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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去来兮不是那般容易，和多数地位卑微的旧时文人一样，王韬所能做的就是不断地效仿汉代贾谊，用上书这种最传统和最中国的方式，把自己的见解表达出来，希望当道者采纳，同时也实践自己的政治抱负。他曾多次就内政、外交、边防事务向有关官员上书。1858年１月，他致书曾任上海道台的卖办商人吴健彰，希望能资助他出版自己的著作——记录上海风物的《瀛壖杂志》，十多天后，又再次上书，“敬呈西书六种，拙著一编”，但没有收到任何回音，这让他非常沮丧，在日记里挖苦和咒骂吴健彰；1860年二三月间，接到王韬信函的江苏巡抚徐有壬亲笔给他回信，客气和褒扬之余，说自己“自揣才力，实不克胜”，并附赠吕宋银洋三十枚，他又非常感动；王韬向曾国藩上过书，提出破太平军的计划，甚至在他已经流亡香港后，还将自己著于1870年的《普法战纪》寄至内地曾国藩处。他自己也深知这种来自边缘人的冒昧上书常常没有好结果——“一二草茅之士，或能通达时事，叹息时艰，偶言之当道，则必斥之曰‘多事’，鄙之曰‘躁妄干进’，呵之为‘不祥之金’……”但当曾国藩读了书后真的准备招他入幕府的时候，他却又辞谢不往了，似乎王韬并无意进入“体制内”，而更愿意在体制外自由发言，或者，他看重的不是职位本身，而是被尊重这种感觉。
1860年，王韬就对朝廷无法制服太平天国而欲借洋人助剿已经深为失望，同时对太平军倒产生了些许好感。他觉得从太平军能守住南京来看，“虽无纪律，尚谓善兵，贼中或未必无人也”，隐隐感到太平天国中也有高人，并非乌合之众。从一位被太平军扣留后脱逃的松江士人周韵兰处，他又得知，“贼待之甚厚，每食必共桌，呼为‘先生’。律法甚严，逃亡，窃盗，皆殊身首”。现存的王韬日记中，1861年的日记缺失，但正是在这一年，他在南京亲自接触了太平天国人员。不论如何，王韬希望有人能够了解他的才华，接受他的观点的念头虽然遭到挫折，但他并未动摇，只是需要找到下一个主顾。因此，完全可以理解，当他感觉到有人愿意尊重和接纳他的时候，他也愿意立即报效对方，哪怕对方是自己在日记中多次痛斥的匪类。这种文人寻觅伯乐的心态，肝脑涂地的报恩欲望，在后来康有为与光绪的关系中，不也表现得淋漓尽致吗？这样，王韬已经不再介意他既上书曾国藩，又上书太平军是否合乎逻辑，他在意的是，自己的对策本身是有价值的。作为一介文人的王韬，除了自己的思想和智慧，在现实生活所拥有的可作回报的资本的确不多。王韬不是大清高官的幕僚，亦算不上“太平天国文人”，更说不上是“投机分子”——此刻太平天国已为强弩之末，还有何机可投？他仅仅是喜欢出点子，喜欢点子被采纳的文人，而点子本身的确可以是中立的。王和寇不过成败之间，是把点子货于帝王抑或是货于贼寇无非形势使然，原就是士人难以摆脱的宿命。连孔子也曾经对叛臣的召唤跃跃欲试〔5〕，更何况王韬也已说穿，“天下之坏，不坏于贼，而坏于吏”，这完全对应鲁迅多年以后说的，“百姓固然怕‘流寇’，也很怕流官”〔6〕，那王韬帮过了那些坏了天下而又一再把他拒于千里之外的官吏，又来帮帮“贼寇”，有何不可？！
被迫从上海流落到香港的王韬，初时对香港的印象并不好，岭南一带在这个江南士子的心中向来是一个“风土瘠恶”之地。他在1863年11月的日记中称香港为一“绝岛”，“锥刀之徒，逐利而至，岂有雅流在其间乎？地不足游，人不足言，至馆校书之外，闭户日多，无事可纪……”。在香港，王韬除了继续从事协助翻译、编辑的工作外，再也找不回上海时期那种名士才子的生活方式了。但他对香港的观感，又不尽全是轻蔑。香港成为王韬了解西方治民之道的第一个窗口。他在《漫游随录》中对英人经营香港的毅力评价颇高“西人……不遗余力，几于学精卫之填海，效愚公之移山”。他称赞当时的香港总督“其为治也，以爱民为本，其视中外之民，无畸重轻，不分畛域……”港府的治理“事简而刑轻”，这显然是针对有清一代政令繁琐，刑罚苛酷而言。他介绍了香港有地方绅士参与的陪审制度，进一步感叹：“前者所谓弃土者，今成雄镇，洵乎在人为之哉！”〔7〕
1867年的欧洲之行，给了王韬一个实地考察西方文明的机会。他注意到，英国有规模极大的博物馆，搜集动植物标本、文物，以“佐读书广见识”；西人喜欢植树种花，美化环境；在教育方面，他考察了女子学校，发现“女子与男子同，国中风俗，女贵于男”，在“女贵于男”这一点上，西方文化对一位中国士大夫的冲击无疑是很大的。王韬还发现，英国人“心思慧巧”，喜欢发明创造，而发明可获得专利制度保护，“虽朝廷亦不能以势相抑，故人勇于从事也”。假如没有专利制度保护，“则他人坐享其成，无所控诉，谁甘虚费财力以创造一物乎？”这恐怕是近代中国人关于专利制度和知识产权的最早反思。教育仍然是王韬思考和对比的一个重点，他发现中西教育的一大差别是中国重词章而西人注重实学，“英国学者注重实际，坐而言者可以起而行也”。他亲自乘坐了火车，感觉“如迅鸟之投林，狂飙之过隙”；他参观了英国电信总局，观看西洋戏剧，参观了法国卢浮宫；并注意到英国各处教堂林立。他赞美苏格兰“市不二价，路不拾遗，是足以见其宽大之政、升平之治矣”。在上海和香港两个都市生活过的王韬，还特别留意了伦敦和巴黎先进的市政管理。他评价巴黎：“防守陆军三十万，按街巡视，鹄仪严肃，寂静无哗”，“道路整洁，凡遇石块煤漆稍有不平，石匠随时修补。”他描述伦敦的市容：“都会广四五十里，人烟稠密，楼宇整齐，多五六层”，以及“每日清晨，有水车洒扫沙尘，纤垢不留，杂污务尽。地中亦设长渠以消污水”〔8〕。对英国的态度，可能代表当时倡导西学的中国士人的一般心理，一方面，他发自内心地说，“善于治民者莫如英，入其国中，无不优游暇豫”，感叹英国政府“待民可谓厚矣”；另一方面，就英国与中国的关系言，他又时时警惕英人的野心，认为英人颇善以“兵力商力并用”，征服其他民族。
对比之下，晚清的社会风气和官场习气尤其使得王韬忧虑。他感叹在中国，“官不能保民，而民亦不能恃官”。他无奈地说：“今观中国之所长者无他，曰因循也，苟且也，蒙蔽也，粉饰也，贪罔也，虚骄也。”对王韬来说，除了“西艺”、“西技”，他最关注的恐怕还是“西政”，即西方的政治制度何以带来国家的富强和社会的安定，以及如何用一种先进的政治制度促进和保障中国社会的进步。他认为，英国政治的特点是“君民一心，无论政治大小，悉经议院妥酌，然后举行……中国则不然。民之所欲，上未必知之而与之也；民之所恶，上未必察之而勿之与施也”。的确，在共和革命最终爆发以前的很长时间内，困扰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一大问题，并非根本质疑封建专制的合法性，也非激烈的反帝国主义意识，而是忧虑朝廷和官僚与民众之间日益严重的隔阂，即“上下不通”。王韬把国家制度分成三种：“一曰君主之国，一曰民主之国，一曰君民共主之国”，他认为理想的制度就是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对王韬其他同时代人来说，议会制更多的是作为一个沟通上下的制度而提出的，尚未具有西方分权制衡的内涵，但是，认识到皇权无限扩张的恶果，倡导基本民权，对晚清中国士人来说，不能不说一大进步，尽管早有清初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中的民主思想在先，但毕竟是不为当局所容的异端邪说。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学界通常把王韬这类人物作为改良主义思想家与洋务派官员划在一起其实并不恰当。虽然在现实中，王韬的确一再寻求洋务官员的提携，但就思想层面而言，他还是远远超越了体制内洋务官员的，即令是张之洞出版于1898年《劝学篇》，也还在道貌岸然地说倡导民权是破坏“三纲五常”。从近代民族主义兴起的角度看，也正是王韬这一代边缘知识分子，最早意识到民族的形成不单在对抗外敌，更在内部整合和认同，以及基本民权的落实，否则人心涣散在所难免。
同时，王韬终究也难摆脱传统的束缚，在欣赏议会制的同时，又时时地要用中国历史上的“三代之治”来比附。和当时其他知识分子一样，王韬相信中国在秦代之前的夏商周三世是一个君民亲密无间的理想社会，而秦代后则厉行专制，最终将国家政治变为一姓私产。每当看到西方国家以近代民主政治连接上下，他们就情不自禁地以为是“有三代以上之遗意”，而中国的政治改革无非是“礼失求诸野”，这样一来当然也为改革在传统的框架内找到合法性，但也同时限制了对西方制度本质的认识。从这里，还可以理解何以晚清知识分子直到很晚才萌生反满革命的念头，因为在早期启蒙思想家看来，中国之专制实始于秦代而延续二千年，并非是满清之过。王韬明确强调，“若舍西法一途，天下无足与图治”，对西法的信心可见一斑，对西方文明的憧憬使得王韬无论在上书太平军时，还是上书曾国藩时，都主张他们争夺长江中游，而不要惊扰西方势力的大本营上海。但不论如何倡导西学，其实都不能动摇王韬内心对儒家之道的信仰。尽管他在上海墨海书馆期间就成了一名“基督徒”〔9〕，然综合其日记、文章来看，他从来没有真正信仰过基督。他认为，儒教的真谛就在“三纲五常，以人治人”，道的核心“不外乎人伦”，同时，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