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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在南京召开的首届“历史认知与东亚和平论坛”上，俵义文和荒井信一教授提出了中日韩三国学者共同编写统一教材的建议，三国学者对这一建议热烈响应，达成了共同编写东亚三国近代历史的决议。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工作，明年5月，《东亚历史共同读本》（以下简称《共同读本》）就要在中国、韩国、日本以各自语言面世了。
民间学者修正史
在日本和韩国，《共同读本》将作为副教材（类似于我国的教辅）公开发行，而在我国将以课外读物的形式面向学校和图书馆进行征订。
俵义文是《共同读本》的首倡者，长期致力于纠正日本修改教科书的事业。俵义文曾参与过一场持续33年的官司，从1965年到1998年，他一直投身于“家永教科书裁判支援活动”（家永三郎教授曾就日本政府篡改教科书事件提起三次诉讼）。2000年3月，为了专注于纠正日本修改教科书的问题，59岁的俵义文从日本新兴出版社启林馆提前退休，专职担任日本市民团体“儿童和教科书全国网络21”事务局长，奔走于中韩日三国之间。
2001年，日本文部科学省通过了扶桑社编写的美化侵略的教科书。俵义文和荒井信一教授在应对日本教科书歪曲历史等问题的过程中，感到要修正日本对历史的歪曲、巩固亚洲的和平，仅仅对右翼进行批判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作出忠于事实的“正史”。由此萌生了三国民间学者共同编写统一教材的想法，并在南京论坛上明确提出。此倡议一出，立刻得到了中国、韩国、日本民间学者的热烈响应。
会议上，每个国家基本就决定了教材编写的参与者。中方的主要参与者有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步平、荣维木，上海师范大学苏智良，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朱成山，黑龙江社科院王希亮，抗日战争纪念馆李宗远等人；韩国方面，由“纠正日本教科书运动本部”牵头，参与编写者有金圣甫、李银禾等人；日本方面，由“儿童和教科书全国网络21”、“战争责任研究中心”牵头，参与编写的学者有笠原十九司、大日方纯夫等人。韩方历史教材编写总负责人金圣甫教授介绍：“由于没有和朝鲜联系，因此从一开始朝鲜就没参与；台湾则在中途退出了。”
《共同读本》所涉及的历史时间，是从19世纪中叶三国开放口岸到20世纪末的东亚近现代历史。尽管本书总字数只有20万字左右，但参与编写的学者近30位，中韩日三国约各占三分之一。
截止到今年9月20日，中韩日三国学者为编写教材共举行了八次国际会议，目前估计，还要召开第十次会议才能完成定稿。
作为《共同读本》的首倡者和主要参与者，俵义文相信东亚的未来是乐观的：“最重要的是坚持下去。在历史编写的过程中，矛盾是一定会有的，然而事实是惟一的。”
关于编写过程的艰辛，黑龙江社科院的王希亮的描述很生动。
“从编写历史开始，我们就得三国来回跑。2002年，我在这上边花了8000块钱；去年花了一万，全都是自费的。其实三国的学者都没什么钱，我们是住最便宜的旅馆，吃最便宜的饭菜，干最难干的事。在日本开会，俵义文曾自己掏腰包，当场交给饭店50万日元。”
“每天开会都是，早晨门一关，中午吃盒饭，不到晚上12点，绝对没机会睡觉。那叫累……去年我第一次到汉城，结果到了汉城，连旅馆的门都没出去过。我对汉城的印象就是一间会议室，一圈人围着开会，争得面红耳赤的。别人看着，我也许就是花钱找罪受，但这个历史责任一定得完成。”
步平和荣维木认为，三国民间学者共修历史的首要目的就是对民众的教育，其次是对日本右翼势力的反驳。“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批判和立场拿到日本，但我们更需要拿出我们的历史文本，也就是我们所掌握的历史事实”。
俵义文说，从确定历史大纲开始，三方就开始了相互学习的过程，首先，是相互了解对方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三国学者都努力尝试超越狭隘的国家观念，站在整个东亚甚至是全人类的角度看待历史。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我们达成历史共识，乃至形成一个和平共同体的初衷。”
历史不是“潘多拉盒子”
在东亚历史编写过程中，很多历史问题都袒露出来，让人不得不去面对。关于三国学者的协调过程，步平说，这个过程就可以写一本书。
问及争论的具体内容，各国学者都很慎重。对韩国方面，最初记者要求采访的是会汉语的李银禾女士，而李银禾女士则把采访转给了韩方历史教材编写总负责人金圣甫教授。最初联系的日本学者则表示工作忙，没有接受采访。
数次采访下来，记者才深刻地理解到了三国学者的良苦用心和难处。日本学者笠原十九司曾引用了我国学者提供的一张照片，照片是夕阳西下，一群日本兵和妇女走在路上，我们认为是日本兵和慰安妇，后来日本有人找到了这张照片的出处，原来照片的内容是日本兵和日本的演员慰问团。笠原十九司先生就此事承受了很大的压力，道了歉。
“日本有良心的历史学者，在做事的时候，右翼就虎视眈眈地盯着，你稍微有点漏洞，马上就是铺天盖地的指责。”荣维木说。
即便没有漏洞，日本右翼一样不会轻易罢休。俵义文说，他在日本举办论坛，右翼分子来到现场，滋事闹事，扰乱会场秩序。
韩国对于日本侵略的看法基本一致，但局部的争论也仍然存在。金圣甫教授说：“韩国的国民和学术界基本上已明确地认识到日本的对外扩张的历史就是对殖民地侵略和战争的历史。只是学术界的一部分人（尤其是经济学界）提出的殖民地近代化论成为争论的焦点。所谓的殖民地近代化论的观点就是认为日本的殖民统治曾为韩国的近代化作出了贡献。对日本侵略中国的这一事实，几乎所有人都认同，没有分歧。”
三国学者们不但需要考虑国内各方的看法，还需要考虑另外两国的看法，需要考虑民间与官方的关系，需要考虑政治与外交的现实……
尽管大方向一致，但很多细节问题的处理都颇费思量。
比如名词的处理，中国的“抗日战争”一词，就不可能适用于东亚三国，《共同读本》中最终定名为“亚洲太平洋战争”。中国的“9·18事变”，日本和韩国都叫“满洲事变”，鉴于各国习惯，不好强求一致，就采取三国文字分别表述的办法。
关于甲午战争的叙述，韩国学者认为事件起源于中、日两国争夺朝鲜的控制权。中国学者则认为，当时的国际关系不能完全照搬现代主权国家的关系。在描述三国关系时，中方学者认为，当时的清政府与朝鲜是藩属关系，朝鲜向中国纳贡，但中国的回馈比朝鲜的纳贡还要多。“我们作为学者，并没有炫耀什么，只是在讲述史实。但韩国也会有不同意见，认为这种描述是不需要的。”某位学者说。最后采用的写法非常简略，大致的描述是：朝鲜发生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请求清政府出兵干预。清朝海军遭到了日本海军的偷袭，甲午战争开始。
七七事变，日本方面有学者认为是偶发事件，第一枪是“不明枪声”。中国学者对此不能认同。关于日本在东北的殖民统治，日本有学者提到了“十年鸦片断禁计划”，认为日本在东北实行了渐进的根除鸦片的计划。然而中国学者根据史料认为，事实上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东北的鸦片面积扩大了，鸦片都被卖往汪伪控制的地区，日军以贩毒获取军费。
根据韩方意见，几乎所有能用“韩国”一词的地方就不用“朝鲜”，比如“中朝人民联合抗日”，韩方认为应该写成“中韩人民联合抗日”。但中国学者认为，大韩民国政府成立于1948年8月15日，很难把此前的朝鲜表述为韩国。
“编写过程中争论难以解决的地方，最后基本都采取了只叙述事实、不作更多判断的方法。有的地方，对于事实的描述也采取了迂回的办法。”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学者说。
对于《共同读本》的前景，金圣甫表示在韩国会取得普遍的认同。”
而在日本，则很难期望《东亚历史共同读本》能与有着雄厚的政治经济势力撑腰的右翼教科书形成强烈对抗。俵义文表示：“东亚的未来是乐观的，但现状似乎很悲观。小泉首相和日本经济界一些人最近强调，日本民族是最优秀的，应该是亚洲的领袖。他们的这些想法与战争时代的想法是完全一样的，这是很危险的。问题在于日本。我们做副教材，就是为了达成历史的共识，达成东亚未来的和平。”
修改历史的历史
俵义文认为，在东亚近代历史中，对亚洲太平洋战争中日本的军国主义侵略性质的认定是最为关键的问题：“20世纪，东亚几乎所有的问题都起源于日本，进而波及东亚其他国家。
从1950年代起，日本就开始着手修改历史教科书，其中最主要的修改就是掩饰、抹杀甚至美化侵略事实。主要的修改有三次，第一次是在1955年，第二次是在1982年，第三次就是2001年。”
“日本的大多数学者都认定那段历史的侵略性质，但公开否认侵略性质的学者的势力和影响很大。他们多不是历史学者，而是搞政治的，或搞国际关系的。”俵义文说。
战前日本的历史教科书均为国定教材，战后教科书体制逐步改为审定制。每个出版社都可以编写教科书，四年审定一次。目前，日本中学的8种历史教科书是在2001年通过文部省审定的，其中包括日本扶桑社出版的《新历史教科书》。
这本教科书宣扬“皇国史观”，变相鼓吹军国主义思想，歪曲侵略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