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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倨后恭的法院审判
新闻媒体口诛笔伐，大造声势，使金案未审之前就已闹得满城风雨。在美国社会中，新闻媒体对司法活动的大量报道，对于司法过程和司法权是一种强大的监督力量。大众传播媒介对司法案件的深入报道和舆论监督，对于增加司法透明度，揭露司法腐败，培养公民法律观念和程序意识，起到了难以估量的重要作用。
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难题是，尽管主流媒体都标榜自己客观公正，但事实上仍然会受到不同的利益背景和价值取向的影响。媒体固然可以反映民意，但它同样可以激起甚至制造“民意”。当法院处于媒体所激起的公众舆论喧嚣包围时，强大的舆论有可能对公正审判造成压力，使法院审判丧失独立性。正是由于存在这种危险，即使在崇尚新闻自由的美国，为了维护司法独立和正当程序原则，法院和法官一向对新闻媒体抱有极大的警惕和戒备心理。
为了防止媒体干扰法院审判，长期以来，美国法律规定，媒体对法庭的审判活动只能进行文字描述，一般禁止拍照录像和实况转播法庭审案过程。全美三大电视网和CNN对法庭审判过程进行报道时，所配画面通常只是法庭速写师提供的速写画。1980年代中期后，这方面的法律和规定有所松动，在一些州法院，一般由主审法官决定是否允许拍照录像和实况转播。但是，在各级联邦法院，限制仍然非常严格。
依照最高法院的判例，各级法院有责任防止媒体干预公正审判。法官、律师和刑事案中的公诉人有责任挑选对案情“一无所知”的候选人出任陪审员，并使陪审团与媒体的报道暂时隔绝开来。陪审团不得接触任何媒体传播的新闻，只能将法庭所展示的证据作为判决的唯一根据。此外，法官可以依法限制涉案人士与媒体接触，推迟案件审判时间，变更审判地点，改变管辖法院。
在加州法院审判时，涉案警察聘请了一位经验丰富的辩护律师。他向陪审团解释说，警察群殴嫌犯主要是由于自身的紧张和恐惧，在多数情况下，因超速、闯红灯等小事违规，却在尾追时拼命逃窜的嫌犯，绝大多数是重罪在身的亡命之徒。另外，金的身板儿异常强壮，不仅轻松打翻四名警察，而且抗住了高压电警棍的击打，遇到这类难以制服的嫌犯时，警察动用警棍是合法的，法律不应追究执法者的责任。
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当金被最初的一阵乱棍打倒在地，失去反抗能力之后，为何警察还要继续施暴呢？这最后阶段的攻击究竟有无必要呢？律师根据录像慢镜头辩护说，金被打翻在地后，一直不停地滚动，并多次试图站起来，对警官的反复喝令置之不理，结果造成警察执法过当〔2〕。对警察来说，如果不将拒捕案犯彻底制服并铐住，那就是失职。
被告律师还特别强调，如果金不拒捕，那么殴打事件根本就不会发生。对白人警察的一个极为有利的证据是，在案发之夜高速逃窜的汽车中，还有金的两个黑人哥们，他们老老实实地遵循警察命令，结果毫发无损。
可是，被告律师的滔滔雄辩，媒体并未详细报道。原因之一是，在重大案件审判期间，法官可以下令控辩双方不得向新闻界透露案情，使审判过程不受社会舆论的监督和影响。可是，法官坚持司法独立，却使民众无法及时得知案情中有利于白人警察的证据，其后果是毁灭性的。
1992年是大选年，洛杉矶暴乱使老布什总统心急如焚。他在电视上向选民信誓旦旦，将以触犯联邦民权法的罪名重新起诉四位白人警察。在此背景下，金被殴一案，实际上已沦为一个政治案。联邦政府忧心忡忡，担心再有一次无罪判决，将有可能激起全国规模的黑人暴乱。依照美国司法制度常例，涉及重要案件的陪审团的挑选程序极为严格，候选人会收到厚达数十页的问卷，其中包括一百多条不容躲避的问题，涉及家庭成员职业以及对警察、嫌犯和少数族裔的看法等敏感问题，借以判定陪审员是否持有公正和中立的立场。可是，在重审案中，联邦地区法院法官一反常规，禁止被告律师向陪审团候选人提出“你是否有勇气坚持与绝大多数人意见相左的立场”这个问题〔3〕，使被告律师深感震惊。可以说，联邦地区法院从一开始就定下了死活也要把“民愤极大”的白人警察定罪的基调。
经过长达一年的重审，1993年4月，联邦地区法院陪审团做出裁决，四名警察中的鲍威尔警官和孔恩警长被裁定有罪。判决之后，全国各地风平浪静，联邦政府总算如释重负。根据联邦法规和惯例，触犯联邦民权法的罪犯，至少应被判处六年有期徒刑。可是，法官在量刑时，却动了一点儿恻隐之心，只给两位警官判了两年半有期徒刑。民权团体闻讯大怒，坚决要求联邦司法部向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上诉。
1994年4月，金在州法院的民事赔偿案中胜诉，获得总额为三百八十万美元的伤害赔偿，摇身一变成为百万富翁。1995年1月，联邦上诉法院在舆论和政治压力下做出判决，判定联邦地区法院对有罪警察判刑过轻，下令重新量刑。孔恩和鲍威尔警官被迫砸锅卖铁，聘请律师向联邦最高法院喊冤叫屈。1996年6月，最高法院大法官以九比零票对孔恩诉美国案（Koon
v。 United States， 1996）做出裁决，以警察违法打人与金拒捕有关为理由，推翻了联邦上诉法院对警察加重刑罚的裁定。轰动一时的罗德尼·金案终于降下了帷幕。
洛杉矶大暴乱发生的根源和背景极为复杂：美国经济全球化导致大城市中黑人劳工阶层大批“下岗”失业，失去了基本生活保障；里根执政时期大幅度削减福利计划，致使贫富悬殊恶性发展；刑事司法制度弊端丛生，警察歧视黑人、滥用武力的现象颇为严重；洛杉矶市政府掉以轻心，疏于防范，反应迟缓，致使暴乱蔓延如烈火，全城局面迅速失控；新闻媒体呼风唤雨，以偏概全，在相当程度上引发了这场前所未有的大都市暴乱。而金本人又集前科罪犯、拒捕嫌犯和暴力受害者于一身，充分反映出美国社会中种族矛盾和民主制度的复杂性和多面性。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布莱克（Hugo L。 Black，1937～1971任职）有句名言：“言论自由与公正审判是我们文明中两种最为珍贵的东西，实在难以在二者之间取舍。”〔4〕罗德尼·金被殴案反映出的诸多问题，正是这种两难困境的真实写照。
虎头蛇尾的人权外交
洛杉矶大暴乱后，面对各界压力，市长布莱德利（Tom Bradley）宣布，聘请洛杉矶市著名律师、原卡特政府副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出任法律顾问，率领“独立调查委员会”进驻市警察局，调查暴乱原因，提出整肃方案，伸张司法正义，严惩肇事凶手。
可是，罗德尼·金案和洛杉矶暴乱的内幕和隐情极为复杂，法院审判和司法上诉历时长达五年，不但惊动了总统老布什，而且还闹到了联邦最高法院。若想在短期内查清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显然是自不量力，自欺欺人。果不其然，克里斯托弗主持的案情调查，雷声大雨点小，历时数月之后，呈交了一份调查报告，提出了若干改革措施，浮皮潦草，浅尝辄止，不痛不痒，草草收场。
1993年克林顿总统执政后，“前朝老臣”克里斯托弗东山再起，官运亨通，出任克林顿政府首任国务卿。克里斯托弗生于1925年，其父曾是富甲一方的银行家。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期间，因银行破产，父亲病逝，家道中落，克氏全家沦为贫民，饱尝底层社会辛酸。身处逆境，克里斯托弗自强自励，勤奋攻读，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曾任最高法院大法官道格拉斯（William
O。 Douglas；1939～1975年任职）的法律助理。可能因早年坎坷经历，克里斯托弗对弱势群体和人权问题颇为关注。他在约翰逊总统内阁干过联邦司法部副部长，主持过1968年全美黑人大暴乱之后的调查和善后事宜；在卡特总统内阁干过主管国际人权事务的副国务卿，
故有“国际人权”专家之称。
想当年，毛泽东胸怀全球，放眼世界，对美国的“人权问题”异常关注。1968年4月，因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遇刺，黑人弟兄怒不可遏，扛枪上街，烧杀劫掠，抗击军警，掀起了一场震惊全美、世界侧目的巨大风暴。本来，毛泽东就对金倡导的“非暴力反抗”原则不以为然；现在，金的被暗杀和黑人的抗暴斗争，似乎证明了其暴力革命必要性的观点。兴奋之余，毛泽东发表了《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激情澎湃，气吞山河。他呼吁：“世界各国的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一切愿意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人们，行动起来，给予美国黑人的斗争以强大的声援！全世界人民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向着我们的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们发动持久的猛烈的进攻！”毛泽东预言：“万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是随着奴役和贩卖黑人而兴盛起来的，它也必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5〕
世事变幻，沧海桑田。1981年卡特总统执政后，在国际人权领域，美国突然摇身一变，咸鱼翻身，口含天宪，自命不凡，指手画脚，转守为攻。卡特政府对外政策的核心即为“人权外交”，克里斯托弗则是这一政策的忠实执行者。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的国际战略形势下，为了联合中国对抗苏联的全球扩张及其在阿富汗的军事冒险，美国“人权外交”及其“持久的猛烈的进攻”的矛头主要针对苏联和东欧国家，对中国的“人权问题”并未吱声。在卡特总统任内，中美两国正式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
东欧阵营崩溃和苏联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