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鋈伪本┐笱３ぃ⒓嫒挝目蒲Сぃ鋈魏＞嘁氪ψ茏搿�1915年受聘为宪法起草委员。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年严复将欧战发生以来的战时新闻摘要翻译送袁世凯备览，积年余，至数万言。
四
由此，我们不得不讲一讲严复与袁世凯的关系。严复与袁世凯早已相识，至少有三十年的交往。严复创办《国闻报》时，每周在王修植家里叙谈，袁世凯几乎每次必来。严复后来记述说：
时袁项城甫练兵于小站，值来，复之先一日必至津，至必诣菀生（王修植）为长夜谈。斗室纵横，放言狂论，靡所羁约。时君谓项城，他日必做皇帝，项城言：“我做皇帝必首杀你。”相与鼓掌笑乐。不料易世师而后预言之尽成实录也。〔8〕
但是，严复对袁世凯也一向存有戒心，他说，“自庚子以后十余年间，袁氏炙手可热之时，数四相邀，而仆则萧然自远”，这应该算是知识分子的一个通病，对所有的权力阶层都保持着一种距离感。这种态度终被袁氏知晓，袁一怒之下说出“严某纵圣人复生，吾亦不敢再用之”的话。
在光绪死后，时任摄政王的光绪之弟载沣因私仇而欲杀袁世凯，张之洞认为：“主少国疑，不可轻戮大臣”；庆亲王奕劻亦担忧：“杀袁世凯不难，不过北洋军如果造起反来怎么办”。载沣于是采纳张之洞“开缺回籍”之建议，代发上谕曰：“……不意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任职任，着即开缺回籍，以示体恤之至意。”袁世凯惊恐不已，一度想赴日本避祸，后经直隶总督杨士骧规劝，才回京接受谕旨，回彰德“养病”去了。他仓皇离京赴河南时，只有严修等三四人到车站相送。
严复此时秉公执议，认为“世凯之才，一时无两”，“奈何置之闲散”。无疑，在袁世凯政治上最为叵测之时，严复的声援令袁氏深为感动。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离开了袁世凯的清王朝捉襟见肘，陆军大臣荫昌统军开往武昌，但荫昌难以指挥这些北洋旧部。内阁总理奕劻向载沣建议重新启用袁世凯。而此时的袁世凯，已经具有了向清廷叫板的足够资格。他复奏道：“旧患足疾，迄今尚未痊愈。……一俟稍可支持，即当立疾就道，借答高厚鸿慈于万一。”清廷借故开缺袁世凯的借口，如今又成了袁世凯应付清廷的借口，令载沣大为恼怒，却也无可奈何。此后载沣再下旨意，也难以说服袁世凯前往武昌扑灭革命，不得已只好答应袁氏的条款，于1911年11月1日宣布解散皇族内阁，由袁世凯担任内阁总理大臣，重新组阁。袁世凯从根本上控制了清廷的军政大权，开始向南方的革命党人施压。
此时，严复所任职的资政院议员们已经作鸟兽散。严复匆忙之中于10月26日将行李十一箱打包发往天津，11月9日离京赴天津，同时“知津郡此夕最危”，友人建议他转赴秦皇岛避难。但是，严复最终没有听从友人建议，而是与自己的三子严琥于11月12日先袁世凯一天重返北京。二十天后，严复被袁世凯任命为北方代表团的代表，参加南北谈判。据冯耿光回忆，“当时规定北方的全国代表二十人，系按全国二十行省、每省一额推定的”。严复作为福建省的代表，被指定为代表团的成员：
那天，锡拉胡同袁邸的客厅里济济一堂，在座的除了二十位代表之外，还有些秘书、随员等。其中熟人很多，年纪最长的是陈宝琛（伯潜），他是福建闽侯人，曾任山西巡抚，是新近奉召回京的。不多时，袁就穿着便服出来，见到陈，很客气地说：“这番议和是朝廷的大事，所以请老世叔出来”，并希望他“为国宣劳”。陈则谦逊了几句：“近来岁数大了些，身体也不很好，还是请严又陵（复）去，要好得多了。”〔9〕
这样，严复参加了以唐绍仪为全权大臣的北方议和代表团，于12月9日沿京汉铁路南下，11日抵达汉口，12日与黎元洪见面谈判。严复在给陈宝琛的信中对此时的谈判有所描述，但总的来讲，他对共和政体深表忧虑。议和的代表虽众，起作用的人并不多，严复也并不是关键人物。严复在武汉停留六天之后，随团移居上海，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忙于会客及处理自己在商务印书馆的私事，在谈判未有成效的时候，就先期返回北京了。
严复回到北京之后，对唐绍仪多有不满。在《辛亥日记》中记有为袁世凯出的六条谋略：“车驾无论何等，断断不可离京”；“须有人为内阁料理报事。禁之不能，则排解辩白”；“梁启超不可不罗致到京”；“收拾人心之事，此时在皇室行之已晚，在内阁行之未迟”；“除阉寺之制是一大事。又，去跪拜”；“设法募用德、法洋将。”
此时的严复，从内心深处认定袁氏为国家元首的不二人选。他做诗曰，“美人期不来，鸟啼蜃窗白。”将袁世凯比喻为“美人”，盼望国家早日安定。
1912年2月1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十七省参议员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氏获“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的美誉。早在2月14日，严复就拜见了袁世凯，随即被任命暂管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事务（校长），月薪三百两。京师大学堂是中国的最高学府，自戊戌变法以来就一直由社会名流担任校长一职。
春节后，严复正式上任。但此时的大学堂由于政府将经费大幅用于军事，严复连自己的薪水也不能支付，学校也不能按期开学。他除了整顿校务之外，将主要精力放在了解决学校经费方面，在借得道胜银行七万洋款之后，学校于5月15日正式开学。不过，新的麻烦又不期而至：“《国风日报》不知有何嫌隙，时时反对，做尽谣言。”严复一月三百两的薪水，难以支付社交应酬，有时一月无进，而支出将近千元。学校开学后的第二天，严复在家书中写道：“大学堂已于昨日开学，事甚麻烦，我不愿干，大约做完这半学期，再行札辞职。”5月下旬，学校开始闹学潮，严复拒绝与学生面谈。6月1日，学生在教育部过夜不归，严复甚为被动。至7月下旬，学校的员工每人能领的薪水只有六十元，“还不足车马费”。严复失望之极，以致想携眷回福建，“卖笔墨过日”。支撑到11月，严复终于辞去京师大学堂监督职务，从此结束了在教育界的生涯。这一时期，严复依靠同乡兼校友海军总长刘冠雄得以兼任海军编译处总纂一职，聊以谋生。
五
民国初建，严复认为“项城于国变日受职，各国同日承认，亦几天与人归矣。新组内阁，亦若有励精图治之倾向”，他接受袁世凯聘任，担任总统府顾问。但是随后的宋教仁被刺、大借款等事件，使他开始认识到“中央短处在平时矜有使令贪诈之能，于古今成说所谓忠信笃敬诸语，不甚相信，至于今而其弊见矣”。不过，严复对此时的国民党也始终未见好感，他在致熊纯如的信中说：“顾三年以来，国民党势如园中牵牛，缠树弥墙，滋蔓遍地，一旦芟夷，全体遂呈荒象，共和政体名存而已。以愚见言，即此是政界奇险。但愿大总统福寿康宁，则吾侪小人之幸福耳。”
二次革命失败之后，严复于1914年5月开始担任袁世凯政府的参政院参议，成为总统的高级咨询机构成员。7月9日，严复到总统府去领取薪水时得知顾问薪水自6月开始停发，所谓“参政”名存实亡。严复无事可做，于是常跟李质斋等人打麻将，有时甚至通宵达旦。9月底，参政院和清史馆开会，严复均告缺席。
10月2日，参政院再次开会讨论日本侵占山东半岛一事，严复忙于赴宴、打牌、“看家私”，再付阙如。10月13日的约法委员会议，也没有参加。严复自动放弃自己的政治参与权。此后，他虽然对欧洲战事特别是日本的二十一条特别关注，但是当时的局势使得严复根本没有的发言权。他在1915年4月被聘为宪法起草委员后说，“宪法起草，亦应故事耳。仰观天时，俯察人事，未必有偌大制作也”。可以说，此时他对所谓的国家政治已经热情散尽，极为冷淡了。
此时的严复，一方面对政治开始疏远冷淡，另一方面也做出了一系列令人看来颇为惋惜的事情。除了一度热衷于打麻将之外，他于1913年8月在陈焕章的鼓动下，与梁启超等人联名上书国会，要求宪法定孔教为国教；同年，他多次发表演说，配合袁世凯提倡“读经”；更为严重的是，1915年8月，他在有意无意之中，成为了向袁世凯劝进的“筹安会”六君子之一。
其时的社会大名流主要有三人：章太炎、梁启超、严复。章被袁软禁于北京，拒不合作；几次试探之后，袁也明了梁启超不会支持自己，严复便成为袁氏集团争取的主要目标。杨度在此时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三次登门造访，旁敲侧击，鼓动严复参与“筹安会”。杨度问：“公视今日政治何如前清，共和果足以使中国臻于富强兴盛乎？”
严复说：“此一时殊未易答。……或得如英国国君端拱无为而臻于上理，未可知也。”
杨度说：“唯然。我将与同志诸人拟设一会，名曰筹安，专就吾国是不宜于共和，抑宜于君主，为学理之研究。古德诺引其端，吾等将竟其绪。国中士庶，向惟公之马首是瞻，请公为发起人可乎？”
严复吃惊地说：“适吾所云，不过追维既往，聊备一说。……国家大事，宁如弈棋，一误岂容再误。”
杨度以研究为旗帜，套出了本质上是学者的严复对国体“未可知也”的判断。此后，杨度以晚宴为名，邀请严复出席筹安会的活动，严复推说有病拒绝；再次来访，亦被婉拒。不得已，杨度派人送来一信，说筹安会的事情，是袁大总统的意思，指定严复为发起人，坚持拒绝恐怕不好，并说已经替严复签名，明天必须见报，来不及听取意见了。
对杨度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