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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一直以来都有声音要求加强信访部门的实际解决问题的权力。
杜钢建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政府的理念到位不够。现行信访部门和其他部门一样，只是政府之下的一个普通机构。很多人并未意识到，信访机构实际上并不是代表本部门而是在代表一级政府行使权力。“它级别不高，又没有实权，面对问题没有处理性和强制性手段，怎么可能解决什么问题呢？”这位学者认为，必须要强化信访在政府序列中的地位，信访部门的领导应该是政府的主要领导才行。
作为一名政治学者，中国科学院国情中心研究员康晓光认为，信访部门的功能无非两个：信息反馈和解决问题。“如果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谁愿意劳民伤财甚至倾家荡产地来北京。但如果信访部门没有足够的权力解决问题，那就是形同虚设。”因此，作为强化信访的支持者，他提议赋予信访部门更多如调查、督办甚至弹劾、提议罢免等权力。康晓光非常认可四川的做法，他认为行政问责制必须与信访结合起来才可发挥真实的作用。
谈及可能伤害到司法救济性的问题，一些学者并不以为然。杜钢建认为，中国目前的权利救济方式不是太多了，而是严重不足，不能仅依赖司法救济这一条路。
康晓光则提醒记者，不要无视中国的国情。“我们是一个行政主导的国家，在司法难以真正独立的情况下，中国需要这么一套反馈系统来了解社会存在的问题，了解民众的需要。这是一个没有门坎的系统。”正如一位普通老百姓对现阶段传闻可能取消信访表示强烈不满时说，当新鞋子没有买到手的时候，先别忙把旧鞋子扔掉。
“上访洪峰不是一个新条例能解决的”
显然现在的信访改革讨论鲜明地分成了强化派和弱化派，于建嵘在这场论争中是比较孤独的一个。他的“弱化信访权利救济功能”的观点遭到了强有力的质疑。有人认为是不考虑中国国情的理想主义，更有人认为是迂腐。但他依然在作最后的努力。“我实在不希望看到权力得到扩张的信访，这和信访的改革方向背道而驰。”
他对本报记者说，目前有关部门提出的《信访条例》修改稿试图强化信访机构职权，并且规定了许多明显违反宪法的禁止性条款。
于建嵘认为目前不是修改《信访条例》的最佳时机。信访量连续十一年增长，信访问题已经变得十分敏感，各级政府和信访公民都处于信访的高压之下。“中央几次有关信访的新举措都带来了新的信访高峰。在这种形势下，出台新的《信访条例》，有可能引发新的信访问题和新的社会冲突。”
“上访洪峰不是一个新条例能解决的。”农民学者李昌平提出了他对条例修改的三个担忧：如果授予信访部门太大的权力，信访部门解决的问题越多，依法行政的可能性就越小，引发的问题会更多；如果上访规范越严，老百姓上访的成本越高，下情更难以上达，底层的问题会更多；如果新条例规范的对象实际只是老百姓，那后果更难设想。
通过对信访制度长期细致的调研，于建嵘向国务院法制办及温家宝总理提出了一套完整建议。
于建嵘建议从行政、法律、政治三个层面考虑对信访制度进行稳妥而有步骤的改革。他认为，短期的行政治标之策是给各级党政部门减压和给信访公民松绑，用以减小信访的规模和冲击性，维护社会稳定。首先是，中央减少对地方党政领导的压力，不按信访量给各地排名，取消信访责任追究制，不要求地方政府来京接访；其次，中央信访部门不再给省市开信访移办单；不对信访公民的信访级别作特别的限制。另外，由信访地公安机关依法处理因信访而发生的治安案件。
于建嵘解释，这样做的理由是：减弱信访的权利救济功能，降低群众对信访的预期，会迅速使一些信访案件平息，减少群众进京走访。“给地方政府减压，才能给中央减压，才能加强和巩固中央的政治权威。”
法律层面的治理被于建嵘认为是中期步骤，即强化各级司法机关接受公民告诉、申诉及处理案件的责任和能力，由司法机关承办目前积压在信访部门的案件。显然，这一作法的目的是通过树立国家司法机构的权威，把社会矛盾的解决引导到正规的司法渠道，逐步减少信访以及伴随信访的非制度化公民的政治行动。
于建嵘坚持认为，信访制度的长期政治治本之策是撤销各级政府职能部门的信访机构，把信访集中到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人民代表来监督一府两院的工作。
“这样，不仅使信访工作获得一个权力主体，同时也使信访工作具备了应有的问责性，即向人民负责的特质。”于建嵘始终强调应该加强人大的职能，“把信访集中到人大后，可以建立一套统一的科学的信访登记体系和检索体系，不仅可以准确统计信访量，而且可以节约大量的社会资源，克服目前信访公民盲目投诉、反复投诉、多方投诉造成的巨大资源浪费和政治信任流失。”
于建嵘提出依靠“法治”和“人大监督”的终极解决方案，被很多人认为过于“天真”。质疑的声音认为，很多人就是因为在当地的司法机关和人大机构苦告无门之后，才转而上访的，现在又把他们推回到这些机关面前，不是又回到矛盾的起点吗？
于建嵘并非不清楚，信访问题的背后是一个需要进行系统改造的体制难题。但他认为，“即使给信访放权，我相信千分之二的解决率不会提高多少。”强化信访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向，而以此为契机，促进司法救济功能和人大监督作用的发挥，才是改革的正途。
争论还在继续，新条例可能即将通过。这个与中国政治体制、公民生活息息相关的信访制度到底如何去从？也许不久就会有答案。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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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施政”渐露中国
南方周末 2004…11…18 12：25：09
在人们的印象中，中国的官员从未像今天这样，各出奇招，给人以鲜明的印象。
他们曾经表情严肃，如今他们中的一部分已经能在聚光灯下谈笑自若，滔滔不绝。他们曾经中规中矩，如今他们中的一部分不但主动表现，而且个性突出。
曾经，最大限度地与他人保持共性，是官员们普遍的行为准则；如今，避免言语乏味、让别人记住自己的独特形象，方显过人之处。
他们在公共形象和施政行为上的个性表现，再也难以“一言以蔽之”。
从言词、形象，到举措、思路——一部分官员，正慢慢地从过去的极力突出共性，走向表现个性，力图推动工作，取得成效。
□本报驻沪记者 徐楠
形象一新的官员们
有媒体将王岐山评论为“最受关注的中国新生代政治家之一”。他有一句值得玩味的话广为流传：“应当允许官员们说错话。”
2003年5月的“危城”北京，王岐山到公园与晨练的老人们恳谈，他通过媒体对公众说：“大家说说，还有什么要提醒我们的？”在SARS最为紧急的时候，他“甚至希望办公室有一部直播电视，让老百姓天天看到”。
而薄熙来施政举措与其“高大俊朗”的外形、“文雅风趣”的谈吐、“从不拖泥带水”的办事作风成为百姓津津乐道的内容。在薄熙来身上，施政个性与公众形象联系得如此紧密，他曾得到这样一句评价：“因为薄熙来擅长与媒体沟通，很容易成为一个符号性人物。”
成都也很少像今天这样显露出个性。现任市委书记李春城，力主在公务活动中全面使用普通话；提议领导干部之间不以职务相称；他大力改造旧城，大张旗鼓地引来Intel公司，被媒体概括为“成都新梦想”；他主政期间，成都请来张艺谋的制作班底，开制作城市形象宣传片的先河，张艺谋用这样一句话收尾：“成都，一个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城市。”
李春城是一个喜欢和记者交往的官员。当地一位记者说，他有时会招呼记者们一起出去吃夜宵，自己不带任何随行人员。
“笑眯眯”的李宪生，是又一位以个人公众形象将视线引向主政地的封疆大吏。两会期间“武汉在哪里”的发问，分寸得当又独具特色，刷新了地方大员的表达方式。很快，针对“中部塌陷”的具体应对，“新武汉观”成为他施政观点的集成。2003年除夕，他特意与10名出租车司机共进晚餐。“平民市长”的出身、历史学博士学位、数十年武汉渊源，所有这些定位特征组合在一起，一个媒体的焦点就此诞生。
“花岗岩下面咋长得出大树？”
个性的崭露，此前在最高层已渐有体现。
1979年邓小平访美。在西蒙顿小镇观看牛仔竞技表演，他头戴牛仔帽向美国人挥手致意。当时有美国报纸评论：邓小平真诚亲吻美国儿童的场面，恐怕会让美国不少政治家重新学会如何亲吻孩子。
1999年朱镕基访美。他给记者们讲故事：“洛杉矶市长夫人曾问我如何庆祝今年的50周年（国庆），我回答说，中国将展出中国制造的最现代化武器，而不是从美国偷来的。市长夫人听后马上建议说，你们最好在武器上标明‘中国制造’。”一席话令克林顿总统也捧腹大笑。
领导人的这些个性，融入了当今世界政坛的风尚。
“温良恭俭让”的低调姿态，在公开场合尽力回避个性色彩的谨慎作风，曾经让官员这个群体显得千人一面。这种政治作风不仅源于我国的干部任免机制，也带有一定的儒家政治传统色彩。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说：“被动的施政形态正在开始向一种主动的施政形态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