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加强合法性，实际上就是提高你的执政能力。”王长江说，“合法性意味着你的执政成本。合法性高，执政成本就低；合法性高，认同就高，你的政策老百姓很认同，还没出来他们就悄悄干开了。政策一出来，他更群情高涨，那你还有什么执政成本啊？”
权力的监督和制衡
今年年初，历时13年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正式出台，两天后，传出了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因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二审被维持死刑判决的消息。
当即，有评论家发表文章《党内监督条例能否管住王怀忠》，认为条例的出台，填补了党内监督的法规“缺位”，最重要的还是真正落实，尤其是对“一把手”的监督。
腐败问题被一些学者称为社会的“毒瘤”，其根源就在于不受约束的权力。
对于腐败的严重性，谢春涛说：“尽管大部分党员都是好的，但是少量有问题的人造成的负面影响，与其在党内占的比例完全不相称，恶劣影响大得多。
此次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解决长期以来党内权力制衡和监督的问题。
创建时间：2005…3…17
Power by Softscape HTML Builder 3
55年执政之路
南方周末 2004…09…16 14：43：01
□本报驻京记者 李梁 □实习生 苏永通
9月16日至19日，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数百位中央委员会聚在一起，讨论“执政能力”这个与国家和民族命运攸关的重大主题。作为中央全会的主题，在党的历史上这是第一次。
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实际上经历了两个巨大的转变：一是从从事革命的政党到执掌政权，二是从计划经济的管理体制到市场经济的转型。前一个转变要求政党从斗争、革命、破坏旧秩序转为谋求建设和发展，后一个转变则要求法治和民主。一个政党能不能更好地发展，取决于能否顺应这些客观要求。
通俗地说，执政能力就是政党治理国家的本领。加强执政能力的话题虽是第一次作为中央全会的主题，但实际上在执政55年中，中国共产党一直在不断地根据现实的巨变进行着调适。
我们回顾这段执政历程，就是想找出其中国家现实与政党之间的互动脉络，看看其中的经验教训，最重要的是认识到我们今天增强执政能力的必要性、紧迫性和巨大价值。
“马上”治国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离开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动身前往北平。
周恩来得知毛泽东睡眠不足，劝他注意休息，毛泽东兴奋地说：“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说：“我们应该都能考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很有信心：“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6个月后的10月1日下午3时，天空门前成了人的海洋，毛泽东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中年胡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激情四溢的长诗：“时间开始了！”
民盟主席张澜穿着一袭旧布长衫，站到了天安门城楼上。架不住毛泽东的亲自劝说，77岁高龄的他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刚在王府井做了一身新呢衣穿上的毛泽东看到他的打扮，笑道：“表老，你太俭朴了。”
民主建政激发了从普通民众到民主党派及党外人士巨大的参政热情。从张澜到“七君子事件”主角之一、上海滩大律师史良，再到罗隆基和李济深，当时6位国家副主席中有3位党外人士，4位政务院副总理中，有党外人士2人。在政务院所辖的34个部委中，14名党外人士出任正职。
长期关注中国的美国中国问题观察家费正清在他的书中写道：“1949年以后城市里早期的公众情绪，由于对中共的不断增长的信任，是一片欢欣鼓舞。”
几年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在一种民主的氛围里完成了建立国家政权的一系列工作。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当时专门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在组织8000多人讨论、修改的基础上，后在全国有1。5亿人参与建言，征集到各方面意见118万多条。
但“欣欣向荣”的景象，回避不了一个长期从事革命的政党如何适应执政地位的问题。毛泽东进京前担心的问题不久成为现实：一些干部争名夺利，甚至贪污腐败等问题开始露头，官僚主义习气沉渣泛起。
天津的张青山、刘子善，成为建国初期最早被严惩的党内高级干部。他们为缔造共和国出过力、流过汗，但反过来却又偷揭共和国大厦顶上的砖和瓦，令党和人民无法容忍。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八大对全党提出警告：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同志染上官僚主义的毛病。邓小平在会上重申：“我们需要实行党的内部的监督，也需要来自人民群众和党外人士对我们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
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了执政党建设的问题及思路，是对建国初期共产党执政的认真总结。但这个时候，面对乐观的国内形势，一些党的领导者开始认为，共产主义不再是什么遥远的事情了。
然而年轻的执政党开始为它的年轻付出代价。从1957年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到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再到10年“文化大革命”，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历了长达20年的曲折前进和严重挫折时期。
回溯历史，这个曲折反映了对执政规律错误的认识。事实上，这个曲折也从反面反映了执政的规律性要求：“执政”意味着对一个国家建设、发展，而不是斗争、破坏。
回归执政本位
1978年之后，在邓小平和党中央的努力下，党开始努力走出“文革”的阴影，重新认识自己的任务和使命———作为执政党，中心任务决不是搞阶级斗争，而是“现代化建设”，是谋求发展。
1980年，四大经济特区先后设立，“第一个吃螃蟹的勇士”袁庚在蛇口开始创造他的英雄事业；小岗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在全国推广，乡镇企业蓬勃兴起，温州农民洗脚上田，拿着当地党委开的介绍信走向全国各地。
邓小平对“文革”的反思和反拨远不止于此。他痛感于权力失去约束和个人崇拜的惨痛教训，1980年8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尖锐指出，现行领导制度中存在“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要求对领导、组织制度进行坚决彻底的改革。
党的十二大在干部新老交替上写下了耐人寻味的一笔。全会选举产生的348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新人有211名，其中包括后来在政坛上担大纲的江泽民、李鹏、李瑞环等。执政党的领导层大规模地输进了新鲜血液。
同时，对于改变领导体制和打破终身制问题，邓小平表现出了一个杰出人物的历史性自觉。党的十三大，邓小平坚持不进常委会，只保留了军委主席一职。1989年11月9日，他辞去军委主席一职。3年后的中共十四大决定，不再设立中顾委，而代之以退休制度。
以大历史的眼光考察，邓小平废除终身制的改革，使终身制第一次在这片土地上被根除，从制度上实现了执政队伍的新老更替。
从1984年起，中国经济改革开始大步迈进，以往被视为“洪水猛兽”的“商品经济”第一次被写入《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经济改革中的关键一环———价格改革，也在这年开始实行。
出于谨慎，价格并没有完全放开，而是实行了“双轨制”，同一种商品出现了计划内和计划外的两种价格，这给一些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换取金钱提供了空间，造就了市场经济最初的腐败现象。
在此形势下，政治体制改革被提上日程。1986年6月10日，邓小平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说：“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
市场经济的挑战
1992年，北京许多申请办企业执照的单位和个人被告知，库存执照已经发完了。在上海，市工商局连续半年，每个月发掉2000多个个体营业执照和150多个私营企业执照。“办公司去！”成为当时黄浦江两岸最时髦最激动人心的口号。
这一年年初，88岁高龄的邓小平再次南巡，真正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取向，改革开始向纵深推进，中国经济出现了十多年的高速增长。
一个值得一提的数据是，1998年，中国综合国力和美国综合国力的相对差距由1980年的5倍缩小到3倍。
如何在加速改革开放的同时推进党的建设？南巡中，邓小平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他在强调市场经济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担心：“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说到底，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
邓小平的忧虑可谓未雨绸缪。1990年代，中国社会全面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大量深层次的改革问题开始出现并迅速积累，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平均主义的阴影消融之后，两极分化的现象便开始扩展。官方机构测算，进入新世纪，10％的最低收入家庭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1。4％，而10％最高收入家庭的财产总额则占到45％。
社会贫富分化令一些专家忧心忡忡。“综观世界各国，执政党的一项根本任务就是社会整合，把社会各方面的积极力量集合起来，共同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说。
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