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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敬以至诚之意”，向全国“父老”“倾吐素抱”，表示“国家大事，民
意所归，即国是所在。自今以后，以全体民意为准则，循序渐进，其一切制
度规章，悉采取众意，归于公决。……志愿所在，生死以之。”
在发表通电正式就职之前，张学良曾经发出一个和平通电，宣布与南京
国民政府停止一切军事对抗；蒋介石立即作出反映，在北京向日本东方社记
者发表了谈话，声明要用和平的办法解决东北问题。
为了表达诚意，加快“易帜”的进程，张学良派出了邢士廉、王树翰、
米春霖、徐祖诒等人组成的代表团进关与国民政府磋商有关“易帜”的具体
事宜。
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接见了他们。
双方均提出了自己的条件。东北提出的条件有：东北政治委员会主任由张学
良担任；国民革命军不得进入关外；南京政府不得干涉东北的军政；南京不
得在东北设立宣传分支机构；热河省划归东北管辖。南京政府的条件则是：
奉军必须出关；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服从三民主义；东北政治分会主委
由国民政府派人担任；东三省划归第六军区，军区长官由国民政府派任。然
而，蒋介石私下又表示，只要东北“易帜”和实行三民主义，其他一切问题
均好商量。接着，南京政府又派出代表刘光、张同礼等人到沈阳，商讨东北
的易帜问题。双方的接触越来越频繁。
当东北地区的“易帜”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时，在一旁密切注视的日本也
在紧张地寻求对策。内阁召开专门会议讨论中国东北的局势，确立了只要张
学良承认日本与张作霖所订的条约，日本政府就承认张学良在东北的地位的
方针。然而，日本的如意算盘又一次地打错了。张学良巧妙地与日本周旋，
答复他们：“东三省政治，一依民意而定。东三省父老子弟如主改制，则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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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殊无权可以违抗。”
经过半年多的曲折经历，1928年12月29日7时，在奉天省府礼堂，东
北正式举行了“易帜”典礼。国民党政府派方本仁为代表监誓，各国驻奉天
的领事除日本外均参加了典礼。张学良发表了演讲，指出：“我们为什么易
帜。实则是效法某先进国（指日本）的做法。某方起初也是军阀操纵，妨碍
中央统治，国家因此积弱。其后军阀觉悟，举还大政于中央，立致富强。我
们今天也就是不想分中央的权力，举政权还给中央，以谋真正统一。”
典礼后，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等人领衔发出通电，向全世界宣布：
“自应仰承先大元帅遗志，力谋统一，贯彻和平，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
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此后，东北大地到处飘起了几万青天白
日满地红旗。中华民国至此宇廓一清，正式统一。12月21日，南京国民政
府正式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
张学良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上，明察时势，善辨是非，正如他所说的“南
北统一，人心所向”，冲破了重重阻力，毅然决然地“贯彻和平”、“改旗
易帜”，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潮流，着实可敬可贺，值得大书特书！
东北“易帜”后不到二周，即在1929年的1月10日，张学良在大帅府
老虎厅处死了杨宇霆、常荫槐，这就是名噪一时的“杨常事件”。
杨宇霆是清朝的末科秀才，后被选送派入日本士官学校学习。他聪明好
学，比较有韬略，深得张作霖的赏识，先后曾担任27师参谋长，东三省兵工
厂督办，奉军总参谋长，江苏省督办，安国军总参议，奉军第三、四方面军
团联合军团长等重要职务，成为张作霖的“左右手”。张作霖甚至将个人的
私章都交给了杨宇霆。杨宇霆本人也自命不凡，以奉军的“诸葛亮”自居，
并把原来的字“邻阁”改为“邻葛”。
常荫槐和张学良同岁。此人亦非常干练多才，敢做敢当，自负不凡。他
曾担任“剿匪”司令部参谋长、军警执法处长、清乡督办、京奉铁路局长、
交通部代部长、三、四方面军团政务处处长、交通司令、东三省交通委员会
副委员长、黑龙江省主席、省长等职务。
张作霖被炸后，杨宇霆认为实现野心的机会到来了，大有“当今天下舍
我其谁”的感觉。的确，当时摆在张学良面前可与之伦比的人物只有二个：
一个就是前面提到的张作相，再一个就是杨宇霆。
张学良和杨宇霆的矛盾由来已久。第三、四方面军团联合军团是奉军中
势力最雄厚、装备最精良的部队，除拥有50万正规部队外，还管辖三四十个
县和京奉、京汉、京绥三条铁路干线的交通，确实具有“登高一呼，地动山
摇”之力。
军团中设二位军团长，一是张学良，一是杨宇霆。在军团的许多事情上，
杨宇霆都同张学良发生矛盾和冲突。
张作霖死后，杨宇霆就以“辅弼幼主”的元老重臣自居，对张学良常常
直呼其名，背后还称之为“阿斗”，并说什么：“他每天注射毒针甚多，将
来必会自毙。”张学良当时吸食鸦片的恶习确实很重，开会时需要经常离席
“过瘾”，这样，就由杨宇霆担任大会主席主持会议继续开会。当张学良有
时下楼询问会议情况或提出什么主张建议时，杨宇霆总是粗暴地予以禁止，
并当着众人的面说：“你不知道，你不用管。”
白崇禧派往奉天的代表何千里，在他的《桂系李、白对张学良的争取》
一文中回忆了他亲自听到的张学良和杨宇霆的一次对话。当时。张学良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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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对杨宇霆说：“我说我干不了，老杨，还是你来干的好！”杨宇霆轻松地
笑着对张学良说：“唉！甭说那个，不要焦心，你现在身体不好，少烦神，
多保养，有事大家商量，我代你张罗张罗。”言外之意，颇有一番力挽狂澜
之意。
当时，日本人在奉天办的《满洲报》举办一个东北民意测验。报纸将张
学良、杨宇霆、张作相等数十人列成表，下面印有选票，要求读者进行测评。
利用这一机会，杨四处收购该报，在选票中填上杨的名字，每日竟多达数千
份。后来。因为杨府出卖数千斤废报纸，此事才沸沸扬扬地传开了。杨的这
一作法，无异刺激了张学良的感情。
张学良和杨宇霆的矛盾激化，应该说是在杨为其父大张旗鼓地祝寿的那
天。
那一天，杨府门前宾客如云，热闹异常，其规模和盛况在沈阳真是前所
未有。张学良的亲信高纪毅、刘鸣九都参加了这次祝寿。高纪毅当时是警务
处长。他回忆说当时“蒋介石、白崇禧、阎锡山以及广东、四川等地方实力
派都派有代表来沈祝贺。日本政界要人亦派有代表前来。东北地方官吏更不
消说了。庆寿那天，张学良前往祝寿，杨竟以普通礼节相待，与一般宾客无
异。不仅杨之一举一动傲然以东北第一领袖自居，来自全国各地的贺客，对
杨亦恭维备至，谀杨是东北众望所归的人物。张目睹这些情景，岂所能堪？
当日观剧席上，张始终以手支颐，若有所思，其心情之苦闷，可想而知。”
刘鸣九当时是秘书处长。他回忆说，当时他们在杨府正喝茶聊天，突然
听到杨的副官高喊：“督办来啦。”“杨入室后，围桌赌钱的人们，不约而
同地肃然起立，直到杨与来客一一周旋后，人们才就坐。不久，杨的副官又
在门外高喊： ‘总司令到。’还是那些围桌赌钱的人，只有少数离座起立，
多数是半起半坐，有的略一欠身。”
为了和杨宇霆联络感情，张学良曾命夫人于凤至同杨宇霆的三姨太太结
拜为干姐妹。张学良亲自书写了于凤至的兰谱，还备了一份丰厚的礼物，谁
知送到杨府后，竟然被退了回来，借口是行辈不同。很显然，这是杨宇霆以
前辈自居，是对张学良的公然蔑视。
白崇禧曾经向蒋介石建议，用杨宇霆取代张学良。蒋介石把白崇禧的建
议如实地告诉了张学良，并叫张学良先下手为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坚定了
张学良的决心。
东北“易帜”那天，张学良和各界代表合影，杨宇霆却拒绝参加，挟起
皮包愤愤离去，这一镜头，被当时的新闻记者拍下。这无疑是出张学良的丑，
是对张学良的公然蔑视。
对于杨宇霆该如何处理，张学良是很伤了一番脑筋的。最初，他曾派秘
书处长刘鸣九劝杨宇霆出国考察，遭到了杨的拒绝。在决定用武力解决以前，
他还曾用一块银元作赌，先是许诺连掷三次如银元的袁头都在上面就开杀
戒，结果三次全在上面；接着又许诺若连掷三次有字的全在上面就杀，结果
一连三次袁头向下。
导致这场流血事件的直接原因，是杨宇霆、常荫槐二人强逼张学良签字。
1929年1月10日下午，杨、常二人一起来见张学良，要求成立东北铁
路督办公署，任命常荫槐为督办。他们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便条，要张学良立
刻签字。张被逼无奈，只好借口已到吃晚饭时间，待吃过饭后再作决定，并
留二人吃饭。杨宇霆说已经告诉家人回去吃，表示吃完饭后再来，于是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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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离去。
杨、常走后，张学良立即打电话给警务处长高纪毅，命他火速来府。高
到后，张�