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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贾治邦相反的是，此次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冷溶，被注明为“正部级”。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通常为副部级官员。
冷溶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原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研究员，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不久前，小平百年诞辰活动期间，冷溶的名字频频出现在各大媒体上。他长期从事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的研究。主要业务成果有：参与编辑《邓小平文选》（1—3卷），主持编辑《邓小平军事文集》（1—3卷）。他还曾担任大型电视文献专题片《邓小平》总撰稿，主持拍摄电视文献片《小平您好》、《百年小平》、大型电影故事片《邓小平》等。2001年和2003年，两次作为中央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宣讲团成员，先后在海南、西藏、青海、新疆及北京宣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为中央举办的省部级领导干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专题研讨班讲课十多次。
博导和“双规”
在此次任免中，原中宣部副秘书长邬书林出任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原科协副主席张玉台出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原广东核电集团董事长王禹民出任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副主席，原西藏自治区副主席解学智、原社保基金会股权资产部主任王忠民出任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原国资委研究室主任季晓南以及李盛林出任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
被任命者中，半数人的年龄在51岁以下。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新任者中有三人为博士生导师。他们分别是：冷溶———北京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解学智———财政部科研所博士生导师；王忠民———西北大学博士生导师。
而被免职者大部分人超过了60岁。另外本报获悉，被免职去的胡楚寿已经失去了自由。据媒体报道，2004年6月初，刚刚参加完全国金融监事会议的信达、长城资产管理公司监事会主席胡楚寿被叫到银监会主席的办公室，在那里他得知了自己被“双规”的消息。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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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理想主义的路上走太远了
南方周末 2004…11…25 12：25：25
□本报记者王小飞
“我相信‘为人民服务’”
记者：你花出去很多钱，有挥霍出去的，也有捐献出去的，也有投入到自然保护区去的。现在回头再看，你怎么评价这几种花钱的方式？
邢诒前：我这些年花出去的钱，只有造福桑梓和建设保护区的部分，事后被证明是有意义的，也是我至今受到村民尊敬、政府肯定的原因。
以前那种奢侈，实际上也是一种苦，回头看，感到收获非常有限，觉得累。生命已经非常有限了，如果再那样，就成了浪费生命。所以有罪恶感。
财富是社会责任，负责任地花钱，是拥有财富的人的责任。我花掉了所有的钱，有些招人耻笑，有些被人赞颂，这让我知道了拥有财富和支配财富的意义。
记者：有些人可能更情愿捂紧自己的钱袋子，看到财富积累的数字噌噌往上长就很有成就感，而你似乎不是这样的。你很喜欢给予的快乐？享受因此而来的荣誉？
邢诒前：我是个理想型的人。我的快乐并不在于数字的多少。财富给人带来的快乐，是在运用财富的过程中。这样说来，财富的确给我带来了快乐。
我的钱解决了村民的困难，他们尽管没有说出来，但看到你的时候，表现出来的热情和表情……“老板前”这个称呼，一方面表现当时我的辉煌，另一方面也是对我的一种感激、一种友好。尽管我已经没有钱了，但村民们仍叫我“老板前”，我虽然面红耳赤，但他们仍坚持这么叫我……
我也感受到了财富带来的荣誉，公益事业的投入的确给我带来了荣誉。政府方面给我的奖励很多。金钥匙，放在哪里了？一年前找，也没找到。究竟是丢了，还是放在哪里了？我至今没有弄清楚。
记者：是曾经苦难让你懂得慈悲，还是有赖于毛泽东时代的教育？这种财富观是你这一代富豪共有的吗？你觉得你和新一代的，比如网络英雄那一代的财富观有什么不同吗？
邢诒前：两方面的因素都有。我是苦人家的孩子，童年的贫困，少年的饥饿，再加上那时所受的教育，都让我形成了那种财富观。我觉得我在这方面偏重了一些，突出一点。我的这个特别之处，也是导致目前困境的重要因素之一。现在看来，成功的人，不应该这样。但我觉得，像我这样，不见得就不会成功，不过波折多一些而已。
记者：听说你在毛泽东的祖父坟前许过愿，要为人民服务？
邢诒前：去韶山是在2001年夏天，专门去了一趟，看完当天就回来了。在毛泽东的祖父坟前许下这么一个心愿：请保佑我像你的孙子一样，为人民服务。有一次和人一起吃饭，不经意地提起了这件事，没想到，让在座的人沉默了15分钟以上。
我觉得“为人民服务”是值得提倡的，如果大家都做到了，社会就很美好了。但当大家都沉默了以后，我就很少提起了，因为得不到响应和认可，人家可能反而觉得我这个人怪怪的。也许我有些跟不上时代了。但是我不是没有同道的，我想还是有一些跟我理念相同的人的，只是人数比较少，而我也不认识他们。
“我不得不固执下去”
记者：重新经历贫困，最大的苦恼是什么？
邢诒前：没有了钱，我的地位下降了。不但没有能力继续促进大家的生态意识，反而被人看轻，被人看成“神经病”，这是我最苦恼的。贫困，对一个人的生活来说，其实不太可怕，一个人吃饱喝好是不难的。但是，贫困造成很多美好理想无法实现，很多好事没法去做，让我感到很痛苦。
记者：今天这个窘境当初是不是想都没想到？你觉得今天的窘境原因何在？
邢诒前：开始虽然对其艰难有思想准备，但没有想到会维持不下去的程度。可能还是对自己的钱估计过高吧。我知道做这个事情必须要有钱，我只是没想到自己会没有钱。
我在理想主义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了，混淆了经商与公益事业的界限。
现在我是不得不固执下去了。这个保护区，鸟变多了，鸟在我的保护下也少了警惕性，要是不搞了，鸟死了，树死了，放弃就是一种罪过，社会影响也比较大……我不得不继续，虽然知道这是另一方面的不负责任。比如我对家庭生活没有做任何规划。
记者：感觉你的环保事业一直是孤军作战，而我们知道一些NGO在推进环保事业的时候，一个基本策略就是与当地人形成利益共同体，而你只是一个人一味往里砸钱。现在回头看，你觉得有什么经验或者教训吗？
邢诒前：其实大多数村民是支持的，我觉得后来我已经取得了全体村民的支持。
记者：有没有更长远的计划，东山再起的计划？我们指的是重新积累财富的计划，有了钱重新再谋环保之路，也会比现在从容得多。
邢诒前：世事难料，人的命运，我自己也不太清楚。目前考虑最多的，是解决家庭生活困难。至于积累财富，考虑比较少。我在乎的惟一的事情，是要证明，保护和开发并举可以带来财富，对此，我还是有信心的。
“我的结局取决于时代”
记者：有人觉得你的财富的得来是运气大于头脑，财富的得来，让人看到了运气，财富的消散，让人看到了冲动，惟独没有看到控制财富的智慧。你怎么看？
邢诒前：我发财只是运气？我反驳这话。小生意，需要大脑筋的。大生意，就是小脑筋了。
我是从小生意做起来的，要是没有小生意的资本，大生意也来不了。后来做服装厂的时候，从订单、款式、运输、生产、管理……小到一颗钮扣，大到进口的设备，都需要自己决策。有了这些经商经历，才有后来抓住机会很快赚钱的可能。
保护区是我10年前就开始的生意，是大生意。通过保护区来赚钱，不仅是个人、公司的事情，而且是整个村庄、整个社会的大事业了。这与过去的生意和脑筋都不一样。这是时代的变化。
记者：你希望将来别人怎么评价你？
邢诒前：我更关心目前别人对我的评价。对我的评价，决定着我的保护区的前途，也反映了社会环保意识。社会对我的评价与我的事业是分不开的，对我的评价，就是对我的事业的评价。
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在搞私人保护区，我希望会有更多的私人保护区出现，并且运作得更加成功。我现在是成功的，但路子似乎有问题。
还有，我想知道，私人保护区究竟在我们的社会上有什么样的地位。这种没有围墙，没有隔离带，不与人争地的保护区，与那种禁止人类进入的保护区相比，人与生物自然和谐，这样的保护区要多搞。但是，这样的保护区又特别难搞，人住在里面，情况复杂，应该作一个呼吁，提高全民的自觉性，才能把保护区搞好。
我这条路要走到底了，结局如何，应该决定于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这个时代。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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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左右的美国政治
南方周末 2004…11…25 12：25：04
□薛涌 发自波士顿
也许很难想象，竟然有42％的美国人相信自己是福音派或再生基督徒。而据盖洛普统计，这些“基督徒”中有78％的人在今年大选中选择了布什。考虑到布什的得票率，难怪有媒体会把布什的胜利称为基督教的胜利。其实，上次大选就已经是这样了。传统宗教的复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