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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部、警部主持，在京师次第筹办这些公共设施，并由清朝政府“饬各省督抚量为兴办，亦先就省会繁盛处所，广开风气，则庶几民智日开，民生日遂，共优游于文囿艺林之下，而得化民成俗之方，其无形之治功，实非浅鲜”〔19〕。他们不仅提议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建立起图书馆、博物馆、动物园、公园等，而且还不惜斥重金从国外购买回一批动物，放在北京新建的万牲园中，可以说是促成了中国最早的动物园的雏形。据《大公报》载，从国外运抵天津塘沽的动物包括一头大象、两头狮子、三只老虎、两匹斑马、两头花豹、两头野牛、四只熊、一只羚羊、四只袋鼠、四只鸵鸟、六只仙鹤、八只鹿、十四只天鹅、三十八只猴等，林林总总装了五十九个笼子。可谓壮观〔20〕。尽管这位作者记述此事之时稍有讽刺之意，但是新鲜事物的引入，必然或多或少会给社会增添了一些亮色，而这点亮色与五大臣出洋考察似乎也不无关系。中国早期的植物园、动物园等的发展，成为这些出洋考察的大臣们在促进中国社会发展方面的无心之功。
总体而言，在这短暂的时间里面，对如此多国家、就如此多内容进行参观，难免会浮光掠影，走马观花。因此，这次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活动似乎更偏重于形式上的观察。在大臣们和相关人员进行交流的时候，担任翻译工作的，不是随行的翻译人员，就是当地的中国留学生，也有曾经在中国生活、会说汉语的外国人，这样一来，误解及其曲折之处自然在所难免：
“况今远涉重洋于语言文字迥然不同之国，而使之考其文物制度，其不同暗摸辨苍黄，隔壁察媸妍也几希。”〔21〕
1906年夏秋之际，经过近半年的海外考察，两批出洋大臣先后回到中国。他们在梁启超和杨度等人在东京事先写好的有关实行宪政的文章的基础上草拟了一份“考察宪政报告”，向清朝政府复命，正式提出了实行君主立宪的主张，并且还指出“立宪利于君，利于民，不利于官”。此外，戴鸿慈、端方等人还根据从国外带回来的关于宪政的资料，编写出《欧美政治要义》一书，将欧美各国的政体或者相关的政治制度进行了简略的介绍，“不仅对于改革政治和其他制度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而且也使慈禧和当权亲贵对于世界大势有所了解，宪政知识有所增长，有利于基本国策的确定”〔22〕。
1906年9月1日，清朝政府终于颁布了仿行立宪的诏令。1908年8月，又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准备立宪，命令各部共筹计划。1911年5月8日，皇族内阁粉墨登场，结果令人大失所望，实际上也宣告了清朝政府立宪努力的失败。确实如此，百年积习，岂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而且对于失去权力的恐惧，使得上至慈禧太后，下至各层官僚，旁观侧目者乃至阳奉阴违、横加阻拦者大有人在，加之革命浪潮风起云涌，此起彼伏，因此尽管立宪的呼声回响在神州大地，但最终还是被湮没于滚滚的历史浪潮之中，从而也加速了清朝政府的覆亡。
历史是善于遗忘的，那些并未在其中留下浓色重彩的人物和活动，就这样不复再现。
注释：
〔1〕〔9〕〔10〕《大公报》1905年4月13日、9月26日、10月14日。
〔2〕《中国未立宪以前当以法律遍教国民论》，《东方杂志》第2卷第11期。
〔3〕〔15〕《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6页。
〔4〕〔21〕英敛之：《也是集》，《大公报》馆宣统庚戌1910年版，第28、28页。
〔5〕〔6〕〔12〕〔13〕〔14〕〔16〕〔17〕〔18〕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1、41～42、85、111、249、132、225～226、122页。
〔7〕吴樾：《与妻书》，选自南郭：《吴樾》，金兰出版社印行，1985年版。
〔8〕吴樾：《暗杀时代》（手稿），选自南郭：《吴樾》，金兰出版社印行，1985年版。
〔11〕《申报》1905年9月28日。
〔19〕〔20〕《大公报》1907年10月18日、6月5日。
〔22〕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
己轻群重复何言？
？ 方建锋
一
光绪三年（1876年），严复与林永升、刘步蟾、方伯谦、马建忠等成为福州船政学堂第一批出洋留学生。他虽然被派往国外学习军事专业知识，却将相当一部分注意力放在所学专业之外，这一点还与郭嵩焘有直接的关系。
郭嵩焘同年成为清朝第一任驻外公使，他自称“中国与西夷交接二十余年，至今懵然莫知其指要，犹谓国有人乎？京师知者独鄙人耳”〔1〕。郭嵩焘反对洋务派把“船坚炮利”看成西方强盛的原因，也反对洋务派官僚主张由国家垄断新式工业的做法，主张扶持民间工商业发展。也正因为如此，郭嵩焘在国内少有知音，多受打击。郭嵩焘到英国之后，广泛考察英国社会，注意到了教育对社会发展的关键作用。他致书沈葆桢，“宜先就通商口岸开设学馆，求为徵实致用之学。此实今时之要务，而未可一日视为缓图者也”〔2〕。郭在英国看到日本在英国学习各种技艺的有二百多人，而中国只是学习军事，为此深感不安，建议各督抚多选一些青年才俊，根据自己的爱好和才质，分别培养。
光绪四年正月初一（1878年2月2日），严复与同学共到郭嵩焘处祝贺春节。其间，严复给郭嵩焘的印象最深。郭氏在日记中讲到：“严又陵谈最畅”，“其言多可听者。”二十五岁的严复善于谈吐、善于思考、善于发现问题，与六十岁的郭嵩焘引为忘年交。严复之子严璩在《侯官先生年谱》中写道：“湘阴郭侍郎嵩焘为出使英国大臣，见府君而异之，引为忘年交。每值休沐之日，府君辄至使署，与郭公论述中西学术政制之异同。”〔3〕郭氏此一时期近一年的日记中，共有三十三处记载有严复的活动。有一次，严复去英国法庭旁听，回来之后“如有所失”，“尝语湘阴郭先生，谓英国与诸欧之所以富强，公理日伸，其端在此一事。先生深以为然，见谓卓识”〔4〕。严复因其科学知识丰富和才华出众，深受郭嵩焘喜爱。
郭嵩焘在巴黎期间，正好严复、方伯谦、萨镇冰等也赴巴黎游历，严复先后陪同郭游天文馆、参观巴黎下水道、赴凡尔赛宫参观等等，不时为郭做科学解释。次年的春节晚间聚会，郭嵩焘邀请了严复参加，为唯一的留学生。会上，由英国人罗伯逊致贺年词，郭嵩焘致答词，马格里任翻译。事毕，郭嵩焘问严复，翻译如何，严复说，所译的话多数不正确。而专职译员凤夔久、张听帆竟没有能力辨别出来。这件事情使得郭嵩焘认定，严复的英语水平胜过译员。
郭嵩焘在日记中对严复有如下评定：
问：严宗光宜何用之？
曰：以之管带一船，实为枉其材。
问：何宜？
曰：交涉事务，可以胜任。
问：陈季同酬应明干，能胜任公使否？
曰：是其识解不逮严宗光。〔5〕
在此基础上，郭嵩焘于光绪五年正月初八日（1879年1月29日）发出公文，其中向南、北洋大臣保荐严复等六人。这件事情，还让曾纪泽极为不满，认为褒奖严复太过，会纵容严复的狂傲之气。
郭嵩焘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为当时权贵所不容，自行离任，奏请因病销差。严复将英国《泰晤士报》关于郭嵩焘离任的长篇报道翻译了出来，赠别于郭氏。这篇评论认为，中国夜郎自大，将向外派遣公使视为最失国体的事件。而郭嵩焘通晓欧洲事体，“郭钦差此行，凡在英、法两京见过者均为惋惜”。郭嵩焘任使对中国和西方都是有益的，“如郭之为人，中国用之，其益不浅，我等亦更欢喜”。评论认为清朝用人不当，“常念中国如渴睡初醒之人，遇事惝怳，不甚分明”。这篇报道全面分析了郭氏离任的背景和政绩，严复借外文报纸表达了自己对郭氏的感谢、理解和同情。
郭嵩焘1891年7月18日去世。严复将郭氏与羊祜、屈原相比，写挽联道：
平生蒙国士之知，而今鹤翅氋氃，激赏深惭羊叔子；
惟公负独醒之累，在昔蛾眉谣诼，离忧岂仅屈灵均。
二
在英国学习二年零三个月之后，1879年，严复二十七岁，由于福州船政学堂缺乏教师，受调提前回国任教。
福州船政学堂创办初始对教官的要求十分严格，沈葆桢、丁日昌、吴赞诚莫不如是。当时之所以调严复提前回国任教，据后来薛福成考察，是因为“严宗光于管驾官应知学问以外，更能探本溯源，以为传授生徒之资，足胜水师学堂教习之任”。
但是，此时的福州船政学堂已经“诸事废弛”，积重难返。学生开始丢弃“洋务”，转而学画、学歌词，“该学生等毫无管束，遂致抛荒本业，纷纷入教”；船厂的提调（厂长）不懂洋务，“日吸洋烟，携姬妾，十数日不到局一次”，所造之船多数“不商不兵”，不能适用：
船政局所雇洋人，艺亦平常。所造之船，多系旧式，即如康济机器，是其明证。洋匠恐成船太速，不能久食薪俸，往往派华匠造器，宽其限期。如有先期制成者，必以不中式弃之。华匠相率宕延，遂成锢习。管驾以至水手，薪俸太厚。竟有管驾数年，技未必精而已坐拥厚资，难免浮冒侵吞之弊。〔6〕
基于对严复才干的认可，1879年10月18日，李鸿章致函李凤苞，称刘步蟾、林泰曾能调管大船，严复充学堂教习最为相宜，魏瀚、陈兆翱可胜督造快船。次年4月28日，李鸿章致函福州船政局督办黎兆棠，请饬严复赴天津充天津水师学堂教习；8月12日，严复至天津，被任命为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教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