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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玉儒并不过多解释。到2000年9月，包头市完成的居民楼房建设面积相当于前46年的总和，城市绿化覆盖率达30％，当年获评“迪拜国际改善居住环境最佳范例奖”，并在2002年获得“联合国人居奖”。他在任的4年间，包头的GDP从146亿元增加到248亿元。
所以，一位呼市工作人员说，跟着牛书记跑，恨不得能累死一头牛，但累得有价值，眼看着整个市的面貌好起来，百姓生活都好起来，当官图什么，不就图这个？
发火和“批条子”
牛玉儒戴着眼镜，外表平和，平日里是个随和的人，不大批评人，但在他秘书李理的记忆里，牛书记在呼市至少发过三次火。
第一次是牛书记视察呼市城建工程时，发现便道铺装的质量有问题，他左看右看，越看越气，忍不住回头骂相关负责人：“这可是老百姓的血汗钱哪，这样的质量怎么向群众交待，与其让老百姓骂我们，不如我骂你们。”
另一次，是牛书记在散步的时候，发现盲道中间立着一根电线杆，他绕了一圈，就生了气：“这盲道是怎么铺的，这哪叫便民，是害人。百姓的事无大小，一根电线杆也是大事。”
第三次，正值一天中午下班，牛书记发现有段路堵车，他下车一看，是施工新挖了马路，十分恼火。当即电话批评有关责任部门：“这不是多大的工程，为什么不能晚上干？！现在是下班时间。多给百姓造福，少给添堵！”
后来工作人员就总结出来了，牛书记看不得侵害百姓利益的事情，看到一次就恼一次。同时，牛书记很希望听到市民的真实想法。上访材料送到牛书记手中通常有三种渠道：
一是上访户守在市委大院门口，见有人经过就递上去，无论走路还是乘车，只要牛玉儒看到这样的人，就停下来接过材料，回去阅读、批转。
还有一些上访户，“神通广大”，有时径直走进市委书记的办公室，把上访材料当面交给他——这并不显得突兀。
第三种方法是直接给牛书记写信，一般都能得到回音。
而对于群众反映的问题，牛书记看见了的，都要批条子。
采访中，记者见到牛书记批的一个“条子”有120个字之多。2003年5月17日，《呼和浩特晚报》登了一条消息《这15户居民啥时能喝上自来水》，反映15户居民停水一年未得到解决的事情。牛书记见了大怒，作出批示：“请市自来水公司的领导读一读这篇报道。群众反映已一年多，是什么原因使这个看似并不复杂的问题得不到解决？我看，根本的原因是我们的一些同志头脑中‘三个代表’思想太淡薄！请同志们考虑，是不是这个问题！……你们在尽快解决这个问题的同时，举一反三，认真反思。请新闻界继续监督。”
立竿见影，15户居民跑了一年没有着落的吃水难题，不到24小时就解决了。
当然，牛玉儒也知道，他能亲自解决的群众问题毕竟只在少数。但他发这几次火、批几次条子后，呼市的各个涉民部门都明白了，谁惹了呼市百姓的利益，就惹了市委书记。
“要提拔，得干净、干事、干好事”
今年春节放假前的那几天，呼市的各位局长们就开始互相打探了：“新任的牛书记来了，用不用去拜年？要送什么？”
有了解牛玉儒的干部就说：他不太讲究这些，没这习惯，别送算了。
呼市原组织部副部长、现市政协副主席李绍华对记者说，所谓上有所好，下必附焉，人们对领导都在观察，看你这个领导有什么特点，爱钱还是爱打麻将？如果对外界形成的印象是作风正派，找了没用，找的人也就少了。跟牛书记讨要官，没用。
呼市政法委书记李鹤对记者说：“尽管有6个副书记、15个市委常委，如果书记想提拔一个干部，事实上‘一把手’一句话，民主推荐、干部考核这一套程序都可以省掉。”
但牛玉儒并没有去使用这唾手可得的“权力”。在人代会换届选举期间，牛玉儒接到很多打招呼推荐干部的电话，他一律回答“好好好”。
他在会上公开讲：“推荐干部的，我都说好，呼市有这么多好干部当然好。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兵，但是优中选优，就要看大家的才干了，我选择干部呢，有三条原则，第一条，手脚要干净，屁股底下没有屎。只有手脚干净了，才会有魄力去干事，否则拿谁的就要为谁办事，事情交到你手里，你也不会公正地去做……第二条是能干事，第三是干好事。”
牛书记的办公室总是坐满了人。众所周知，牛家的保姆只给亲戚开门，有事一律到办公室去谈。新华社内蒙分社记者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有人随亲属登门拜访，送给牛书记的妻子一条围巾，客人走后发现围巾里包着2万元现金，牛书记让妻子把围巾和钱一起退了回去，还把妻子训得哭了一场。
在研究干部的书记办公会或市委常委会上，牛书记大多让每个人都发言，而自己做总结性发言，一般情况较少率先提出倾向性意见。
牛玉儒也比较尊重下属。一个有趣的例子是，他在包头当市长的时候，市长助理的一个司机———牛玉儒并不认识的普通职工，向他痛诉家中困难，求牛市长帮他儿子安排个工作，动了恻隐之心的牛玉儒就写了个推介信给他。但司机拿着牛市长的推介信却碰了钉子，相关局长拒绝说“局里职工还有没安排的呢”。牛市长听了，也就笑笑，该局长却并没有因此被“穿小鞋”。
“守法书记”
牛玉儒去呼市赴任时，很郑重地对秘书李理说：“现在我到呼市当书记，权力会更集中，这样可能找你的人就多了，所以你要摆正自己的位置，不要凌驾于他人之上。”
牛玉儒对秘书“约法三章”———第一，要尊重其他领导同志和周围群众；第二，不能打着我的旗号办私事，不能代收礼品和礼金，一律拒绝之后也不用告诉我；第三，多学习，少应酬。
同为牛书记的下属，呼市国土资源局局长李树贵说自己“很有福气”：“地方要发展，需要国土部门提供土地。一边是法律，一边是当地政策，土地部门往往受夹板气。但牛书记不会给国土部门出难题。”
呼市招商引资最大的项目汉鼎光电有限公司，是牛玉儒三赴广东引进的台湾建鼎集团电子产业项目，初期投资2亿美元。但是正是这个项目，投资方当初看中的一千多亩土地，一半以上属于不允许动用的耕地，不符合土地利用规划。投资方和区政府就找牛书记“要特殊政策”。
牛玉儒作出了立足长远的决定：地方利益不能跨越法律。一个月后，投资方放弃了原来的用地方案，另选了符合规划的土地。
对此，呼市检察院检察长云布俊有同样的体会，他说：“如果书记滥用权力，那我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幸亏牛书记从不这么做。”
2003年8月，一个涉嫌贪污罪的处级干部被拘留，他的亲友跟云布俊打招呼说：“我们可是托人找过牛书记的。”不久又来问：“牛书记跟你说过没有？”云答复说，没有。
一次向牛书记汇报工作时，云布俊顺便问了一句：“这个案子涉及自治区机关的一个处级干部，他们跟我说找了您了，找过您没有？”
牛书记的回答是：“不管找谁，进入法律程序的就按法律程序办，该咋办咋办。”
有人把手握财政大权的市长称为“常在水边走的人”，经手的钱多，诱惑因此也多。但做了四年包头市长，牛玉儒却没有“湿鞋”，他有自己的“秘密”。
“想搂钱太容易了，批地批钱给政策，权力可以说是无边大，”原市长助理道尔吉说，“可牛玉儒基本上不管钱，由常务副市长管钱，这很难做到。”
包头市纪委监察局执法监察室主任马树明对记者说：“建筑工程招投标是在牛市长任上规范起来的。”
牛玉儒到包头任市长的1996年，正遇上该市发生地震，震后重建的工程量剧增。牛玉儒强调，所有的公共工程必须实行公开招投标，要选择最好的队伍把项目搞好。
包头在全自治区第一个建立了招投标大楼，楼里专门设立了办公室供市纪委干部常驻进行监督。马树明说：“主要领导带头做好，其他人就不敢乱来。”
“我是牛家最不孝的儿子”
在家乡通辽，牛玉儒是犯了“众怒”的，亲属们对他的一致评价是“不近人情”。按他亲戚的说法，“谁不想升大官呀，总觉得有他这棵大树，想有个靠山乘乘凉。可我们亲戚的事儿，他一律不办。”
牛玉儒三叔的儿子牛勇智在医疗器械管理站做了八年站长，希望得到提拔。2001年3月，牛玉儒作为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到通辽市考察工作，牛勇智特意到宾馆看望堂兄，托他在市领导、市委书记面前说句话，“你一句话就行，关照一下，他们都明白”。
牛玉儒的回答让他一时说不出话来———“这话不能说。你要想干出事业，要靠实力去竞争。我相信你”。
一次去呼市出差时，牛勇智到牛玉儒的办公室，听到他在接电话，是牛玉儒一位亲戚要结婚，托他找几辆政府的轿车。牛玉儒问：“这样吧，你需要几台车？”对方大概说5辆，牛玉儒说：“那行，我明天给你派5辆出租车迎亲去，我出钱。”然后撂下电话。
包头市副市长程刚当年是牛玉儒的政府秘书长，他记得牛玉儒的一个叔叔带着刚从军队转业的儿子从通辽来，在牛玉儒家住了一周，显然有求于他，而牛玉儒忙于出差招商引资，他们只见了一面。托玉儒给儿子找工作的事，叔叔始终没能说出口，程刚至今记得老人家欲言又止的神情。
在牛玉儒的家乡通辽，让亲戚们“寒心”的例子比比皆是。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