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性后，想到国内的局势，内心忧心忡忡，在《上沈相国书》中进言，“朝廷处此时势，宜常有鞭挞四海，并吞八荒之心，然后退而可以自固其国”，因此须交际一二大国邦，结为亲密关系，内修战备以御外辱，扩充商贾以利财源。如果仍然自大，不思通变，恐怕被列强蚕食的灾难还会再次发生。
当时国内洋务运动始兴起，朝臣显要还以“匈奴、回纥”看待西洋诸国，黎庶昌忧国愤时，极为详细地向国人介绍西洋各国的政体。他考察各国的政治制度，介绍英、德、西班牙等国的君主立宪政体，认为其“虽有君主之名，而实则民政之国也”，“特其国政之权操自会堂，凡遇大事，必内外部与众辩论，众意所可，而后施行”（《与李勉林观察书》）。国家主要政事由议院决定，国主签押而行。黎庶昌认为，这种“君民一体，颇与三代大同”（《与莫芷升书》），这一类比说明他对这种制度极为欣赏，且是他理想中的社会。中国历史上历来有朋党之祸，但西洋的朋党却截然不同，他详细论述：“西洋朋党最甚，无论何国，其各部大臣及议院绅士，皆显然判为两党，相习成风。进则俱进，退则俱退，而于国事无伤。与中国党祸绝异。”（《日国更换宰相》）同一文记述了西班牙“保党”与“公党”之间的斗争，结果“保党”首相下台，一夜之间，各部院大臣全部更换，并未因此引起国内局势的动荡。法国为共和制，总统由民众选举，议院的权力比西班牙的更大。议院中君、民两党争执激烈，身为君党的总统马克蒙由于得不到民党支持，被迫辞职，像这类更换国家元首的大事，竟然是“朝定议，夕已退位矣。巴黎之人，若弗闻也者”（《伯理玺天德辞位》）。更让黎庶昌开眼界的是瑞士的政体，瑞士不设总统，由民众选举议员，上下两院共一百三十多人，“办事则推七人为首，七人之中推一人裁决，定例每岁一易”。黎庶昌评议说：“西洋民政之国，其置伯理玺天德本属画诺，然尚拥虚名。瑞士并此不置，无君臣上下之分，一切平等，视民政之国又益化焉。……西洋之人无不以乐土目之”（《西洋游记第二》）。对欧洲的民主体制，黎庶昌的欣赏体现在字里行间，但他毕竟是一个封建士大夫，不会公然反对专制体制，只能隐约表达他的意向，如在《答曾侯书》中他就暗示说中国君主独揽一切大权，不肯让朝臣分担其责任，应该把权力放给类似西方议院那样的机构。
中国皇帝对反对派向来是格杀勿论，以致株连九族的，而黎庶昌在欧洲见到的却不是这样。在《俄皇遇刺》一文中，俄国皇帝阿赖克桑得尔第二（今译亚历山大二世）因“横征无度，事皆独断专行。又不设议院，民情不能上达，素为国人所忌”，引起很大得民愤，在1881年遇刺身亡。行刺的主使者叫“平会”，音译“索息阿利司脱”（即今社会主义者），刺杀者被诛。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在三年前刺杀德国开色“行刺者就获后，刑司讯之，以‘为民除害’为词，迄无他语，刑司亦不株连”（《开色遇刺》）。文中介绍了“平会”的政治主张，还说“其党甚众，官绅士庶皆有之，散处各国”。文章描述了欧洲社会存在的社会矛盾，以及政府的处理方法，确实要比中国政府文明得多，而作者的叙述客观，毫无贬词。
欧洲资本主义现代工业的出现，机器的大规模使用而造就的强大的物质文明，既可使船坚炮利，又能为百姓生活造福，黎庶昌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参观访问了许多工厂和农场，详细记述机器的形貌和生产过程。在英国两次参观乌里治制炮厂，先后观看试演鱼雷和试放大炮，记录每种大炮的口径、工艺，包括制炮筒、车来复线、铸炮弹的过程，对操作技术和产品加工情况记录清楚准确。阿姆司汤制炮厂，葛美尔制钢铁厂的造船业，这些军工企业，都是黎庶昌首要关心之事。
黎庶昌不仅关心国计，还关心民生。他参观了印书局、织呢厂、瓷器厂、造纸厂和农务学堂等。印书局用铅字排版，几十张印机同时印刷，这使只见过木版印刷的黎庶昌大开眼界；用机器制呢的生产过程有如中国的纺织棉布，不同的是“中国以人工，西人用机器，西人可为百者，中国只能为一，优劣巧拙遂殊耳”（《布生织呢厂》）。法国赛勿尔瓷器局的瓷器“若论做法之精实远在中国之上，所以不及中国者，特瓷质松脆，不能如徽、饶等处所产之佳也”（《赛勿尔瓷器局》）。对巴黎大街上安装的电气灯（弧光灯）不仅描述其发光原理，还介绍了早期发电机的形状及构造。黎庶昌还介绍了西班牙的一所农务学堂的榨葡萄汁的机器、割草机、玉米脱粒机，对每种机器的功能、原理详细记录。其他如炼钢法、玻璃制造法、造纸法，也都不厌其详地予以记录。在《与莫芷生书》中他说：“计彼所以夸示与我者，则街道也、宫室也、车马也。衣服也、土木也、游玩也、声色货利也，此犹有说一折之。至于轮船、火车、电报信局、自来水火、电气公司之设，实辟天地未有之奇，而裨益于民生日用甚巨，虽有圣智，亦莫之能违矣！
”
黎庶昌十分推崇欧洲现代都市建设。他认为，都会是一个国家精神面貌的集中体现，他对欧洲各国都会均有描绘和评价，印象最好的是伦敦和巴黎。《与李勉林观察书》中说：伦敦都会大于上海二十倍，街衢广阔，景物繁华，车马之声，殷殷之闳，相属不绝，夜则万灯如昼，论者气象冠于欧洲，以此可以推知其国矣。对巴黎的街道和下水道，黎庶昌分别写有专文介绍，认为“西洋都会，街道之洁净，首推巴黎”；《巴黎街道》一文描绘巴黎的商腮利赛（即香榭丽舍）大街，是“地球上街道第一”。对于现代都市中的公园，他不忘指出西洋各国很重视其建设，各自都有一些著名的公园，如英国的海德公园，法国的白木公园，这些园囿“皆由公家特置，以备游观，为散步舒气之地”（《西洋园囿》）。
深受科举制之害的黎庶昌，对西洋各国的教育体制极为关注。他曾参观马德里农务学堂，十分关注学校的规模、国家重视的程度、教学内容、学校花费、经费来源等。如学堂开学时，君主亲临观礼，学部尚书还函邀各国使节莅临观光。学校设有化学实验室，物理实验室、教具陈列馆，植物标本陈列馆以及各种农业机械。教具馆有植物模型、鸟巢模型，物理室里有测地平线的经纬仪，化学室的精密天平“虽毫发之细，可以知其轻重”（《马得利农务学堂》）。黎庶昌还向学堂总办询问了学堂开办情况：该学堂领有附近十来里的土地，归学徒自种。学徒都先学有根底，然后才能入此学。每年每人交学费银洋六元，满四年考试给文凭，再交八十元即出学。出学后，或充教习，或代人管理产业，各从其便。
在巴黎，黎庶昌曾被邀请参加法国总官学堂的发奖仪式，该学堂每年从各学科中选择优等生十名，由学部尚书（教育部长）主持发奖，还邀请各国公使、下院议长以及外交部、兵部（国防部）的官员参加。黎庶昌还参加过盲童学堂的授奖仪式，这一私人学堂当时已创办了九十七年，可见法国的盲童教育开展得很早。法国还是一个尚武的国家，巴黎和乡下都开设有击剑学堂，这种开放的教育观念孕育了现代意义上的大学。
黎庶昌作为一个文人，十分注重观察西人的个性特征。他在《与莫芷升书》中对西人的道德情操和精神气质做了概括的述评：“其人嗜利无厌，发若鸷鸟猛兽。然居官无贪墨，好善乐施。往往学馆、监牢、养老恤孤之属，率由富绅捐集，争相推广，略无倦容。亦不为子孙计划，俨然物与民胞而风俗则又郑卫桑间濮上之余也。每礼拜日，上下休息，举国嬉游，浩浩荡荡，实有王者气象。决狱无而人怀自励，几于道不拾遗，兵服而后止，不残虐百姓，蒙尝以为直是一部老、墨二子境界，老、墨知而言之，西人践而形之，鉴其治理，则又与《孟子》好勇、好货、好色诸篇意旨相合。吾真不得而名之矣。”这些话颇能概括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人的一些特性：如天生好逐利，黎庶昌以之比《孟子》中的好货，即好商，指出欧洲社会重商的特点。然社会体制健全，所以看来居官不贪，富人乐善好施，子女养育的观念也与中国不同。黎庶昌用“郑卫桑间濮上的习俗”来形容西洋各国举国嬉游的风气，显得十分不合时宜，但他恐怕只能找到这样的词语来形容，因为这种风气在他看来是见所未见的，只能从《诗经》里找到。
黎庶昌留心观察并记录各国民风国俗。他曾多次被邀请参加宫廷和民间的许多交际和节日活动，对各国风习亲历目睹其叙写真切生动。西洋之俗，男女婚嫁，虽有父母之命，而其许嫁许娶，则须出于本人之自择；女子到了一定年龄，父母会专为其举办舞会；每逢大节庆或慈善活动，还常举办假面舞会，参加人数众多，场面热烈欢快。《公使应酬大概情形》附记还记录了宴会座位安排礼仪，宫廷中王后怀孕、分娩、子女命名，都要举办朝贺仪式，各国使节及朝臣也须去祝贺。伦敦市长嫁女，婚礼在英国最大的圣保罗教堂举行，排场盛大，连英国市民也叹为“罕见”。在《日国公使奠慰君后》和《叶参赞之丧》两文中，详细介绍了西洋的丧礼，英君主为日本国君后之丧穿素，男女衣服、饰物颜色均有规定。描写芭蕾舞演员的演出服装“戏团之跳舞，女子数十百人，皆著一种粉白裈袜，俨若肉色，紧贴腿足，若赤露两腿然，腰间用各色轻纱十数层，缝为短衣紧束之，结队而舞，则纱皆飏起，此又极变幻之致矣”。
对于西方的传统信仰——基督教，黎庶昌也有描绘，如“复活节”活动仪式，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