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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实地考察与参观，使得他对于一些新事物有了更为真切的感受和体验，如对于铁路的理解，王之春在到日本探访时就曾乘坐过火车，并以诗的形式形象而传神地描述了火车的迅捷，他写道：
车声辘辘逐斜晖，四面苍茫入翠微。
良骥追风偏就范，游龙天翼亦能飞。
路如砥矢长绳亘，山比烟云转眼非。
或挽或推都是拙，本来达者在知机。〔10〕
这次到达俄罗斯之后，更加深了他对于铁路的认识，他认识到“西人创兴火车，不过数十年，今已密若蛛丝，往来梭织，遇水则设长桥，过山则穿洞穴，或架桥行街市之上，或穴地而行其下，并无大碍人庐墓者，至经行之路不过稍为平治，于风水一说尤无妨碍，道路之畚锸修治，邨落之分运货物，一一需人，亦并无伤于贫民生计，而百货流连化重为轻，缩远若近，不啻以陆作海而以车当舟，运兵速，运漕便，行旅迅疾而无泥泞风涛之苦，何快如之！何惮而不为之？此中土所急宜创兴者也”〔11〕。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他认为国内反对修建铁路的那些理由完全是想当然而已，根本站不住脚。认为铁路可以“通国家之有无，济生人之日用”，对于国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12〕。因此，王之春回国后在其所上奏折中提出了八条应该立即着手进行的事情，其中第一条就是铁路。他阐明了铁路的价值，指出了铁路的功用，并且提出建造三条线路的计划：由瓜州到天津以代替漕运，由汉口经襄樊、陕甘到四川，由上海经浙江到广东，以便货物流通、捍卫边疆。他甚至提出：“若十年之内不著成效，臣之身家愿职其咎。”〔13〕由此，可以看出此次出使加深了王之春对于新事物的信心。
通过这次出使，王之春加深了对于西方的认识与了解，如对于教育与富强之间的关系，他看到了“欧西各国教民之法莫盛于今日。凡男女八岁以上不入学堂者罪其父母，男固各学其学，女亦无所不学，即聋瞽跛哑者流亦各有学院，设塾师，择其可为者以教之。其贫穷无力及幼孤无父母者皆令收付义塾，在乡则有乡塾，至于一郡一县及国都之内，学塾林立，有大有中有小。自初学以至成材及能研究精详者，莫不有一定程限……近数十年学校以德为尤著，其兵多出学校，所以战胜攻取，而诸大国亦争先竞爽。推之于士农工商，何独不然，推究大局兴衰，观其所以致此之由，而知勃兴之本原不在彼而在此也”〔14〕。当看到“欧洲妇人无一不识字就学者，无事不与男子同，即战阵亦用之，是其人数虽寡，实则一人有一人之用”，而“中国妇女惟秘置室中，是以人数虽多，已废弃其半于无用之地，宜其积弱而不克自富强”，王之春认为“今日中国万不能似欧洲之薄无检束，然建设女塾，使之各习艺能，自未尝不可仿而行之”〔15〕。
王之春赞扬欧洲各国在学堂、商政、监狱、街道方面无不法良意美，但是对其道德、风俗、法律等方面并不赞同，甚至是深恶痛绝。他是信奉传统儒家经典的读书人，往往拿了其中的一些观念、道德标准来观察和考量异域之政情民俗。如看到俄罗斯“官多由世及”，而“其读各国书者，颇自负才能而名位反居其下，多有私意不平者”，他认为对此应该运用儒家的思想来加以教化，让在下位者“读论孟五经，使知纲常之理”，这样“在下者自不敢侵凌其上矣”〔16〕。当看到议院可以“刑赏与共，而无上下雍阏之虞”时，王之春是赞赏的，一旦由此而导致“权魁巨憨要结蓄谋，迫令其君去位”的局面时，王之春认为是“君臣之义未知讲求者也”。当看到“子女年满二十即所谓宜有自主之权，可婚嫁不请命于父母。子既娶妇与父母别居异财，甚或不相闻问，其稍知亲爱者，夫妇于礼拜日食翁姑一餐即去”，认为是“以骨肉至亲而推远之若途人，宗彝传食，羔羊跪乳，是曾禽兽之不若”。当看到“子殴父坐狱三月，父殴子亦坐狱三月”的法律规定时，他认为是被墨子爱无差等一说所误，这简直是颠倒错乱。当看到“西俗贵女贱男，道遇妇女必让其先行，宴会诸礼皆女先于男，妇有外遇虽公侯夫人或弃本夫而再醮，夫有外遇其妻可鸣官究治，正与中国扶阳抑阴之义相反。女子袒肩露臂或竟徒跣，男子除面与两手外，必掩藏甚密，女子未嫁每多男友，生子不以为嫌，国中斗榖于兔之流几于四分居一，所以女多终身不嫁，免受拘束”的情况时，王之春认为是夫妇之伦失正。对于以上种种违背中国三纲大义之民俗、法规，他深不以为然，认为无疑是无君无父无夫的局面，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对此，王之春希望“吾道西行”，以孔孟之道挽回此种恶风颓俗〔17〕。
王之春认为基督教同中国的佛教、道教一样是愚民之举，其理论不足采信。他说：“耶稣生时，考其行事不过一医生耳，其守摩西礼拜亦七日来复之义，其持十字架以治疾亦周礼以午横互之义，意其立说当与墨子相似。至所云天堂地狱当是教王假饰其说以欺哄西人使畏敬而广为布施也。”〔18〕不仅如此，王之春还认为基督教虚靡钱财，到俄罗斯大教堂游览时，了解到其始建于嘉庆中叶至咸丰六年才落成，花费达二千万卢布，认为这是“虚靡金碧，罔计生民膏血”〔19〕。对于西方崇信基督教一事，他认为是西人对“生死之关未能了悟”，“于阴阳升降之理、造化消息之机、神质离合之故，茫乎未之有知”，是“务征实而不求诸精深”而造成的，而儒教经典可以使得西人脱离宗教之桎梏，由此还可以减少教案的发生〔20〕。
此次出使并非王之春初次走出国门，但置身于异国他乡，面对另一种文明的时候仍不免时时有新奇之感，看到某些现象时，他往往想当然地加以揣测、臆度，不免由此而生出较大之误解，如在皇家大戏院观看芭蕾舞鸿池时（即举世闻名的《天鹅湖》），了解到戏院内设有沙皇的座位，且沙皇不时与妃嫔前来观剧，认为此是“与民同乐之意”〔21〕。正是“礼失而求诸野”，仿佛在现实的异域亲眼见到了在孟子书中读到的情景。到皇家戏院看法人与阿非利加州争战事之戏剧，又认为俄人“盖虽戏出，犹不忘武备”。以上之理解皆去事实甚远，不免是拿了作者自己的理想加于他人身上而已，但却可以由此看出其的真实思想〔22〕。
对于西方的科技发明，王之春并不完全排斥，而是以中国各种学说加以推测、附会，尤其是从诸子中找寻千丝万缕之依据。对于西方之礼俗，王之春并不详其政令风俗之源，而持中国传统观念加以批判，认为中国之政治思想、道德观念远优于西方。在他看来，对于西方的先进科技自然急需学习和引进，但是儒家的纲常伦理却可以矫正西方的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夫妇之伦，儒家罕言怪力乱神、不盲目崇信外部未知世界的思想可以破除西方的宗教崇拜。总的说来，王之春的思想核心仍是西学东源、中体西用。然而，十六七世纪的欧洲对中国的认识何尝不是一样充满了想像，其实很多时候不过是在他者身上找寻自己心中的理想而已。也许这是两种不同文化最初相遇时的通例，又岂独王之春哉！
经过将近七个月的旅行之后，王之春于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十四日到达上海。次日，即忍痛（其手臂在西贡被枪击伤）草拟奏折。通过出使，王之春对于西方的工商、制造、武备、教育有了更清晰的认识，认为这些方面是西方的先进之处，中国为求富强，必须加以学习。为此，他提出向西方学习、改革内政的八项主张，具体内容是：一、修建铁路；二、选派学生出洋学习军事、制造，招募洋将训练军队；三、变通科举，将天文、光学、化学、电学、重学、机器、格致等方面内容列入考试范围，或者将天文、舆地各学特设一科，与科甲出身者并重，对于武科举，将步箭改为枪炮；四、广设新式学堂；五、开设官银号，发行钞票，以筹集款项；六、加强商务管理，特简大臣专理商务，允许开设工厂，奖励发明；七、振兴矿务，允许外商开矿；八、设立专门的外交机构，派头等公使驻扎英、俄〔23〕。以上建议并非王之春首次提出，但他以亲身体会加以证实，大大增强了说服力，虽当时并未见诸实行，而后来几乎一一实现，可以说此行不虚。
回国之后，王之春曾先后任四川布政使、山西巡抚、安徽巡抚、广西巡抚。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在广西巡抚任内，传闻其主张出让广西铁路及矿产权利，换取法国侵略者的支持以镇压广西农民起义，从而激起了国内的拒法运动。在民众的一片反对声中，王之春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五月被清廷革职，此后寓居上海，因倡议“联俄拒日”于1904年11月19日在上海英租界四马路一枝春番菜馆被爱国志士万福华行刺，事未遂而万福华被捕，黄兴、章士钊等亦被牵连入狱，其后王之春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就消失了。
王之春是清政府当中少有的文武兼备的时务人才，政务之暇，兼事著述，除以上提到诸书之外，还有《王椒生集》、《王船山公年谱》、《王大中丞椒生奏议》等。他关心时政，明了世界大局，提倡向西方学习是难能可贵的，但即使身为封疆大吏，在清末之政坛亦无从充分施展其才能，又由于其对清政府的忠顺态度，终至随着革命形势的风起云涌而成为过时之人物。
注释：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