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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语，其BO的意思相同。从英文词义上讲，buy out就是“完全买下”、“买断”之义，也不是“买外边的”，而且buy out与buy in也不是反义词。从常理而言，MBO是在传统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企业理论受到挑战、相信经营者控股、所有权经营权合一有利于降低交易费用的想法的一种实践。如果像郎先生所说，只是经理购买了外边一个不相干的企业股票，那就与一般的股民购股行为无异，有什么理由成为一个特定的经济概念并形成专门术语呢？我与郎先生一样反对在中国的条件下搞MBO，但反对或赞成是一回事，MBO本身是什么意思，应当是没有疑问的。
不过一般而言，我相信郎先生并没有夸大问题的严重性。实际上，产权改革的公信力缺失不仅仅是案例性的。即便是一些理论上讲本来无可厚非的主张，在这种背景下也会被不公正地扭曲。我认为即使是郎先生对此也缺乏考虑。
例如，笔者最近听说一个故事：某个国有企业，原先有一千多职工。十五大以后，企业开始了“改革攻坚战”，主要内容是“减员增效”。当时并没有搞产权改革，厂子仍然是“国家”的。在“国家”面前谁能讨价还价？而且既然产权未变，没有“私有化”的嫌疑，自然也避免了意识形态风险。于是改革进展顺利，职工们纷纷“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从头再来”地加入了下岗队伍，两年后厂里只有三百多职工了。冗员既减，效益自然也就颇有改善。
这时，“国有资产退出”的产权改革适时启动了，企业开始搞“两个置换”（资产由国有“置换”为私有，职工由“全民身份”“置换”为自由雇员）。但是问题来了：企业效益既然改善，在产权市场上它的资产价值自然上升。按照产权改革应当促进“经营者持大股，经营者中又提倡法定代表人持大股”的原则，当时是想搞MBO（经理买断制）的。可是无论按市场竞价还是搞资产评估，这企业都太贵，“M（经理，manager）难以BO（买断，buy out）”，“置换”有困难。而且按理说，企业效益改善资本增值，证明经理是“能人”有功，现在反而让他出高价，那反不如“穷庙富方丈”先把企业搞垮以便贱价买进然后再妙手回春了，这岂不是奖庸惩能、奖贪惩廉吗？好了，这时据说有精神：企业改革应当“就业优先”。只要新企业主允诺不减员，“置换”价格好商量。于是该企业以很低的内部价成功“置换”给了其原负责人，而且是采取以未来股权红利逐年抵扣的办法来支付这一“购买”。于是一位官员就这样在没有竞价对手也不作任何现实支付的情况下“空手套白狼”，成了这个盈利企业的老板。
有人说这是“半卖半送”、“明卖实送”。当然看起来这项交易是有条件的：亦即“购买者”承诺对已经“减员增效”后的（而不是“减员”前的）企业现有员工的就业负责———这被认为体现了“就业优先”。
实际上，“减员增效”以改善公司治理，“就业优先”以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这两个思路本身都并不错。而且两者间的矛盾也往往不像表面上看上去那么大。例如在古典学派看来，按市场规律实行“减员增效”可以促进资本积累，而资本投资增长会反过来带动就业增加。凯恩斯学派则相反，认为以国家的积极干预来扩大就业，不仅能缓解社会紧张，而且就业拉动消费，消费带动繁荣促进投资，资本的增加也就意味着相对达到了“减员增效”。而在现实生活中，到底当前先从“减员增效”入手还是先从“就业优先”入手，则是见仁见智，而且不同见解的背后往往是不同的利益群体与社会分野，需要民主政治下的利益协调机制来权衡利弊，实行最大限度符合社会长远利益并兼顾各方现实要求的选择。这里确实有某种关系在焉。
但如果某些利益集团的权力不受制约，理性的利益协调机制无法建立，那就可能出现一种扭曲的“辩证关系”：无论“减员增效”还是“就业优先”都被引向符合有权势者利益的方向。先用国家权力来“减员增效”，后借“就业优先”为名化公为私，横竖都是他占便宜而别人付“代价”。这就像古代历史上经常出现的“王马之争”：王安石主张国家统制，结果“阡陌闾巷之贱民”被束缚得无所措手足；司马光主张放任无为，结果“品官形势之家”得以放手聚敛私财。前者搞不成“福利国家”，后者搞不成“自由市场”，最后就在这翻来覆去之中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了。
历史与现实的经验值得注意。今天我们既有理由“减员增效”也有理由“就业优先”，但这两者能够形成什么样的“关系”，这恐怕就不是就经济论经济可以解决的问题。
症状、病因与药方
我奉劝今天的“主流”派与“非主流”派：纯从理论上讲，你们的争论如同“左”与“右”、自由放任与福利国家的争论那样永远不会有个终结的。但是你们应当想想：你们是“天平”的两头呢，还是“尺蠖”的两端？让我们先设法走出“尺蠖”的轨迹，再继续争论吧。
关于“案例”我没有研究无法置喙，关于“问题”我不仅同意还可补充，但从这些问题中推出的“主义”，我可就与郎先生大相径庭了。
郎咸平谈到的“保姆弄走了主人的财产”，实际上就是我11年前提出的“掌勺者私占大饭锅”的问题，也就是我6年前提出的“看守者交易由其看守但非其所有的财产”的问题。其实，两年前中国一些学者曾批评：“崽卖爷田不心痛”也是一种不错的比喻。但问题在于：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这实质上就是问：为什么“主人”制约不了“保姆”？为什么做饭、吃饭者制约不了掌勺者？为什么所有者管不住“看守者”？为什么“崽”根本不把“爷”当回事？这可以说正是全部问题的核心！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哪怕你对“保姆”、“掌勺者”、“看守者”和“崽”的如此行为再骂得厉害又管什么用？
郎咸平先生的发言作用之一，是提醒人们捍卫国有资产的紧迫性，其实何止“国有”资产？这些年来包括“集体”资产在内的各类公共资产“流失”到某些人私囊的情况还少吗？笔者1997年曾出版《江浙乡镇企业转制案例研究》一书，就系统地讨论过这一问题。年来保障私有财产入宪，这是好现象。但是正如杨支柱先生指出的：“呼吁保护私有财产，决不意味着公共财产就可以被随便侵犯”。郎咸平先生这时出来呼吁保卫国有资产，虽然不是最早，但也是可贵的。其实据我所知，西方国家宪法中的财产保障条款行文也很少专讲保障“私有”财产的。保卫私产与保卫公产，真有什么矛盾吗？这些年来，有人抱怨公共资产被盗窃，也有人批评私有财产受侵犯。其实在一个“权力捉弄财产”的社会里，无论公产私产都是权力刀俎下的鱼肉。人们常说西方国家私有财产是不可侵犯的，其实在这些国家，公共财产受到的保护也比我们这里严密得多。福利国家瑞典的公共财力堪称雄厚，自由市场美国的私人财富也很惊人，但无论瑞典还是美国，公私财富的比例也许不同，但公产私产同样是不可侵犯的。
真正的问题是：第一，何谓保障财产权？第二，财产权为什么会受侵犯？
先说第一。谁都知道西方国家是实行所谓私有制的，据说那里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但是我早就指出过，“世上只有计划经济国家禁止私有制，从来没有市场经济国家禁止‘公有制’的”。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不仅从最早的“五月花号”船民的公社生活，中经欧文、卡贝等人的世俗社会主义实验区，直到摩门教等宗教公社，只要是自愿者的结合，从来受到保护。而且美国也是世界上公益基金制度最发达的国家，每年都有数目惊人的私人财产与遗产被自愿捐献给公益基金。这些自愿性质的“化私为公”从来受到社会道义的赞扬和国家政策（如捐款免税）的支持，谁也不认为这样的“化私为公”构成“私有财产流失”或者对“私有制”的侵犯。为什么？因为所谓保护财产所有权，就是保护财产所有者的意志受到尊重，而决不是说财产不可转移。相反，财产依所有者的意愿而转移，包括自愿地转为“公有”，本是保护私有财产的题中应有之义。
同样，所谓公产不可侵犯，就是要尊重作为公产所有者的公众之处分意志，亦即公产不能违背公意地被某些人私占私吞。因此，基于公意的公产分配与流转，经由公共选择程序的产权变更，当然不能说是“侵犯公产”，也不是什么“公有资产流失”。这正如任何保护私产的法治国家都只是禁止把私产强行充公，而不会禁止私人公益捐赠一样。在中东欧的经济转轨中，捷克是经由民主程序向全体公民免费（只交登计费）公开、公平分配国有资产的典型，而俄罗斯虽然如今许多人特别喜欢骂它的“证券私有化”，但实际上俄罗斯的私有化主要形式是“卖”不是“分”，如今不得人心的“寡头”都是直接从国家那里通过“内部交易”获得资产，而不是从据说已经分得了国有资产的民众手中收购证券来发家的。但是，俄罗斯私有化的道义合法性饱受质疑，而捷克的证券分配就连当时的反对党捷共也不持异议，以反“新自由主义”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佩里·安德森也说捷克的做法是“好的资本主义”。
可见，如今关于“国有资产流失”的对立双方说法都很值得质疑。这次“非主流”方面把“国有资产流失”简单地看成一个“贱卖”问题，而“主流”方面则以“只卖不分就不算流失”来应对。
事实上，如果从总量来讲，国有资产如今至少在账面上看不但未减，反而显著增加。这次争论双方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