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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昆山超过两年。”一位干部拍着胸脯向记者说。
众多干部获得升迁，一方面令苏州干部在省内扬眉吐气，“到省上开会，台上坐的领导和台下坐的干部一见面就笑了———许多都是苏州出来的，甚至过去就是上下级关系。”
但另一方面，大批干部外调也对苏州经济政策的延续性造成了一定影响。
2003年9月，台湾电机电子工业同业公会发布的一份内地城市和地区投资环境调查报告中，苏州与昆山排名分别滑落6位和20位，引起了苏州和昆山有关领导的强烈关注。昆山市委一位干部说，虽然名次滑落原因很多，但领导频繁更换，无疑已成为台商眼中一个突出的问题。
关键词：招商引资
谁也无法否认，苏州经济十多年来的高速发展，是苏州干部备受青睐的重要原因。
今年上半年统计显示，苏州GDP增长18％，达到1630亿元人民币，排在全国大中城市GDP总量第4名，这意味着苏州已成为中国第四大经济城市。
而在2003年末，苏州人均GDP高达4。77万元，折算成美元是人均5746美元，高出一直领先的上海（人均5643美元），成为全国各大中城市中的状元。
当然，让苏州人引以为自豪的当然不仅于此，强大的财政收入使苏州及下属县市有相对充足的经费投入卫生、环保事业，并因此而获得了全国卫生城市、环保城市、文明城市、生态城市、旅游城市等一大把荣誉称号。但GDP增长速度、每年的引资额和政府不断增长的财政收入，仍是苏州市领导们创造政绩的王牌。
苏州经验何在？招商引资无疑是其中的一个关键词———苏州最为突出的是外向型经济，而苏州干部的突出能力是招商引资。苏州市一位干部说，“全国学苏州”，“全国学昆山”，当然首先是学习招商经验。
所以，尽管梁保华已经调任江苏省省长数年，他任苏州市委书记时的招商故事，在记者的采访中仍不时耳闻。
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是，某年11月，正值寒冬时节，时任苏州市委书记的梁保华拎着一个旅行箱，带领一个6人的招商队，到加拿大、美国招商。12天的时间，走访了9座城市20多家跨国公司，草签十多份协议，引进资金8000万美元。
对于被称为“小台北”的昆山来说，招商引资几乎是昆山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法宝，也是昆山几任领导迅速升迁的重要原因。
昆山的干部在实践中摸索出多种招商的方法，其中有一招叫“链条式招商”：每引进一家外资企业，就注意跟踪这家企业在海外的上、下游企业，然后通过这家企业和他们取得联系，劝说他们前来投资。
几年前，昆山在引进一批笔记本电脑企业后，副市长朱凤泉在招商引资上下足功夫：把笔记本电脑拆开，看哪些零部件在昆山还没有生产，然后有目的地去招商。很快，一个IT产业的完整产业链在这里形成了。
昆山干部的亲商理念在引资过程中也日益强化到了“自觉”的地步。
2001年的一天，昆山开发区主任宣炳龙半夜接到一个来自台湾的电话。一位台商的太太语气急促：“我老公不见了。”她打电话没有人接，顺手找到宣炳龙的名片。
昆山有三条路去上海，宣炳龙立刻派出三辆车沿路往上海找。果然在一条路的边上发现一辆车，敲开车门，正是那位台商。原来这位台商到上海办事，晚上开车回昆山时十分疲劳，怕出车祸就停在路边休息一会，不想睡着了。
台商好吉利。捷安特自行车公司在昆山投资2950万美元建厂，公司董事长想把厂前的金鸡路改成台湾工厂所在的“顺帆路”。情况反映到昆山市委，当时的市长郑慧珍答应了，结果台商大为高兴，一个路名更换，换来了超过1亿美元的增资。
至2003年底，昆山全市累计吸收合同外资199亿美元，实际到账74亿美元，已开工企业1490家，剩下的企业也将陆续投产。2003年昆山全年实现GDP430。37亿元，比上年增长31。5％，财政收入达到60多亿元，增长了近六成。
“在昆山做现任领导最轻松。”宣炳龙说，不断增长的外资产生了聚集效应，昆山像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其巨大的惯性会持续高速运转一段时间。
宣炳龙所言不虚。本报记者在苏州到昆山的公路上，一路看到的都是刚刚建成和正在施工的工厂区，难得一见连片农田。近两年上千亿元的生产性投入，看来都将转化为GDP数字和财政收入，苏州GDP高速增长的势头还将持续。
苏州大学一位学者说，对于苏州来说，民营经济和创新经济真正做大做强仍有待时日，外资经济一枝独秀的局面短时间内不会改变，因此对于GDP、投资额和财政收入等指标的考核，仍将是现行干部政绩考核中的重要一环。
■记者手记
“苏州经验”的核心价值
□本报驻京记者李梁
苏州出身的干部为什么受到中央和江苏省的重用？他们在苏州的执政经验价值在哪里？换句话说，我们应该从何种层面上理解“苏州经验”？
如果把这些问题放在苏州近20年来的发展历程中考虑，苏州经济高速发展之迷，套用一句大道理来解释无非就是，苏州抓住了机遇，而机遇之所以能被抓住，决策者的审时度势功不可没。
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伊始，铁板一块的计划经济模式土崩瓦解，苏州利用计划经济时代集体经济的优势，走出了一条乡镇企业的发展之路。
1990年代，乡镇企业面临体制困境，“苏南模式”的老路走入死胡同之际，苏州又奇迹般地抓住上海浦东开发的机遇、台湾产业升级和转移的机遇，摸索出了一条依靠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新路。
到了世纪之交的梁保华和陈德铭时代，我们看到的是苏州的决策者对外向型经济规律的准确把握，对苏州经济角色的清晰认识，和甘当上海配角的清醒头脑———苏州外向型经济的马达声因此越来越响，最终超越上海浦东成为“主角”。
到了王珉走马上任，苏州的外向型经济虽然仍在高歌猛进，但经济转型的紧迫性已十分明显。过分依赖跨国资本，使它极易受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更关键的是，尽管GDP和政府财政收入迅速增长，老百姓的收入却增长得不快。今年上半年苏州的GDP总量跃居全国大中城市第四，但人均收入在“长三角”16个大中城市中，却只能排在第7位。
在王珉时代，苏州市实际上已经启动了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转变经济结构，实现产业升级。发展民营经济和创新经济，就成了王珉实现苏州经济新一轮跨越的“两板斧”。
客观地说，这些年来苏州最为引人注目的仍是外资经济的发展。对于其他地方而言，“苏州经验”似乎也更容易被归纳为招商引资的闪光数字———招商引资便捷易行，也更容易见到实际效果。
回到时代的具体情境，苏州乃至昆山的干部包括招商引资在内的诸多经验自有其成功之处，可是无法想象，要是整个长三角、甚至全中国都以苏州为榜样，以苏州作为招商引资的追赶目标，去搞引资大道，去建招商广场，那会有怎么样的结果？
这种担心并不多余。在我们辽阔的国土上，从发达的东部到贫瘠的西部，多少地方政府把招商引资当作发展地方经济的不二法宝，多少地方“招商引资大跃进”仍在进行。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苏州经验”也许不能简单地用“模式”或“经验”来概括之。苏州历任决策者走过的是一条特殊的，甚至连自己也无法重复的路。
如果我们坚持要把苏州之路升格为“经验”和“模式”的话，它的核心价值不是招商引资的方式手段，而是决策者植根于现实、适时适地求新求变的创新思维。梁保华、陈德铭和王珉在苏州执政期间的成功经验莫不归结于此，中央对他们寄予的厚望亦在于此。
10月底陈德铭在就任陕西省代省长时，有记者曾问他：如何将苏州经验与陕西实际相结合？陈德铭坦诚回答：沿海城市的先进经验和做法是在一定时代下形成的，适合那个环境。我尽管在那边工作了几十年，但到了陕西后觉得那边的经验和做法不能简单地克隆。要从陕西的省情出发，了解陕西现在的困难形成的原因，了解陕西潜在的优势可以迸发出现实优势的东西，然后再借鉴沿海城市那些基本的理念，把它们结合起来。
也许，这样的回答正是陈德铭“苏州经验”的真正体现。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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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自治给企业家群体自新机会
南方周末 2004…11…18 12：24：02
方舟评论
□秋风
11月4日，深圳市政府三届138次常务会议专门审议并原则通过了《深圳市行业协会民间化工作实施方案》。根据这一方案，在2004年底前，首先实现组织“民间化”，所有国家机关公职人员必须辞去所担任的协会职务，协会办公场所、财务建账独立。2005年上半年，实现运作机制“民间化”，选举、重大决策、内部纠纷调处都由协会自主决定，协会逐步承接和行使政府部门转移、委托的职能。
显而易见，深圳行业协会改革的目标就是民间化。这意味着，这种改革就是要回归行业协会的本来面目。
由政府来规划行业协会的改革和发展，这本身就说明了：我们现有的大多数行业协会，不是真正的自治性组织。它们大多由原来行政性行业管理机构翻牌而来，或者是现在仍然行使着行业主管职责的行政机构派生出来的，专门用于分流人员、安排离退休人员的所谓事业单位。广东省统计，2003年8月底，全省共有合法行业协会878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