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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补兖”。“张之洞虽名重一时，若论兼通方略，似尚未能及曾纪泽”。梁启超则把他推崇为和魏源、郭嵩焘一起同为近代中国早期讲求西学的先驱人物。美国史学家摩斯（Hosea
B。Morse）则赞扬他为中国不流血的外交胜利开创了先例〔5〕。
最后让我们以曾纪泽自己的两句诗作结：
人间谤议南箕口，天上辉光北斗星。
几年旋斡乾坤事，付与时人代计功。
（曾纪泽：《使西日记（外一种）》，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曾纪泽遗集》，岳麓书社1983年版）
注释：
〔1〕〔3〕李恩涵：《曾纪泽的外交》，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5）1982年版，第327、329页。
〔2〕钟叔河主编：《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484～485页。
〔4〕梁启超：《李鸿章传》，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171页。
〔5〕Hosea B。Morse；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ol。2；338。
强国护商得民心 ——解读西方富强之本的马建忠
强国护商得民心
——解读西方富强之本的马建忠
？ 刘立松
马建忠（1845～1900），字眉叔，江苏丹徒（今镇江）人，为《文献通考》作者马端临第二十世孙，父亲马岳熊，天主教徒，在家乡行医经商。1853年太平军攻克南京，马建忠随家转徙上海，入天主教背景的徐汇公学，学习希腊文、拉丁文、法文、英文和数学，同时准备科举仕途。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马建忠愤于当朝士大夫蒙此大耻而仍闭目塞听，“绝口不谈海外事”，乃“决然舍其所学，而学所谓洋务者”。
1877年至1879年间，受李鸿章推荐，马建忠以郎中身份随福州船政学堂学生前往欧洲深造，就学于法国政治学院（Ecole
Libr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广泛涉猎国际法、商法、西方政治制度，获得法律学位，同时成为第一个在法国获得语言学学位的东方人。更为可贵的是，马利用在法国三年时间广泛读书交游，深入考察西方政治经济进步根源，指出西方各国之所以富强，“其讲富者以护商会为本，求强者以得民心为要”。此论与当时洋务派局限于练兵、制器及器物改良自不可同日而语，也一洗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耻于言商的陋习。回国后马建忠入李鸿章幕府，致力于外交与商业，生前最后几年潜心著述《马氏文通》，该书为中国语法学研究的开山之作。
游学以自强
三年法国留学生涯，大大拓展了马建忠的视野。在一封给李鸿章的“读书报告”（1878年）中，马建忠记述道：
四月以来，政治学院功课甚紧，考期伊迩，无暇将日记缮录呈上……五月下旬，乃政治学院考期，对策八条：第一问为万国公法，都凡一千八百页，历来各国交涉，兴兵，疑案存焉。第二问为各类条约，论各国通商、译信、电报、铁路、权量、钱币、佃鱼、监犯及领事、交涉各事。第三问为各国商例，论商会汇票之所以持信……第四问为各国外史，专论公使、外部密札要函……第五问为英美法三国政术治化之异同、上下相维之道，利弊何如……第六问为普、比、瑞、奥四国政术治化……第七问为各国吏治异同……第八问为赋税之科则、国债之多少……此八条者考试对策凡三日。其书策不下二十本，策问之细目盖百余条。忠逐一详对，俱得学师优奖，刊之新报，谓能洞烛微，提纲挈领，非徒钻故纸者可比。此亦西人与我华人交涉日浅，故有一知半解，辄许为奇，则其奇之，正所以轻之也；忠唯有锐意考求，讵敢以一得自矜哉！
这种高强度、涵盖广泛的学业训练，即使对于今天的留洋学子们来说也非易事。马建忠勤于功课，精于思考，这种印象吸引了当地的学界名士，他们纷纷劝其考取学位。马建忠认为“以远来学习，只求其实，不务其名”。法国友人劝道，“名之不扬，则所学不彰。故华人与西人交涉，时时或被欺蒙，非华人之志短才疏也，名不扬而学不彰，则不足以服之也。且办交涉以文词律例为主，讲富强以算学格致为本。盖中国不患不富，而患藏富之不用。将来采矿、酿酒、制机器、创铁路、通电报诸大端，在在皆需算划格物之学”。马通过转述译介其法国友人的建议，给中国传统中对功名的理解提供了新的注解：这里，“名”既不是狷介轻狂之士自视清高而所鄙视的粪土，也不是无数“只读圣贤书”者所梦想的有朝一日的功成名就，而是对所受专门训练的精通，是借以与同道交流，获得承认和尊重的工具。
游学在外，马建忠对事关中国国际形象者尤为关注。在一次游览巴黎万国博览会（“炫奇会”）中，马建忠注意到“有论中国赛会之物，挂一漏万。中华以丝茶为大宗，而各省所出之绸，未见铺陈；各山所产之茶，未见罗列。至瓷器之不古，顾绣之不精，无一可取。他如农具、人物，类同耍物。堂堂中国，竟不及日本岛族。岂日本之管会乃其土人，而中华之委之西人之咎乎？”正是这种强烈的民族自尊感和危机意识无时不刻在激励着马建忠探索中国落后的原因，预示着他日后将重视中国工商业，发展丝、茶贸易。
专修国际法并兼任当时清政府驻法国使馆翻译的马建忠，对清政府驻外使馆外交人员不修炼外交技巧、不主动结交当地人士深为不满。在“马赛复友人书”（1878年）中，马建忠写道，若驻外使臣只是遵循呈递国书等例行礼节，对其他事战战兢兢，碰上当地人士宴请，也是“一往不返，闭门不出，不交一人。即问有酬酢往还，又皆彼国所谓夤缘之辈，致使门庭多俗客，见闻悉庸流，辄徒为西人见笑，以为东方之人，不可予语”。这种身在异国而仍闭关自守的状态也导致观察学习西方强国机会的丧失，等到“倥偬返旆，依然吴下阿蒙，问所谓洋务者，不过记一中西之水程与夫妇女之袒臂露胸种种不雅观之事，即稍知大体者，亦不过曰西洋政治，大都重利以尚信，究其所以重利尚信之故，亦但拉杂琐事以为证，而于其本源之地，茫乎未有闻也”。
寻求富强之源
何为西方富强之本源？正是在这一点上，马建忠远远超出了同时代绝大多数洋务派以练兵制器为先的认识。他说：
……窃念忠此次来欧一载有余，初到之时，以为欧洲各国富强，专在制造之精，兵纪之严。及披其律例，考其文事，而知其讲富者以护商会为本，求强者以得民心为要。护商会而赋税可加，则币藏自足；得民心则钟爱倍切，而敌忾可期。他如学校建而智士日多，议院立而下情可达。其制造、军旅、水师诸大端，皆其末焉者也。
综合各国政事，马建忠指出西人经验“以利为先，首曰开财源，二曰厚民生，三曰裕国用，四曰端吏治，五曰广言路，六曰严考试，七曰讲军政，而终之以联邦交焉”。从此，富国厚民成为马建忠坚信用来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状况的良方，这种思想在他1890年写的《富民说》得到集中体现。该文开篇明义：治国以富强为本，而求强以致富为先。马建忠论述以前的中国，商业往来主要内循环于国内，财不外散；而开埠通商之后，出口远不抵进口，每年外流银两不下三千万，“积三十年输彼之银何止亿万。宝藏未开，矿山久闭，如是银何不磬，民何不贫？”但这并不意味着重新闭关锁国，不对外通商，“宇内五大洲，国百数，自朝鲜立约而闭关绝使者无其国矣。若英若美若法若俄若德若英属之印度，无不以通商致富。尝居其邦而考其求富之源，一以通商为准”。他进而提出三个具体建议：一是降低国内赋税和出口关税，增加出口货物，同时提高货物质量，尤其是中国传统强项丝茶类。二是提高国内生产能力，以国产品替代大量进口的外国货物。“要使中国多出一分之货，外洋即少获一分之利，而中国工商转多得一分之生机”。三则是更多开发国内矿山等自有之财。
马建忠将重商求富作为强国之基。而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将国富与民生紧密联在一起，并进而提出独立民权和三权分立思想，这在当时中国的社会环境下无疑为惊世之论。他指出，西方百年来“政治聿新，商贾通而生路日广，议院创而民情可达，赋税则实收实报，无侵吞之虞；狱讼则比事比情，无刑求之虐。其民安居乐业，各事其事而不相侵搅”。西方政体，或是君主，或是民主，或是君民共主，而其立法，执法，司法，三权分立，互相制衡。“权不相侵，故其政事纲举目张，粲然可观。催科不由长官，墨吏无所逞其欲；罪名定于乡老，酷吏无所舞其文。人人有自立之权，即人人有自爱之意”。
尽管在马建忠之前中国知识分子中也有民权思想的萌芽，如黄宗羲撰写的《明夷待访录》，但将商业发展与普通民众安居乐业、各事其事，得享“人人自立之权”贯通起来，无疑让人耳目一新，后来将亚当·斯密、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和达尔文等人的著作翻译到中国的严复认为，在西方，个人利益的鼓励与强大富强的现代国家的出现是一种基于实用主义的连接。相比严复，马建忠所崇尚的个人自立和自爱似乎更为纯粹和独立〔1〕。而与王韬在传统的框架中为改革中国政治体制和建立现代议会制寻求合法性相比，马建忠更多的是出于他对西方社会制度本质的认识来推介西方的政治经济民主，合法性已存在于其能富国厚民和培养民众自立之基之中。
有趣的是，一方面马建忠精心研读以理解欧洲各国富强的根本，另一方面他并非盲目崇洋。在政治学院学习期间，他与同学师长反复辩论，“发现英之有君主，又有上下议院，似乎政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