汗，每画一笔都疼到心尖上去了，我非常痛苦地画出了一张头像。我发现我居然还能找到感觉，还可以画画，而且还是肿着手画的。我想老天还给我留了一碗饭哪，老天还是慈悲的呀！我想着自己这一辈子，从小时候画苹果树到今天，像翻一本书一样翻着自己，一页页翻过来，我的鼻子陡然发酸，眼睛一下子就湿漉漉的了。
他们看看画又看看我，点点头，问我：“你哭什么呢？”
我说：“我很激动，很久设画了，没想到我还能画。”
从屏风后面出来一个年轻人，接过我画的速写看了看，又打量我半天，说：“你谈谈条件吧。”我说：“我先给你们画几幅试试吧。”
他们把我领到楼上一个堆满杂物的小房间里，给了我几个画框，还有笔和颜料，让我照着一本画册临摹。我在这里没日没夜地画了一个星期，眼睛都熬红了，一共完成了七幅画。他们很满意，要把我留在这里。我不想留在这里。我以为我有了一条生路。我说你们先给我一点工钱，等我安顿下来再给你们画就是了。
他们说他们可以安顿我，包吃包住，但是不给钱。我说一点都不给吗？多少给一点吧。他们摇摇头说，你不愿意就算了。我说这不是剝削我吗？他们说比你到处流浪总好一些，你想想吧。我想了想说，好吧。那个年轻人笑了笑说，我们没有强迫你吧？我说没有。年轻人又说，也不是剥削你吧？我说，不是。他说那好吧，你叫什么名字呢？我想了想说，长毛。年轻人皱着眉，长毛？我说对，长毛。年轻人说长毛就长毛吧，但我们要签一个协议。于是我们就签了一个协议。年轻人说，你光签上长毛两个字不行，要按上你的手印。
按手印用的是朱砂，又鲜又红。
“我们相信你。”年轻人说，“可是如果你不好好画，就别怪我们不客气。”
“放心吧。”我说。
画店老板就是那个年轻人，他的面孔白得像一条深水里的鱼，说话时总是皱着鼻子。他让人把我安顿在这个城市西郊的一间房子里。他们带着我在小街和小胡同里的土路走了半个上午，七弯八拐，然后爬一个露天水泥楼梯，大约爬到第三层，便打开一扇门，说，进去吧。
他们把我的东西都丢掉了，连衣服都丢掉了，给我买了两件圆领衫和两条休闲大裤衩。他们把衣服给我的同时还给了我一张欠条，让我在欠条上按手印。我说你们又不给我钱，又要我在欠条上按手印，我拿什么还你们？他们说到时候会有办法的。我看看欠条，又说，怎么这么多钱？七百？这要七百吗？他们说这是鳄鱼牌，知道哪儿出的吗？法国！法国名牌要不要七百？这真叫人啼笑皆非。我想告诉他们，我什么名牌都穿过，这些乡镇企业生产的假名牌我一眼就看得出来，但话到嘴边我没说出来。按手印就按手印吧，我还怕按什么手印？
从此以后他们动不动就要我按手印。他们给我准备了一盒印泥。一条牙膏或一条毛巾要按一个手印，一条皮带也要按一个手印，到秋天，我按过手印的欠条已经有一沓了。为此他们用一扇钢筋防盗门把我锁了起来。我说你们干嘛锁我？他们说你知道你欠我们多少钱吗？万一你跑掉了呢？我问他们我为什么要跑，他们说万一呢？你花了我们这么多钱，虽说你也给我们画了一些画，可是那些画很难卖出去，我们这是做亏本生意，实在因为可怜你……他们前言不搭后语地说着他们的理由，用一把又大又沉的库门锁锁着防盗门，弄出了一些坚硬的铛啷啷的响声。
这把又大又沉的锁使我觉得我被什么东西给压住了，压得喘不过气来。我说：“我们原先没说这个，协议里也没有这把锁，你们不能锁我。”
锁门的是一个圆脑袋小伙子，他说：“可是谁能保证你不会跑呢？谁能保证你不会偷了我们的画拿去换钱呢？你换了钱就跑，我们到哪儿去找你呢？你真名叫什么，是哪里人，家住哪里，你说过吗？你是个满世界漂的人，我们抓不住你的，我们只能用一把锁抓住你。”他想想又说，“其实锁不锁对你来说都是一样的，饭我们会给你送来，里面什么都有，锁不锁有什么关系呢？当然，你要我们不锁也可以，那你先还我们的钱，然后你走你的。不过你有钱吗？你愿意走吗？”
我当然没钱，可是我愿不愿意走呢？
圆脑袋小伙子哐啷啷地把铁门打开，说：“这样吧，我叫一二三，走不走就看你自己了。”他把脑袋仰起来，眼睛斜乜着我，“一，二，三！”我站在门里没动。我的脚就像生了根似的。他说：“要不再来一次？”他一共来了三次，声音拉得长长的，一次比一次长，就像拉一根橡皮筋似的，最后一个“三”字都快拉断了，拉得他脖子上的青筋都粗粗地鼓起来了。他夸张地抚着胸说，“都要憋死我了，可你怎么还不出来呢？这么说还是把它锁上？你没意见？有没有意见？没意见我就锁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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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看我的脸》第三十八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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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故意锁得很慢，哐啷一声，又哐啷一声，锁上了。
我画几笔就会扭头去看看那把锁。我觉得它不但吊在我眼皮上，还压在我心里。一般情况下，他们都不打开这把锁，要给我拿什么东西进来，比如一小盒颜料、几只绷好了的画框或几本画册，都是从两根钢筋之间塞进来。快餐盒也是塞进来的。送快餐的不是快餐店的伙计，而是画店里的人。大致的情形是快餐店把快餐送到画店里，画店里又派人给我送过来。我不懂他们为什么不要快餐店直接送过来，非要费这一番周折。无论送什么，包括快餐，都是那个脑袋圆圆的小伙子送来的。这小伙子总是笑嘻嘻的，连让我按手印时都是笑嘻嘻的。他腰里别着许多东西，右边是一只手机，左边是一块玉，屁股上是一串嚯啷嚯啷响着的钥匙。
就这样，我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连这个城市的模样都没看清楚，便被人锁在一个房间里。我只是从一个南方城市来到了一个北方的房间里，从一个乞丐变成了一个囚犯。
正如圆脑袋小伙子说的那样，这里什么都有，一个不足两平米的卫生间，两只水龙头，一个有点裂缝的蹲坑；靠墙有锈迹斑斑的暖气片，有一张一躺上去就咯吱咯吱叫唤的硬板床；还有一只硬木凳子，一大一小两只画架，调色板和各种型号的画笔，一盒盒颜料；我床上的毯子枕头之类据说也是名牌，其它的还有水瓶、晾衣绳、肥皂……把一个人关在这里画画，以及他日常要用的东西，这里基本上都有了。我为此按了不少手印，欠下了一屁股债。
从夏天到秋天，我给他们画了很多画。他们要我画的都是裸体女人，给我找来了许多画册，无论古典主义的大师还是现当代其他大师的作品，无一例外地都是挑这一类的让我画。他们甚至要求剔除作品中的神性和某些独特的精神气质，尽量表现得世俗一些肉感一些。他们尤其要我注意乳房、臀部、大腿以及腰腹等部位的用色，要求干净、明亮、醒目，即便跟原作有出入也没关系。我尽量按照他们的要求做。我发现绘画作为一门技艺是不会轻易地从你手里跑掉的，我丢了这么多年，一拿起来照样画得很好，仅仅一个上午之后便熟稔自如。
我画过马萨乔的《失乐园》、波提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乔尔乔纳的《睡之维纳斯》、提香的《乌尔宾美神》、鲁本斯的《劫夺吕西普的女儿》、《玛利亚·梅第奇的教育》、《披皮大衣之女》、伦勃朗的《达娜娅》、《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