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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突然之举忙坏了负责安全的工作人员，胡锦涛一路缓步而行，不时停下和老百姓拉点家常，问问收入情况，听听地方官的口碑如何。
当晚，胡锦涛夜宿宿迁国际饭店，次晨离开。
仇和一直全程陪同视察。“我感觉胡总书记最关心的，还是政治民主的建设情况。”仇和告诉本报记者，“从沭阳推行的干部任前公示，到宿迁的公推竞选，胡总书记对此问得最多，问得最细。”“选一个人，是机制，选一套班子，就是制度了。”仇和后来这样理解胡总书记当时的话，在视察过后，宿迁市成立了一个课题小组，专责落实此事。
“明年宿迁市准备在乡镇推行海选试验，”宿迁市一位干部透露，“乡镇党委书记，由全体党员直选，乡镇长则由全民海选，这涉及诸多制度层面上的改革，因为这一层次的海选，不像村级选举是‘熟悉人’选举，在乡镇范围内，如何产生候选人、如何竞选、如何筹措经费，如何宣传竞选纲领等等，都需要制定明确的制度。”
“按照现在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直接选举的级别，应该要推进到县一级了。”这是仇和的观点。
仇和每晚睡前读书50页，今年读书共约30本。
政绩和房价同升
“铁本事件”事发江苏，对江苏而言，2004年中央在经济上的宏观调控，无疑影响巨大。
“但对宿迁来说，2004年的宏观调控带来了很好的机遇，”仇和的理由如下，“今年影响经济的主要是两大要素，一是土地，二是电力，恰恰是这两者，宿迁都不缺。”
市委常委叶辉分管宿迁经济开发区，他告诉本报记者，“宿迁有‘后发’优势，例如电力，分配给宿迁的指标目前仍有富余，另外，江苏省还对宿迁有特殊优惠，工业用电每度优惠0。1元，对于企业而言，这是很大的吸引力。”
开发区2003年的财政收入仅3000万元，2004年达到8000万元，叶辉预计2005年达到1。5亿元。仇和无疑对此十分满意，在他的个人述职报告中，他提到，预计2004年将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35。5亿元，比上年增长13。8％，财政总收入18。48亿元，同口径相比增长15％，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92亿元，比上年增长35％。
另外一个大胆的举措是，仇和预测宏观调控后建材将全面涨价，2004年下半年，宿迁经济开发区5座运河桥、13条路同时开工，市里几项重点工程如通湖大道、宿沭一级公路等全面上马。
这些仍旧是典型的仇和风格，在政策面前研判大势，于雷霆一击后闪电收手。
从政绩数字来衡量，仇和2004年的答卷无疑成绩不俗，然而这些同样只是数字，对宿迁市民而言，2004年宿迁市中心的房价涨到近3000元，这才是大事，他们的人均年收入，仍只有6351元。
宿豫县雨露村的李大爷，一家五口，有田两亩，2003年的纯收入不足3000元，2004年儿子咬咬牙，贷款5万元，买了辆运砂车，小两口轮换开车，一月的毛收入可达5000元左右。“这收入是多了，可借的款子也要还啊，负担太重了。”李大爷不知道，自己的生活好了还是差了。
他家三间红砖屋，家电只有一台长虹21彩电，一桌八椅三床，还有两个衣柜。
这些是宿迁的百姓，他们天天在电视上看到仇和，却从不清楚市委书记内心的真实想法。
仇和在外界眼里仍然极富争议：他改革、他民主、他博学、他自负、他倔强、他孤独，这或许正是一个在中西方文化的融通与冲突、在现行体制的格局、在人性复杂动机的驱动下的官员的现实生存状态。而对于仇和本人或外界而言，一些问题仍将继续思考和争论下去———一个执政者的边界到底有多大？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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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建嵘：学者最大的风险是说假话
2004…12…30 15：54：00 来源：南方周末
于建嵘，1962年出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政治学教授，华中师范大学法学博士。学术专长为政治社会学，“三农”问题及社会冲突研究专家。
□本报驻京记者 赵凌
■声音
于建嵘博士以他丰富的社会学知识和高度的概括力，把诸多纷繁复杂的事件加以整理和归纳，概括出“三农”问题的征兆，逻辑严密，剖解得势如破竹，令人无法反驳。
———李剑宏（青年学者）
这种扎实的实证调查研究是国内诸多社会科学所十分缺乏的，这也使得于博士的研究成果在鱼龙混杂、数量庞杂的“三农”问题研究论著中显得格外珍贵。——南风窗（2003年度十大公益人物评语）
■提名理由：
信访工作从未像2004年这样为社会所瞩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于建嵘是信访改革的重要推动者。从农民税费改革到土地维权，再到信访改革，于建嵘展现了一位学者关注现实重大问题的勇气和敏锐，他所发出的声音也屡受高层重视。
“当他们的脚步声消失时，我的心若有所失，总感觉欠了这些满怀希望而来的农民兄弟什么。但是，面对中国农民，我一介书生又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惟一能做的，就是用自己的良心和责任来完成这一研究课题。”
——于建嵘
于建嵘的名字并不为更多人所知，他的脸庞也真的让人感到陌生。而于建嵘却恰恰享受这种陌生，他像拣了便宜似的开心地说，我做我的事，让那么多人认识干嘛？
更深的陌生感还来自于于建嵘打碎了外界对学者身份的标签式理解，当大多数的学术人群在故纸堆里和研究所中成就他们学术快感的时候，于建嵘正风尘仆仆走在乡间田野，和农民在一起，春夏秋冬。
六年中于建嵘四分之三的时间在乡下和厂矿度过。他甚至把自己的家安在了北京东郊遥远的宋庄———他宁可承受上班路上拥堵的痛苦，也不愿放弃脚踏土地的幸福。
12月26日，于建嵘在电话里兴奋地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今年农民普遍增收啊———我太高兴了！他的声音交融着孩子般的喜悦和沧桑者的百感交集。此时的于建嵘正气喘吁吁地在河北保定的风雪中爬坡，这是他河北农村考察的第六天。
于建嵘说的这个好消息有一个不能忽视的背景，就是今年中央下发了一号文件《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指出要把“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要求力争实现农民收入较快增长，尽快扭转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在中央和各地政策的扶持下，今年农民不但增收了，而且增幅超过了城市居民。
信访制度该强该弱？
2004年的冬天，于建嵘孤独而尖锐。“这个学者站着说话不腰疼！”“他不是天真，简直是不懂底层老百姓的疾苦！连最后一条路都要堵上！”———这些致命的指责在年末突然潮水般向于建嵘涌来。
这一切都是因为他在提交的国内首份信访报告中提出，应该彻底改革中国的信访制度，并最终撤销。这一语惊人的结论震撼了外界。
其实，早在几年前于建嵘在湖南调查时便开始关注信访。
2004年，于建嵘通过实证调查发现，中国农民的维权重心发生了重大改变，已经从以前的“减轻赋税负担”到了矛盾更加激烈的“土地问题”。北京城四处遍布的上访客绝大多数都是失地农民。和这些农民的交往中，于建嵘自觉地关注起了他曾经有所涉及的信访问题。
在随后半年的时间，于建嵘是和上访者们一起度过的，他去了几乎所有能找到上访者的地方。他和他们像兄弟一样聊天，有一次聊到天黑，20多个农民便横七竖八住在了他的家里———这把晨起的于建嵘的母亲吓了一跳；他设计问卷让京城600多名上访者回答，他的办公室永远堆满了从媒体转来的上访信，他请人把每一份录入电脑作为资料。
千分之二的上访解决概率让于建嵘痛心不已。他看到源源不断的上访人群在各个政府机构门前流离失所，无功而返却又来而复往。他的调查结论是：实行五十年的信访制度已经过时，它的存在使法律权威和中央权威遭到消解。于建嵘建议：取消各个部门的信访机构全部收归人大。他认为，树立人大和法律的权威才是解决群众问题的正途。
此言一出，社会哗然，特别是那些将上访视为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的底层民众。更有意思的是，他的观点却恰恰和国家有关部门主导进行的信访改革背道而驰。当时国家信访局正在悄无声息地修改现行的《信访条例》，草案都已出来，而且核心就是给信访扩权。
在于建嵘的观点公开后的一段时间里，在他每天接到的数十个电话或邮件中，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指责。指责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信访官员，就有地方信访官员从南方飞到北京，目的是要当面指责于建嵘：“如果不给我们实权，那老百姓的冤屈如何解决？！”二是一些知识分子，他们的理由是中国是一个行政主导的国家，加强信访是“亲民”和“仁政”的表现；三是一些信访群众和具有社会底层关怀的学者。有一位打算到北京来上访的江西农民给于建嵘写信说，如果没有信访了，中央如何才能帮我们解决问题呢？“就连我十分敬仰的一位教授也在电话里质问我———如果取消了信访制度，人民还有说话的地方吗？”在一次北大的演讲中，他语气平静地说，面对如此多的批评和质疑，我感到有必要作一些回应了。我的基本观点仍然是，现行信访制度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
于建嵘的报告及其结论最终引发了全社会一场关于“信访该强该弱”的讨论。就在此时，于建嵘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